人口爆炸（又稱人口過剩）是指在一定地理區域內人類數量的生態足跡超過了當地環境承載力。從長遠角度來看，人口過剩也可被視為不可再生能源大幅耗盡或環境承載能力降低，無法支持人口數量。

詞彙人口過多討論的是整個人類數量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地球或較小的地理區域，如國家。人口過多可以由出生率增加、死亡率降低、移民湧入、生物群系不可持續或資源枯竭造成。如果某一貧瘠之地難以為生，雖然人數稀少但也可能會人口過多（如荒漠）。支持人口適度的說法常引述生活質量、環境承載力及饑荒風險來反駁持續高人口增長，支持人口下降。科學家認為人口過多、 過度消費和技術應用導致人類對自然環境產生重大影響，使得地球進入新的地質世，即人類世。

在1350年前後的黑死病之後，世界人口就持續增長，但顯著增長還是在近50年，主要原因是醫學進步和農業增產。人口增長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下降。聯合國已經表示對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持續增長表示顧慮。最近的研究顯示這些顧慮是有根據的。2017年4月11日，據美國人口調查局數據，世界人口約為74.97億人據聯合國數據為70多億人。大多數當代估算假定地球現有承載能力在40億到160億之間。無論用那種估算，世界人口過多可能已經或還沒有發生。無論怎樣，近期人口激增造成一些顧慮。世界人口在2040到2050年間預期將會達到80到105億。2011年5月，聯合國將中位數變量預期增加至2050年的93億及2100年的101億。

前三個世紀人口激增讓人們憂慮地球可能養不活現有或未來的居民。1994年，國際科學院組織就人口增長聲明指出許多環境問題，如大氣二氧化碳增多、全球暖化和污染都因人口增加而惡化。其它與人口過多的問題包括對資源需求的增加，如清潔水源和食物、饑荒和營養不良、消耗自然資源（如化石燃料）過快、居住環境破壞。富裕但人口稠密的地區，如大不列顛，不得不依賴進口食物為生。這在世界大戰期間變得嚴峻，雖然發起了「為勝利掘地」的農墾運動和食物配給制，不列顛依然得為保障進口食物渠道安全而戰鬥。然而，許多人認為浪費和過度消耗，特別是富裕國家，在人口過剩相對的環境方面施以重壓。

大多數國家沒有直接的生育率控制政策，但生育率會因教授家庭規劃、增加生育控制和避孕措施而下降。只有中國設立了獨生子女政策。太空移民和其它技術解決方案的提出可能會在未來緩解人口過多問題。

人口過剩的顧慮由來已久。特土良是公元第二世紀迦太基城的居民，當時世界人口約為1.9億人（僅今天的3–4%）。他發現：「我們最常見的觀點（有時是抱怨）是人滿為患。我們的數量是世界的累贅，難以供養.... 真的，瘟疫、饑荒、戰爭和地震是國家的救星，用以修剪人類的繁盛。」在此之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其他人也提出類似議題。

歷史上，雖然出生率高，人口增長通常因戰爭、鼠疫和其它疾病以及高嬰兒死亡率而控制。在工業革命前的750年間，世界人口增長非常緩慢，維持在2.5億以下。

在十九世紀之初，世界人口增到了10億人，托馬斯·馬爾薩斯等知識分子預測可利用資源會跟不上，因為土地有限，無法支持潛力無限的增長。重商主義者認為人口龐大是一筆財富，使得可能的市場更大、軍隊更多。

在十九世紀，馬爾薩斯的努力常常誤解為指責窮人處境，誤認為濟貧從長遠角度講是幫倒忙。這導致，如1834年的《英國濟貧法》以及面對1845至52年間愛爾蘭大饑荒時猶豫不決。

聯合國2004年人口評估報告預期世界人口會在2050年穩定下來，在2300年前會保持平穩。2014年，《科學》發表的研究挑戰了這一預期，認為人口會在下一世紀繼續增長。華盛頓大學統計學和社會學教授艾德里安· 拉夫特里及其中一位研究員稱：「過去20年間的共識是目前世界人口約70億左右，增至90億後平穩或可能下降。我們發現本世紀人口不會平穩有七成可能性。人口似乎不再世界議題上，卻依然極其重要。」近期，聯合國預測到2100年人口可能會增至150億。

“民以食為天，哪僅僅是人呢，幾乎所有的動物都以食為天……人種莊稼，它偷糧食，為的都是活命。”同在一片土地生存，彼此都處於食物鏈之中，爭奪食物，甚至互為食物，在所難免。

不過，在人還沒有成為智人之前，造物主以他的上帝之手，調和並使之趨於平衡。隨著人類智力迅猛發展，人類獵殺動物以獲取更多食物的能力也不斷增強，原始的生態平衡被打破，尤其是人類無節制的捕殺行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當然，這種危機，也只有人類才能意識到。地球生命是一張生命之網，每一個結點的壞死，都將殃及其它結點的生命，人類最終也難以倖免。恢復生態平衡，也只有人類才有能力去完成，這也算是一種救贖，對此，其他動物不必負責。

生命的問題，必須有靈魂與愛的參與，才能得以解決，百萬年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歸因只在糧食！如果說狗、貓、豬、牛等動物是與人類同住在大雜院裏的近鄰，那麼獾、獺、狐、貉，刺蝟、河狸、穿山甲、黃鼠狼等動物，就是人類的遠鄰。既然是遠鄰，保持著相對較遠的距離，那麼為食物而起衝突的機率就會小得多。

獾的食譜裏有鼠、蚯蚓、昆蟲、青蛙、螃蟹，也有植物的根莖、瓜果。平常，獾與人也能相安無事，即使獾偶爾偷食了人種的瓜果，人也不會因此而對其趕盡殺絕。可是在食物匱乏的年代，一場因生存而引發的戰爭就難以避免了。

人畜大戰，驚心動魄。殺獾裹腹，為的是生存，從大自然法則角度來看，萬物生而平等，人的生存權與其他動物的生存權同等重要，弱肉強食，是叢林默認的鐵定法則。韓開春以極冷靜的筆調，敍述了這場戰爭，不置褒貶，因為就其性質而言，與正義無涉。

隨著人類獵殺動物的手段不斷進步，動物的處境每況愈下。自然選擇，讓食物鏈成為一個極為科學的動態平衡系統，每一種動物都會有一種或幾種天敵，造化的巧妙之處就在於此，天敵的作用恰恰能有效地遏制這個動態系統中種群的數量，從而保持地球生命的總體平衡。

高踞食物鏈頂端，狂妄的人類居然將一切動物都納入自己的食譜，人終於成為所有動物的天敵。如果說為活命而獵殺動物，是符合自然法的，可以被認可，就像時莊的男女老少，每人都分到一份豬獾肉。那麼人在獲得最基本的生存之需以後，卻依然殺戮不止，那就不能說他們是文明人。

在另一場人畜大戰中，情形則完全不一樣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黃鼠狼一身的好皮毛，竟然成為人類捕獵它的理由。為謀利而獵殺動物，人類違背了取食於造物主的適度性原則，只有智者才會對未來心懷憂懼。

人類的文明，就是因為有這些追問才有可能得以發生，也只有這種追問，才能讓人類學會讓度自己的一些利益。當然，這種讓度應該不帶任何附加條件。孟子所宣導的“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理論，其背後目的則在於要得到更多魚鱉為食。

這與康得的“動物是工具，人是目的”論如出一轍，雖然康得反對虐殺動物。但孟子與康得們最終還是不肯讓度人類因智慧而得來的額外權力。因此，在這一層面上，孟子也好，康得也好，離真正的文明還差一大步。美國新環境理論的創始者利奧波德認為：“真正的文明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植物、土壤互為依存的合作狀態。”

任何帶有情感的動物，我們都應該在情感角度將其視作同類。綜觀人類與動物關係發展史，一言以蔽之，無情而已，特別是近現代，越來越無情。 

也許會經過多少億年、也許會有多少萬代生了又死，但是無情的會逐漸地來到這樣的時期，那時，日益衰竭的太陽熱將不再能融化從兩極逐漸逼近的冰，那時，人們會越來越多地聚集在赤道周圍，但最後就是在那裏，也難以找到維持生存的熱，那時有機生命的最後痕跡也將逐漸消失。

不論還有多少百萬個太陽和地球產生和滅亡，不論要經歷多長時間，然後具有能思維的腦子的動物才從它們中間發展出來，在一個短時期內找到他們生存的空間，然後又殘酷地被消滅掉。

我們還是確信，物質在它的一切變化中，永遠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個屬性，都永遠不會消滅，因此，它雖然在某一時刻，一定會以鐵的必然性，毀滅自己在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維著的精神。而在另外某一個地方和某個時候，它一定又以同樣的，鐵的必然性把它重新產生出來！

思維著的精神，是思維而不是盲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無論怎樣摧殘和毀滅，它們最後還是會重新產生出來！我們應該努力使我們成為一個能夠思維、允許思維和善於思維的民族，只有這樣，我們這個民族才有希望。

現在我們只能這樣看世界，誰也糊弄不了這不變的信念，在歷史的波峰大起大落，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悲歡濃縮至一生，這是有著一顆金子般的心。

為了讓糧食增產，美國曾立法推動全民“找屎”，太平洋中的一個“糞島”後來成了軍事要地！

在茫茫的太平洋上有一個小島，距離美洲和亞洲的距離差不多，被稱為“中途島”。就島本身而言，它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它的成名，是因為二戰中美國和日本在那裏打了一仗，就是著名的“中途島戰役”。

在南美西岸的海洋中存在著許多海島，上面有許多海鳥與蝙蝠。千百年來，這些海島上沉積了厚厚的鳥糞，有的地方甚至有幾十米。人們發現，這些鳥糞中含有豐富的硝酸銨，肥效是普通糞肥的幾十倍。於是，這些鳥糞就成為了主要的農用物資。在1850年代，英國進口的鳥糞最多的時候達到了每年20萬噸，而美國平均也超過了7萬噸。

但是，這些鳥糞是經過了千百年的積累才有那麼多的。在人類的瘋狂開採面前，它們實質上是“不可再生資源”。這些島上的尿肥，也就逐漸枯竭。

1856年，美國政府通過了一個《鳥糞海島法案》。這根據這個法案，任何美國人、在任何地方發現的鳥糞島嶼，只要該島無人居住、也不歸屬任何政府，就可以佔有並且進行開採，而政府將會為這種佔有和開採提供保護。於是，“找屎”成了當時的“創業風口”，無數企業家在太平洋裏瘋狂尋找有鳥糞的荒島。據記載，大約有100個“糞島”依據這個法案成為了美國的領地。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早低見牛羊。”《敕勒歌》裏描寫的蒙古大草原，令人心馳神往，也確實在漫長的歷史上支撐了很多草原遊牧民族的生存與生活。今天的內蒙古大草原已經大大退化，很多地方產生了沙漠化的跡象，甚至通過風的傳播對華北平原的生態都造成了影響。

內蒙古的沙漠化，原因有很多。人口密集造成的過度放牧、耕地開發、礦業開採等都要承擔一定的責任。而簡單地種植單一植被，也遠遠無法解決沙漠化的問題。

今天的內蒙古有著眾多的沙地和沙漠，連片的草原已經不太多見了。這樣的生態環境，讓當地人苦不堪言。在這些沙漠的周邊，沙漠化仍然有繼續擴大的跡象，當地的畜牧業發展基本已經陷入停滯。沒有人知道這種生態惡化的現象，會在哪一天終結。

在內蒙古草原早期的文明歷史上，也已經出現了諸如“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的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等到了蒙古帝國崛起的時候，官方的宣傳口徑甚至已經達到了“控弦百萬”之多。

遊牧經濟的土地單位產出本來就不高，而且還會因為氣候和地理的影響具有很大的脆弱性，能夠供養這麼多值得吹噓的軍隊，當時草原的生命力自然不容小覷。

但熟悉中國歷史就會知道，今天的內蒙古所在的地區，在古代被稱為漠南，是一片不折不扣的草原牧場。由於和中央王朝的漢族之間隔著一道綿長雄偉的陰山，漠南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沒有被漢化，保留了大量屬於自己的文化和戰爭方式。雙方經常會隔著陰山對望，並且在實力消長期互相攻伐。

美國紐約的拉蒙特—多爾提地球科學研究所曾與蒙古國立大學合作，分析了蒙古中西部山脈中的紅松標本，發現蒙古曾經有過一段異常的溫暖期，而這個暖期正好和成吉思汗南下的時間相匹配。

這其實很好理解，氣溫升高意味著空氣中的飽和蒸汽壓下降，空氣無法攜帶充足的水分，也就會導致草原的退化，乃至沙漠化。草原上活不下去，就只能試圖向外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了。

人類對此能夠做的其實很有限，最多也就是限制放牧的規模，讓草原植被的自然生長能夠跟上人類消耗的速度。可自然的偉力並不是人類能夠輕易抗爭的。

異常的熱流是草原退化的一種原因，雪災也可能是。漢武帝與匈奴的爭奪進入白熱化階段時，也就是李廣利遠征大宛的那一年，蒙古高原上經歷了一次罕見的雪災，直接斷了匈奴人的補給。饑餓的牛羊只能把剩下的草根都吃了勉強充饑。而這又導致了來年的草場退化，匈奴經濟進入了惡性循環。這才讓戰爭的天平快速向中央王朝傾斜。

所以可以看到，在生態環境脆弱的內蒙古高原上，沙進草退的事情是歷史上的常態。只是，這種過程從未像今天一樣明顯和難以逆轉。

從生態學上來看，人類主導的遊牧經濟體系其實是在模仿自然界的動植物之間的互動。食草動物在吃完了一片地區的草以後，會自動前往下一個水草豐美的地區進食、繁衍。由於移動並找到新的草場比刨出草根吃要輕鬆，而草根也會在來年為動物提供新的食物。除非萬不得已，牛羊是不會把草斬盡殺絕的。

但如果人類對草原的承載力出現誤判，圈養了過多動物或者始終在某一個地方集中放牧，那就會造成饑餓的動物吃掉了過多草場上的草，最終導致草場無法自行再生，沙漠在這個時候就會趁虛而入，永久地把植物的生存空間擠佔掉。

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轄區為例，新中國建立之後，人口翻了3.5倍，牲畜數量翻了11倍，其實早就超出了草原能夠承載的數量。從90年代開始，為了保護草原生態，國家又出臺了禁牧令，禁止了牧民逐水草放牧。

這雖然保住了所剩不多的空餘草原，卻把那些可以用於放牧的草原給毀了。動物年復一年地吃同一片草原上的牧草，已經到了吃草除根的地步，加速了沙漠化的趨勢。

那如果不放牧，而是把草原改造成耕地又會怎麼樣呢？呼倫貝爾大草原的退化似乎又給我們上了一課。

從上世紀末開始，人們在呼倫貝爾草原上開闢了大量耕地，試圖通過農業種植的方式改善草原的生產力，改良當地的經濟結構。這個運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明顯高估了草原的農業承載能力。

呼倫貝爾為代表的內蒙東部草原，位於半濕潤草甸草原，看上去比中西部的半乾旱乃至乾旱草原要適合做耕地一些。但當地的地下土質主要是沙土，和南方濕潤的爛泥地根本無法相比。用來種糧食，很快就會被榨幹養分和地下水，從第三年開始就可能連種子都收不回來了。而由於供應植物生長的營養物質不足，退耕之後這裏也長不出草，沙漠就很快入侵了。

礦業開發對草原的兩件原罪分別是地表植被破壞和斷水。在開挖地下礦產的過程中，人類免不了要挖開表面的土層和植被。

曾被央媒重點曝光過的內蒙古霍林河露天煤業公司，就在霍林郭勒用幾十年時間挖掉了86平方公里的草原，相當於一座中型城市。如果這些礦坑只是簡單回填而沒有進行生態修復治理的話，指望草株自然生長到原來的水準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礦底本身就是巨大的污染源。

另一方面，由於礦產開發需要大量的水沖洗礦壁和產品，草原上的河流往往會被無節制地用到斷流。昔日滋養呼倫貝爾的七條大河，如今都已經時斷時續的了。草生命力再強，沒有水也會快速枯竭，給沙地留下充足的擴張空間。

這還是在情況相對良好的東蒙草原上，要是我們把目光投向西蒙的乾旱地區，那情況就更不容樂觀了。

西蒙的沙漠和沙地形成時間更早、規模也更大，沙漠化的程度也已經相當深了。不要以為遠在西部邊疆，這些地區對內地就沒有什麼影響。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京津沙塵暴的沙源除了內蒙古東部的蘇尼特盆地或渾善達克沙地中西部、甚至還包括阿拉善盟中蒙邊境地區的巴丹吉林沙漠和新疆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與庫爾班通古特沙漠。

隔著1500公里都無法保護京津免受西部沙漠的影響，還有什麼能呢？

對於前文述及的西蒙巴丹吉林沙漠來說，事先防治已經沒有價值了，人類必須主動出擊，通過綠色種植的方式直接和沙漠宣戰。植樹造林和模擬生態會是很好的第一步，隨之才能逐漸吸引自然生物的到來，搶回被沙漠霸佔的地盤。

不過植樹造林的思路雖好，實際實施起來卻有很多問題。比如早期與沙漠的抗爭中，人們喜歡按固定間隔種植同一樹種。這樣種出來的樹林整齊劃一、養護方便，在短期內確實有沙漠已經得到治理的錯覺。但長期來看，這樣種樹卻可能會導致致命的後果。

同一樹種所需要的養分是一樣的，枯枝敗葉能分解出來的營養物質也一樣，還會因為同一種疾病而死亡。只要這些微妙條件中的一個發生變化，樹林就會成片成片地死去，把治沙工程一夜打回解放前。通過種植物拯救沙漠化是可行的，關鍵在於設計得當的複合森林。

胡楊林是一種防沙的好樹。在這樣的荒漠地區，只要有一點點水，就能支撐胡楊林的生長。這種樹不僅耐寒、耐熱、 耐鹼、耐澇、耐乾旱，枝繁葉茂地還能抗禦風沙。當然，還要配合種植榆樹、沙棗、花棒等本地樹種，讓種植地區的生態系統能夠活起來。人工培育幾年穩固住局面，隨著其他植物和動物的到來，這裏就能永久地將沙漠化擋在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