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改革的呼籲】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聯合國2018年9月26日電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第73屆聯合國大會上呼籲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他表示，世界上不只五個國家。

埃爾多安表示，“安理會為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利益服務，但卻忽視其他地方人民的利益……我們強調，聯合國需要改革，首先是安理會。世界不只五個國家。”

他補充道，“世界已經不是二戰後的模樣。”

土耳其領導人稱，“為什麼194個國家不能在聯合國安理會內？為什麼按照輪換原則他們不能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

安全理事會的職責是維護國家之間的和平與安全。聯合國的其他主要機構只有對會員國提出「建議」的權利，而安理會則有權提出具有強制性的決議，在憲章第二十五條規定下，會員國必須接受並履行。

安理會由15個會員國組成，其中包括5個常任理事國—中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以及10個非常任理事國。其中五個常任理事國對於聯合國決議具有否決權，因此常任理事國能夠阻止一項決議的通過，但無法阻止討論。十個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兩年，根據地域分配原則由大會從成員國中選出。安理會的主席每個月根據英文字母順序進行輪換。

和平與安全

2018 年 9 月 25 日巴西總統蜜雪兒·特梅爾（Michel Temer）今天在聯大第73屆會議一般性辯論上發言指出，孤立主義、不容忍、單邊主義是國際秩序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巴西正在逐一對此進行回應。

特梅爾表示，巴西通過更開放、更整合的方式應對孤立主義。巴西認為，拉丁美洲共同的命運依賴於國際貿易和資金流，持續接觸新思想和技術。

他說，巴西正在努力深化區域融合機制。強化與太平洋國家和整個美洲地區、亞洲和非洲的紐帶，與各國進行貿易談判，讓拉丁美洲更團結。巴西在20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峰會的參與也取得了成果。

特梅爾說：“孤立主義可能會帶給一個國家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保護主義可能聽上去更具生產力。但我們通過開放和整合才能讓所有人實現和諧、增長和繁榮。”

特梅爾在講話中指出，巴西通過對話和聲援的方式應對不容忍。巴西一直在努力保護民主和人權。對話和聲援也是《全球移民契約》的源頭和長久和平的基石。

他說，“我們正在經歷大規模的移民浪潮。100多萬委內瑞拉人已經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離開自己的國家……巴西與難民署合作為成千上萬的委內瑞拉難民提供了避難所，為他們提供重新安置、教育、醫療等服務。但如果委內瑞拉能夠以最好的方式發展，這一移民危機的解救方案將更加明瞭。” 特梅爾指出，去年，巴西通過了新的移民法，不僅為移民提供保護，還認可了他們所帶來的益處。

特梅爾表示，巴西還通過外交和多邊的方式應對單邊主義帶來的挑戰。他說：“我們相信，共同的挑戰需要共同、協調的回應。”因此，聯合國這一多邊機構應更加強大、合理、有效，聯合國改革十分重要。特梅爾強調，國際社會幾十年來建立的多邊貿易體系是歷史性成就，我們必須尊重並擴大這一體系。

此外，特梅爾還談及了巴西對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比如全面參與到國際社會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進程以及在減少森林砍伐方面取得的成果。他還談到了巴以和平、敘利亞衝突和朝鮮半島無核化等問題。

 

聯合國秘書長呼籲維持和平、保護平民 建設符合未來需求的維和行動

2018 年 9 月 25 日

和平與安全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今天在聯大第73屆會議期間主持“維持和平行動”高級別會議，紀念聯合國維和行動開展70周年。古特雷斯號召與會各方，通過實施“維持和平行動倡議”，鞏固維和行動推動衝突政治解決和保護平民的兩大核心職責，使維和行動更加符合未來世界的需求。

在會議開始前，古特雷斯與全體與會人員共同為在歷次維和行動中犧牲的維和人員默哀。古特雷斯表示，他在今年三月所提出的“維持和平行動倡議”，正是為了加強維和人員的安全保障，減少傷亡。

古特雷斯指出，目前，“對於維和行動的期待大大超過了維和人員所擁有的資源”。為了縮小兩者之間的差距，維持和平行動倡議強調重新調整維和行動的任務要求，提出更加現實的預期目標，改善維和部隊的戰鬥力和安全保障，同時動員政治支持，提升維和部隊的裝備和訓練水準。

古特雷斯表示，目前，維持和平行動倡議已經在第一線得到執行，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聯合國對各支維和行動開展了獨立的審查，明確需要改進的方面。維和行動比以往更加積極主動，加強了安全、領導和問責制，並著力解決部隊運轉中的不足。與此同時，在訓練和裝備方面，採取包括協同合作、共同派遣在內的創新措施，加強女性在維和行動中的作用，並更加快速有效地應對性剝削和性虐待問題，為受害者提供支援，將責任人繩之以法。但古特雷斯同時指出，鑒於維和部隊所面臨的高風險環境，各方仍需保持警惕。

古特雷斯表示，維和行動的作用遠不僅僅是維持和平。“藍盔部隊”保護著數百萬流離失所的百姓，為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的運送提供支援，更“傳達出強有力的資訊：國際社會將與最為脆弱的百姓站在一起”。他在馬裏、中非共和國和烏干達的南蘇丹難民中間，都曾親眼目睹維和部隊所取得的積極成果。

古特雷斯強調，維持和平行動倡議，旨在加強維和行動的兩大核心任務。“首先，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推動政治解決方案”，派遣維和部隊是為了創造政治解決衝突的條件，因此，“維和部隊與東道國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過去70年間，維和行動在東帝汶、柬埔寨、安哥拉、克羅地亞和塞拉里昂等國成功完成任務，全部撤離。近期，象牙海岸和利比理亞的維和行動也圓滿結束，古特雷斯對此表示欣慰。

其次，保護平民是維和人員的基本職責。古特雷斯強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維和行動未能履行這一職責時所造成的悲劇性後果”。古特雷斯表示，不久前逝世的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始終致力於不讓盧旺達和斯雷佈雷尼察的屠殺慘案重演，“我希望能夠接過他的火炬”。

此外，古特雷斯指出，與區域和次區域組織開展合作，在實現維和目標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非洲的維和行動，以及與非洲聯盟共同派遣的維和行動，在反對恐怖主義方面均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古特雷斯向為聯合國提供維和部隊、維和員警及維和經費的所有各國，以及維和行動的東道國表示感謝，並號召與會各方，在聯合國派出第一批維和人員的70年之後，共同努力實施維和行動倡議，“讓維和行動更加適應未來世界的需求”。

 

聯大一般性辯論：聯合國秘書長呼籲世界消除割裂 踐行多邊主義 共同實現美好未來

2018 年 9 月 25 日

聯合國事務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今天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中發表講話指出，我們的世界正遭受著“信任缺失症”的嚴重困擾。人們感到不安和不安全。信任正處於一種崩潰的邊緣:對國家機構的信任、國家間的信任、對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的信任危在旦夕。 

他指出，幾十年來，我們為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聯合國，我們聚集在一起，建立機構、規範和規則，以促進共同利益。我們提高了數百萬人的生活水準，在動盪不安的土地上締造了和平，並且事實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這些都不應當被視為理所當然。

古特雷斯表示，今天，世界秩序正變得越來越混亂，權力關係變得越來越模糊，普世價值正在遭到侵蝕，民主原則正受到圍攻，法治正在遭到破壞。

他指出，我們面臨一系列的悖論。世界聯繫越來越緊密，但社會卻變得越來越相互割裂。挑戰在不斷向外延伸，而許多人卻在變得越發閉關自守。多邊主義恰恰在我們最需要它的時候受到攻擊。

古特雷斯強調，每一個領導人均有責任增進其人民的福祉，但這裏存在更深的含義。作為共同利益的守護者，我們也有責任促進和支持一個經過改革、振興和加強的多邊體系。我們需要重新致力於建立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以聯合國為中心，並通過不同的機構和條約使《聯合國憲章》得以落實。只有採取集體和符合常識的行動，促進共同利益，我們才能前進。

他表示，今年是《世界人權宣言》誕生70周年，但人權議程正在失去市場，威權主義正在抬頭。

他指出，必須警惕自我應驗的預言。那些以鄰為壑人可能會在沒有威脅的地方創造威脅。那些對正常移民關閉邊境的人只會助長販運者的虐行。那些在反恐鬥爭中忽視人權的人往往會幫助培育他們試圖消除的極端主義。

他強調，我們前行的腳步需要建立在事實而不是恐懼，理性而不是幻想的基礎之上。

古特雷斯表示，儘管我們的世界處在混亂和茫然之中，但我仍看到希望之風在吹遍全球。

他指出，我們的未來取決於團結。我們必須修復失去的信任。我們必須重振我們的多邊主義項目。我們必須維護所有人的尊嚴。

氣候變化

古特雷斯表示，氣候變化的速度比我們採取行動的速度更快——它的速度已經在全世界引發了一種振聾發聵的危機呼叫。

新技術

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慧、區塊鏈和生物技術等迅速發展的領域存在著強有力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潛力。但是其中也存在著風險和極大的危險。技術正被恐怖分子濫用，並被用於性剝削和性虐待。有組織犯罪網路潛伏在暗網之中，通過加密和近乎匿名的秘密貨幣支付來人口販賣和非法貨物的交易。

他指出，網路空間的惡意行為——如散步虛假資訊的攻勢——正在分化社區，削弱國家間的信任。

他表示，越來越多的人從新聞或社交媒體獲取資訊，這些資訊與他們的觀點產生共鳴，強化了部族意識，並向人們保證他們是對的，而另一方是錯的。

他強調，將人工智慧用於武器的研發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讓機器擁有奪取人類生命的決定權這一前景在道德上是令人憎惡的。

有關聯合國工作重點和主張，請參閱秘書長關於聯合國工作的報告。

 

            〈秘書長關於聯合國工作的報告〉

加強聯合國

我在本報告中強調，《憲章》所載的聯合國宗旨和原則，今天與1945年一樣有效並且切合實際，現在是將其付諸實施的寶貴良機。但是，雖然宗旨應當堅定，原則應當永恆，但是實際做法和體制必須與時俱進。要使聯合國成為對會員國、對世界各國人民有用的機構，能夠應對上文第二至第四節所述的挑戰，就必須根據21世紀的需要和環境而全面調整。它不僅要對各國開放，還要對民間社會開放，因為各國和國際的民間組織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聯合國的力量源泉應當是它包容廣泛的夥伴關係，有能力在所有問題上使這些夥伴形成切實有效的變革聯盟，為追求大自由而採取必要的行動。

聯合國這個組織顯然是另一個時代建立起來的。同樣我們現在的工作方法也並非都適應今天的需要。所以，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千年宣言》中承認，必須加強聯合國，使它在進行優先工作時，是一個更具實效的機構。

自從我1997年就任秘書長以來，我的一項主要優先工作就是改革聯合國的內部結構與文化，使本組織對各會員國和世界各國人民更有用。我們已經取得不少成績。今天聯合國的結構比較精簡，工作方法比較有實效，各種方案獲得較好的協調，在許多領域同民間組織和私營部門建立了工作夥伴關係。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千年發展目標是整個聯合國系統的共同政策框架，甚至是整個國際發展界的共同政策框架。今天聯合國維持和平特派團的設計比過去好得多，對防止戰事復發和奠定長期和平基礎的許多不同任務，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我們還同各種各樣的非國家行為者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它們對全球的安全、繁榮、自由可以作出重大貢獻。

但是還需要更多的改革。現在的情況是，聯合國系統各機構治理結構不同，任務規定重複，而任務規定反映過去而不是當前的優先需要，這一切削弱了我們的效力。必須賦予主管實際權力，使他們能夠把聯合國的工作同會員國核可的目標完全吻合。我希望，這些目標就是在本報告中簡述的目標。我們還需要使秘書處更專業化，讓工作人員和管理層更嚴格地對他們的工作業績負責。我們也必須確保聯合國在各國的代表和工作以及在整個聯合國系統內的工作，特別是在經濟社會領域的工作，更具協調性。

但是，改革要產生實效，就不能限於行政部門。現在應該讓聯合國的政府間機構也煥發新的生機。

大會

《千年宣言》重申大會是聯合國的主要議事、決策和代表機構，具有核心地位。特別是大會有權審議和通過預算，並且選舉其他議事機構的成員，包括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因此，會員國對大會威望降低和對聯合國工作的貢獻減少，當然很關切。大會威望下降的現象必須扭轉，但是只有在大會更具實效時，威望才能恢復。

近年來大會以協商一致方式通過的決議不斷增加。如果這說明會員國真正團結一致對付全球挑戰，本來是一個好現象。遺憾的是，協商一致（往往解釋為需要全體贊成）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目的。首先是在各區域集團，然後在全體會議中爭取達成協商一致。這不是調和會員國利益的有效辦法，而使大會流於空泛，放棄了採取行動的一切認真努力。即使有真正的辯論，也往往針對程式問題而不針對實質問題，很多所謂決定只是反映各種迥然不同意見之間最低程度的共同點。

會員國多年來都認為，大會需要精簡程式和結構，以便改進議事程式並提高實效。已經採取了許多微小的步驟。現在，各種會員國已經提出使大會“恢復活力”的新建議。大會現在應當採取果敢措施，使其工作合理化，加快議事過程，精簡議程和委員會結構、簡化進行全會辯論和請求提出報告的程式，並加強大會主席的作用和權力。

大會現在討論的議程很廣泛，內容包羅萬象，但是問題往往重複。應當將重點放在大會的實質性議程上，集中處理當今的重大實質性問題，如國際移徙和辯論已久的關於恐怖主義的全面公約。

大會還應當同民間社會更積極地來往，這反映民間社會十年來迅速增加與聯合國的互動，現在已經參加聯合國大多數工作。的確，只有民間社會與各國政府充分互動，聯合國的目標才能達到。聯合國與民間社會關係問題知名人士小組是我在2003年任命的。小組為改進我們同民間組織的工作提出了許多有用的建議。我已經把小組的報告（A/58/817和Corr.1）連同我的意見推薦給大會。大會應當就這些建議採取行動，建立機制，以便大會有計劃地同民間社會密切互動。

大會還需要審查其委員會結構、各委員會發揮職能的方式、對委員會的監督，以及委員會的產出。大會需要有一個機制，檢查下屬各委員會的決定，以避免過多地給聯合國提出資金無法到位的任務規定，避免讓目前對預算和對秘書處內員額分配微觀管理的問題繼續下去。如果大會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就不會具備為會員國切實服務所必需的重點和靈活性。

應當明確指出，除非會員國最高層面認真重視大會，並且責令其代表參與辯論，以期切實取得積極結果，否則上述任何一點都無法做到。如果他們做不到，大會的績效會繼續令他們失望，對此，他們不應該感到奇怪。

各理事會

聯合國創始人給聯合國創設了三個理事會，每一個理事會在各自領域負主要責任：安全理事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託管理事會。多年來，三者的責任分工，越來越不平衡：安全理事會的權威越來越重，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各常任理事國目標更加統一，但是安理會的權威受到質疑，因為它的成員組成已經過時，代表性不足；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往往落到全球經濟和社會治理的邊緣地位；託管理事會已經成功完成職能，現在純粹是有名無實。

我認為，我們需要恢復平衡，三個理事會分別負責：(a) 國際和平與安全；(b) 經濟和社會問題；(c) 人權，提倡人權歷來是聯合國的宗旨之一，但是現在顯然需要更有實效的運作機構。這三個理事會的任務應當是推動審議會員國首腦會議和其他會議提出的議程，並且應當成為可以適當討論安全、發展、公正問題的全球論壇。前兩個理事會已經存在，但是需要加強。第三個論壇需要徹底革新，目前的人權機制需升格。

安全理事會

所有會員國依照《聯合國憲章》，都承認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並且同意遵守安理會的決定。因此，安理會必須有能力履行責任，其決定應當得到全世界尊重，這不僅對聯合國而且對全世界都至關重要。

在《千年宣言》中，所有國家決心加緊努力，“全面改革安全理事會的所有方面”（見大會第55/2號決議，第30段）。這反映了大多數國家久已有之的看法，那就是：安理會的成員組成必須改變，使它更廣泛地代表整個國際社會，並反映當今地緣政治的現實，使之在世人的眼裏更具合法性。安理會的工作方法也需要改革，使它更有效率，更有透明度。安理會不但必須更具代表性，並且要在需要採取行動的時候更有能力、也更願意採取行動。兼顧這兩個必要條件，是任何改革建議必須通過的嚴峻考驗。

兩年前我宣佈，我認為，不改革安全理事會，聯合國的任何改革都不會徹底。我仍這樣認為。安全理事會必須廣泛地反映當今世界實力的現實。所以，我贊成威脅、挑戰和改革問題高級別小組報告（A/59/565）中關於安全理事會改革所提出的立場：

(a) 改革應遵循《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三條，讓那些在財務、軍事和外交方面,具體而言，在聯合國分攤預算的繳款、參加已獲授權和平行動、贊助聯合國在安全和發展領域開展的自願活動和支援聯合國的目標和任務規定的外交活動等方面對聯合國貢獻最大的國家，更多地參與決策。對發達國家來說，實現把國產總值的0.7％用作官方發展援助的商定目標或在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應是這種貢獻的一個重要標準；

(b) 改革應讓更能代表廣大會員國、特別是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參加決策進程；

(c) 改革不應損害安全理事會的效力；

(d) 改革應加強安理會的民主性和責任性。

我敦促會員國考慮報告中建議的兩個選擇：方案A和方案B（見方框5），會員國應議定在2005年9月首腦會議前就這個重要問題作出決定。會員國最好能以協商一致方式作出這項至關重要的決定。但如果會員國無法達成協商一致意見，這種局面絕不能成為推遲行動的藉口。

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聯合國憲章》賦予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各種重要職能，包括協調、政策審查和政策對話。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理事會的多數職能看來比任何時候都至關重要。1990年代各次首腦會議和大型會議已經產生全球化時代的聯合國發展議程。聯合國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在這個領域制訂並執行協調一致的政策。一般認為，經社理事會的職能最適合應對這些挑戰，但理事會迄今尚未在這些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1945年，《憲章》制訂者沒有賦予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執行權力。他們前一年在佈雷頓森林商定創設強大的國際金融機構，並期望除了各專門機構外，設立一個世界貿易組織，作為補充。所以他們顯然有意分散國際經濟決策權。但是，這恰恰使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可以發揮的協調者、召集者、政策對話論壇、共識促成者的作用更為重要。它是《憲章》明確授權協調專門機構工作並同非政府組織協商的唯一聯合國機構。一系列職能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在經社理事會主持下開展工作，而這些委員會日益注重實現發展目標。

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近年已經在對這些優勢善加利用，例如通過每年同貿易和金融機構舉行高級別特別會議牽線搭橋，並設立了一個獨特的資訊和通信技術工作隊。經社理事會還建立國別小組，有助於將安全與發展問題掛鈎。

這些舉措已有助於加強各種行動者之間的統籌協調，但是存在的差距仍顯而易見。

第一，越來越需要將各次世界會議和首腦會議所產生的聯合國發展議程加以整合、協調，並審查其執行情況。為此，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應舉行年度部長級會議，評估實現議定發展目標特別是千年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這些評估可以用成員國的同儕進度審查報告為基礎，並得到聯合國各機構和區域委員會的支助。

第二，需要審查國際發展合作的趨勢，增進不同行動者發展活動間的協調性，加強聯合國系統規範工作和業務工作之間的聯繫。為彌補這一空白，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應充當高級別發展合作論壇。論壇可由理事會高級別部分轉變而成，每兩年舉行一次會議。

第三，每當出現經濟上、社會上的挑戰、威脅和危機時，必須隨時予以處理。為此，經社理事會應視必要及時舉行會議，評估對發展的威脅，如饑荒、流行病和嚴重自然災害，並推動以協調一致的方式應付這些威脅。

第四，有必要系統地監測並處理衝突的經濟和社會層面問題。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通過設立國別特設諮詢小組，設法承擔這項必要工作。但是，鑒於長期恢復、重建、和解工作規模之大，難度之高，臨時安排是不夠的。經社理事會應與擬議的建設和平委員會合作，將理事會的衝突後管理工作正規化。理事會還應加強同安全理事會的聯繫，以促進結構性預防工作。

最後，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規範制訂和戰略決策作用，顯然不同於各種國際機構理事會的管理和決策作用。我希望經社理事會開始發揮領導作用，推動訂立一項全球發展議程，以便對聯合國全系統這個領域各類政府間機構的工作提供指導。

要執行上述所有建議，就要求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有一個發揮職能所需的新的、更靈活的結構，而未必受目前各“部分”和“實質性會議”年度會議日曆的限制。此外，經社理事會需要一個有實效、有效率、有代表性的政府間機制，以便與金融和貿易領域各機構的對口部門互動。為達到這一目的，有兩個方式：或擴大主席團，或建立各區域得到均衡代表的執行委員會。

擬議的人權理事會

人權委員會已經為國際社會訂立了具有普遍性的人權框架，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兩項國際盟約21 和其他核心人權條約。委員會年會提請公眾注意人權問題和有關辯論，提供一個擬訂聯合國人權政策的論壇，並建立了一套獨特的獨立專家制度，以及按專題和國別觀察和分析尊重人權情況的特別程式。委員會同數以百計的民間社會組織密切互動，有機會同民間社會合作，而這種機會是其他任何機構所不具備的。

然而，委員會執行任務的能力，卻因信譽和專業精神低落而日益受到影響。特別是，各國競相成為成員國，目的不是加強人權，而是保護本國免遭批評，或者批評他國。結果，委員會“信譽赤字”擴大，給整個聯合國系統的名譽蒙上陰影。

如果聯合國想滿足全球各地人們的期望，甚至說聯合國要象對待安全和發展問題那樣認真對待人權問題，那麼會員國就應當同意將人權委員會改成一個規模較小的常設人權理事會。會員國必須決定，是讓人權委員會成為聯合國的一個主要機構，還是成為大會的一個附屬機構。不論成為哪一種機構，其成員由大會出席並參加表決的會員三分之二多數直接選舉產生。創建這個理事會將賦予人權問題更崇高的地位，符合人權在《憲章》內所占的首要位置。會員國應當就該理事會成員的組成和任期作出決定。當選的理事會成員應承諾遵守最高的人權標準。

秘書處

一個能力強、效力高的秘書處對於聯合國的工作必不可少。由於本組織的需要已發生變化，秘書處也必須有變化。這就是為什麼我在1997年啟動了秘書處結構改革一攬子計畫，2002年接著又實行了一套管理和技術性改進措施，目的是使本組織的工作方案重點更明確，規劃和預算編制制度更簡單，並使秘書處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

我感到高興的是，大會給予這些變革措施廣泛的支持。我相信這些措施提高了我們不負眾望完成工作的能力。由於改變了預算編制、採購、人力資源管理以及支持維持和平特派團的方式，我們現在以嶄新方式開展業務。但這些改革還不夠。如果聯合國想真正有效，秘書處就必須徹底轉變。

有權作出決定的機關，主要是大會和安全理事會，在指派任務給秘書處時，必須注意提供完成任務所需的充足資源。另一方面，必須加強管理層的問責制，加強政府間機構監督管理層的能力。聯合國須滿足世界各地迅速變化的業務需要。要管理這樣一個組織，秘書長及其管理人員，必須獲得所需的酌處權、手段、權力和專家協助。同樣，會員國必須有必要的監督工具，使秘書長真正對自己的戰略和所發揮的領導作用負責。

會員國在確保更新本組織的任務方面也要發揮中心作用。我因此請大會審查所有已執行五年以上的任務授權，以確定是否仍然真正需要有關活動，或者是否可根據新出現的挑戰重新分配已撥給這些活動的資源。

今天的聯合國工作人員必須：(a) 適應21世紀新的實質性挑戰；(b) 具有管理複雜的全球性業務的實力；(c) 承擔責任。

首先，我正在採取措施調整秘書處的結構，使之符合本報告列明的優先事項。這將需要設立一個建設和平支助廳，加強對調解（我的斡旋職能）和對民主與法治的支持。此外，我打算任命一名秘書長科學顧問，負責就政策事項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科學諮詢意見，以調動聯合國系統內以及更廣泛的科技和學術界的科技專門人材。

在新領域內取得真正進展，需要具備足以迎接新挑戰的技能和經驗工作人員，也需要加倍努力，保證達到《憲章》第一零一條第三項規定的“效率、才幹及忠誠之最高標準”，以及“在徵聘辦事人員時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而且我們今天必須加上一條，即確保男女工作人員之間的合理平衡。儘管現有的工作人員必須有合理的機會在本組織內發展，但我們不能繼續依賴同樣一批工作人員來滿足我們所有的新需要。我因此請求大會授權和提供資源，實行一次工作人員有償離職方案，以便補充新血，調整工作人員，滿足當前的需要。

第二，秘書處必須具備完成任務的實力。高級別小組建議我再任命一名常務副秘書長，以改善和平與安全問題的決策過程。但我決定設立一個內閣式決策機制（行政權力大於目前的高級管理小組），以改善政策和管理。該機制將由一個小規模的內閣秘書處提供支援，確保決策工作的前期準備和後續安排。通過該機制，我希望能夠確保決策過程更明確、更有秩並且更加負責。這一機制本身不足以確保對這樣一個複雜組織在全世界的業務進行有效管理，但應該起到促進作用。秘書長作為聯合國的行政首長，必須擁有更大的管理權和靈活性，需要有能力視需要調整人員編制，而不受到不必要的制約。我們的行政系統需要徹底現代化。因此，我請會員國與我一道對現行預算和人力資源規則進行全面第三，我們必須繼續提高秘書處的透明度和加強問責制。大會規定會員國可以要求查閱內部審計報告，從而向更高的透明度邁出了重要一步。我正在研究是否有其他種類的資料可循例提供給會員國。我正在成立一個管理業績委員會，確保高級官員對本人的行動以及本單位取得的成績負責。另外還在進行其他一些內部改進，其目的是把我們的管理制度和人力資源政策與其他全球性公共和商業組織的最佳做法接軌。為了進一步改進問責制和監督，我已經提議大會授權全面審查內部監督事務廳，以期加強該廳的獨立性和職權、專門技術和能力。我希望大會迅速就這一提議採取行動。

全系統的協調性

除秘書處外，聯合國系統的各基金、方案和專門機構在處理各種全球問題方面有著獨特的專長和豐富的資源。聯合國本身是這樣，聯合國系統的其他機構也是這樣。各組織都必須對各自的理事機構和服務物件承擔明確責任。

令人欣喜的是，隨著需求的不斷增加，幾十年來聯合國系統的成員以及活動範圍和規模日益擴大。但是，由此引起的一個副作用是，系統內部各機構的任務和行動常常嚴重重疊，而且必要的資金嚴重短缺。

為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我在任期內進行了兩次重大改革。我首先在1997年題為“革新聯合國：改革方案”的報告（A/51/950）中提出了若干措施，而且特別成立了執行委員會，以加強秘書處的領導能力，並加強對人道主義和發展領域的協調。其後，我在2002年題為“加強聯合國：進一步改革綱領”的報告（A/57/387和Corr.1）中就改進聯合國在國家一級的工作提出了更加直接的新舉措，特別提出要加強駐地協調員系統。我向特別代表進一步下放了權力，並建立了綜合和平行動系統。

這兩項改革取得了豐碩成果，各機構在國家一級彼此加強合作，並加強了與世界銀行等其他夥伴的合作。但是，整個聯合國系統仍未做到以整體和有效的方式交付世界人民需要並理應得到的服務。

其中的部分問題顯然與我們在結構方面遇到的制約因素有關。就中長期而言，我們必須考慮進行更加徹底的改革，以克服這些制約因素。一項改革措施是，可以把各機構、基金和方案分門別類，組成幾個嚴格管理的實體，分別處理發展、環境和人道主義行動問題。這種調整可能會裁撤或合併任務和專長互補或重疊的基金、方案和機構。

與此同時，我們能夠也應該立即採取更多的行動。我特別提出根據以下簡明原則，進一步加強對聯合國系統國家一級存在和工作的協調：在聯合國活動的各個階段，聯合國駐任何一國的特別代表、駐地協調員或人道主義協調員等高級官員，應該具有管理統一的聯合國任務（即“國家存在”）所需的權力和資源，使聯合國切實發揮統一實體的作用。

聯合國在國家一級

在聯合國進行發展工作的每個國家，聯合國機構、基金和方案應該組織技術力量，幫助這些國家制定執行上文第二節所述、以千年發展目標為基礎的國家減貧戰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開發計畫署）作為聯合國主要的發展機構，應繼續負責管理駐地協調員系統，而規模更大的聯合國發展集團（發展集團）則應向擁有適當資源和權力的駐地協調員領導的聯合國國家工作隊提供指導。聯合國發展援助框架應制定一套明確的戰略目標，並確定聯合國實體為幫助國家夥伴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和滿足更大的發展需求而必須提供的具體援助。各國政府和聯合國可利用這一“成果總表”，對聯合國系統在國家一級的工作情況進行監測和評估，並責成聯合國代表承擔責任。

加強駐地協調員系統

為推動這一進程，我將進一步加強駐地協調員的作用，並給他們更大的權力，使其能更好地開展協調工作。但是各機構的理事會也應提供指導，支援這一進程。我呼籲各會員國協調其出席各機構理事會的代表，保證他們在全系統內指派任務和分配資源方面奉行協調一致的政策。我並敦促會員國增加核心資金，降低專用資金的比例，增強系統的協調性。如上所述，我希望振興後的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能夠為實現這種新的協調性提供全面指導。

我高興地看到，近年來聯合國與世界各國的獨立科學家、決策者和政治領袖密切合作，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發展領域，取得的效果尤為顯著。因為我們的組織和方案需要不斷引進最先進的科學和技術，為加強聯合國的發展工作與全世界相關領域智囊之間的聯繫，我打算2005年成立發展問題顧問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將由世界各領域傑出科學家、決策者和政治領袖代表20多人組成，並將與上文提到的秘書長科學顧問密切合作。他們將就如何以最佳方式支援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向我和聯合國發展集團提出建議，定期發表報告和評論，並將與具有相關專門知識的科學機構、民間社會和其他機構建立聯繫。他們還可以向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提供諮詢。

人道主義應急系統

從印度洋海嘯、達爾富爾危機到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危機，最近數月的事件充分說明，對國際人道主義應急系統的要求在類別和規模上日益擴大。在聯合國的領導和協調下，由人道主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組成的應急系統克服困難，救助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反應系統可在數天之內向世界各地派出具有專長的人道主義工作者，並向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受害者提供大量食品和其他救助物品。機構之間工作重疊的現象有所減少，非政府和政府間行動者之間實際協調的效果有所改善。

在印度洋海嘯發生後，應急系統在幾個星期內克服種種困難，在災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救助行動。但是，同時向達爾富爾流離失所者提供的援助，卻遠遠沒有達到認捐水準。剛果民主共和國於1997年爆發嚴重危機，至今已有380多萬人被殺，230萬人流離失所。但是，應付這些危機的資金卻嚴重不足。應該提高人道主義應急措施在各種緊急情況中的可預測性。為此，我們應該抓緊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人道主義應急系統應該在目前經常存在差距的領域提高反應能力的可預測性。這些領域包括供水、環境衛生、住房和營地管理。如果危機已經發生，則應迅速採取靈活的行動。在複雜的緊急情況中，尤其應該如此，因為人道主義需要已經與衝突情況掛鈎，而且情況可能迅速發生變化。一般而言，由人道主義協調員領導的聯合國國家工作隊最能發現機遇和制約因素。但是，顯然應該加強外地協調結構，尤其應該使聯合國國家工作隊做好更加充分的準備，並進一步充實其能力，加強人道主義協調員的領導，並確保迅速提供充足和靈活的資源，為外地結構提供支助。

第二，為滿足災區的需要，我們應該得到可預測的資金。我們應該確保全球對海嘯危機的慷慨捐助成為一種經常而非一時的行為。亦即，我們與捐助界一起在人道主義機構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並與新的捐助國政府和私營部門進行更系統的合作。要確保對危機作出全面及時的反應，就要把認捐迅速轉變為實際資源，就要特別在緊急情況初期以可預測程度更高和更加靈活的方式為人道主義行動提供資金。

第三，人道主義工作者和外地行動應該具有可預測程度更高的出入權，而且應得到安全保障。人道主義工作者常常受到政府部隊或武裝團體的阻撓而無法開展工作。在其他地區，恐怖分子違反基本的國際法，襲擊手無寸鐵的援助人員，並使援助行動陷於癱瘓。

為解決這些問題，我正與緊急救助協調員一起處理這些問題，制定加強行動的具體建議。目前正對人道主義應急措施進行綜合審查，審查結果將於2005年6月發表。我期待著審查結果就新的人員和設備備用安排提出一系列建議，以確保有能力對重大災害和其他緊急情況立即作出反應，如有需要同時對幾個地區作出反應。我將與會員國和各機構合作，確保這些建議在敲定之後立即付諸實施。

我們應該考慮是否擁有足夠的財政手段，能夠立即對突發性災害或被忽視的緊急情況大量有待滿足的需要作出反應。我們應該考慮，是應當將現有的中央應急迴圈基金升格，還是應建立新的籌資機制。如需建立新的機制，捐助者提出的設立一個10億美元自願基金的建議應加以認真考慮。

我們應該特別注意日益嚴重的境內流離失所者問題。與跨越國際邊界的難民不同，因國內暴力和戰爭造成的境內流離失所者不受既定最低標準的保護。

然而，目前這個極為脆弱的群體大約已有2 500萬之眾，是難民估計人數的一倍多。我敦促會員國接受我的特別代表擬定的“境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則（E/CN.4/1998/53/Add.2）”，作為保護流離失所者的國際基本準則，並承諾通過國內立法推動採用這些原則。難民事務由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負責處理，而境內流離失所者及其需要則常常由各人道主義機構分散處理。最近採取了一些步驟，以確保向這些群體提供援助的機構在各自職責的範圍內採取集體行動。但是，正如我們最近在達爾富爾所見，我們還應作出更大的努力。我打算進一步加強機構間應對措施，使其在緊急救濟協調員的全面領導下，對境內流離失所者的需要作出反應，在國家一級則通過人道主義協調員系統作出反應。我相信會員國會支持我的這一努力。

最後，我打算呼籲會員國、特別是安全理事會，更加系統地解決人道主義援助常常受阻這一無法接受的問題。為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災難，必須保護人道主義空間，確保人道主義工作者能夠安全、無阻撓地幫助易受傷害者。我還將通過秘書處新成立的安全和安保部採取措施，加強風險管理系統，使人道主義工作者在高危地區拯救他人時，自己的生命不致遭受不必要的風險。

全球環境管理

國際環境協定和協定管理機構眾多而工作複雜，因此環境對全系統的協調性提出了特殊要求。目前，共有400多項區域和國際多邊環境條約，涉及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荒漠化等各種環境問題。這些法律文書按部門分類，文書執行監測機制零散，加大了整個領域作出有效反應的難度。顯然，應該精簡並加強條約的執行工作。2002年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強調，必須建立協調性更強的國際環境管理機構框架，同時加強協調和監測工作。現在，我們應該考慮為制定環境標準、進行科學討論和監測條約遵守情況制定一個協調性更強的結構。這項工作應該借助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現有機構以及各條約機構和專門機構進行。同時，聯合國機構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改善規範和業務方面的協同作用，使國家一級的環境活動從中受益，使我們能夠以整體方式處理可持續發展問題，並使這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得到同等重視。

區域組織

目前有相當多的區域和次區域組織在世界各地開展活動，對其成員的穩定與繁榮以及整個國際體系的穩定與繁榮作出重要貢獻。聯合國和區域組織應發揮互補作用，面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受到的挑戰。在這方面，捐助國應特別注意有必要與非洲聯盟制訂一項能力建設十年計畫。為了在《聯合國憲章》框架內改進聯合國與區域組織之間的協調，我打算根據具體情況，就資訊、專長和資源的交流，提出聯合國與各組織之間的諒解備忘錄。對具有預防衝突或維持和平能力的區域組織而言，這些諒解備忘錄可將這方面的能力納入聯合國待命安排制度的框架中。

在聯合國系統協調機構的會議討論區域組織特別關心的問題時，我還打算請這些組織參加這類會議。

應修訂聯合國維持和平預算的細則，使聯合國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可選擇用攤款來為安全理事會授權的區域行動，或為區域組織參加聯合國所統領的多方支助的維持和平行動提供資金。

修訂《聯合國憲章》

我已經在第五節的開頭指出，《聯合國憲章》的各項原則仍然完全有效，《憲章》總體而言仍然是我們所有工作的堅實基礎。《憲章》實質上仍然是六十年前在三藩市會議上起草的那份檔。通過在實踐中變通，已取得了很多實效，而無需修正《憲章》。其實，在聯合國歷史上僅對《憲章》作了兩次修正��目的是增加安全理事會和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成員。

儘管如此，目前聯合國開展活動的世界，與1945年的世界已截然不同。《憲章》應該反映今天的現實。特別是，《憲章》第五十三條和一百零七條中過時的“敵國”條款，現在應該刪除了。

託管理事會曾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提高了託管領土的管理水準，並促進了更大範圍的非殖民化工作。但該理事會的工作早已完成。應該將第十三章（託管理事會）從《憲章》中刪除。

基於同樣理由，應將第四十七條（軍事參謀團）刪除，並刪除第二十六條、第四十五條和第四十六條中所有提及軍事參謀團之處。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聖彼德堡2017年6月1日電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聖彼德堡國際經濟論壇開幕式上表示，為提高聯合國效率，必須對其進行改革。

古特雷斯說：“我們應該對聯合國進行改革，讓它更有效率，更有利，更符合人們的需求和願望。”

古特雷斯補充說：“因此我目前正在聯合國框架下積極著手改革安全部門、發展部門，並開展管理改革，從而令聯合國能夠更好地防止衝突、幫助調解現有衝突，並更積極地支持各國反恐。”

古特雷斯指出，為了讓全球化進程更加公平，也必須對聯合國進行改革。他說，人們需要看到聯合國領導層對他們的關懷，這才能恢復人們對聯合國這個主要的挑戰應對工具的信心。

聖彼德堡國際經濟論壇是商界交流和討論關鍵經濟問題的主要世界平臺，今年於6月1-3日進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和廣播電臺為論壇的資訊合作夥伴。 

據新華社報導，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017年07月5日就改革聯合國發展系統提出建議，旨在更好推動國際社會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古特雷斯當天向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提交重新定位聯合國發展系統的首份報告。他說，幾十年來，聯合國發展系統為改善全球貧窮弱勢人口的生活提供了眾多解決辦法，但在從千年發展目標向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轉型過程中，這一系統還有待完善。

據報導，古特雷斯說，他提出的改革建議包含８項指導原則，包括聯合國發展系統必須能夠提供建議和專業技能，協助各國政府全面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為聯合國駐各國工作隊提供更好的協調、規劃和問責，要更多地致力於發展融資，對駐在國協調員的職務進行更加明晰的定位，使聯合國地區政策更加一致等。

古特雷斯說，他將在今年12月就改革聯合國發展系統提交更加具體的報告。 

聯合國改革，自從聯合國產生之日起，就在不斷進行。聯合國改革一詞的指涉範圍很廣，包括從希望消滅聯合國的到希望聯合或有全面功能主張的支持者，都稱他們的看法為聯合國改革。而聯合國官方的說法，則由第七任秘書長科菲·安南最早在1997年所提出。

安全理事會的改革：方案A和方案B

方案A增加六個沒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和三個任期兩年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

方案B不增加常任理事國席位，但新增八個任期四年並可連任的理事國席位，並新增一個任期兩年（不可連任）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 

﹝註﹞

安東尼歐·曼努埃爾·德奧利維拉·古特雷斯 GCL GCC（葡萄牙語：António Manuel de Oliveira Guterres，1949年4月30日－），葡萄牙政治家，曾任葡萄牙總理（1995-2002）、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2005-2015）。2016年10月當選聯合國秘書長，2017年1月1日就任，也是首位政府領導人出身的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生於里斯本。1974年4月加入葡萄牙社會黨。1994年3月在社會黨第10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書記。

1995年10月，社會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勝，古特雷斯出任總理。2001年因社會黨在地方選舉中失敗而辭去總理職務。

在1999年澳門政權交接儀式時，古特雷斯以葡萄牙總理身份參加葡萄牙主席團出席儀式。

1999年至2005年，古特雷斯擔任社會黨國際主席。

2005年5月25日，前任聯合國難民事務署高級專員魯貝士因涉嫌性騷擾而辭職，古特瑞斯於6月15日出任難民事務署高級專員，任期為3年。

2016年，當選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擔任聯合國難民機構的負責人，已經長達10年時間。在擔任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期間，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古特雷斯呼籲國際社會的良知。

他表示成為聯合國秘書長，他將繼續為受迫害的人發聲。古特雷斯被選為下一任秘書長，他將接任現任秘書長潘基文。

潘基文的任期將於2016年底到期。潘基文（韓語：반기문，1944年6月13日－），前大韓民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政治家，第8任聯合國秘書長，現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道德委員會主席，博鼇亞洲論壇理事長。

2017年1月1日就職後，古特雷斯面臨的，將是一個在維護世界和平問題上並不得力的聯合國。

到2018年中為止，聯合國共193個成員國，包括除梵蒂岡城國以外所有無爭議的主權國是聯合國會員國。

位於維也納的聯合國機構大廈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聯合國大會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