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

（註：戈爾是美國克林頓總統時代的副總統—1992年著書）

導　論

第一部分-失衡的危險

      第一章沙漠駐舟

      第二章人類未來蒙上的陰影

      第三章氣候與人類文明：簡短的歷史回顧

      第四章佛祖的呼吸

      第五章一旦水竭井枯

      第六章切膚之痛

      第七章匱乏的種子

      第八章撒滿垃圾的荒原

第二部分-尋求平衡

      第九章自我管理

      第十章生態經濟學：真相與後果

      第十一章人如其技其器

      第十二章機能失調的文明

      第十三章精神上的環保主義

第三部分-獲取平衡

      第十四章新的共同目標

      第十五章全球環境馬歇爾計畫

結　論

《導論》

早在25年之前，我就開始嘗試真正理解全球生態危機，以及解救之方。寫作這本書，是這漫長個人旅途的一部分。在這一旅途中，我曾到過這個星球上發生最嚴重的生態災害的地方，曾在世界各地結識過一批出類拔萃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正把自己的生活獻給日益壯大的為拯救地球環境的奮鬥。然而我也曾為此進行過更為深入的探索，說到底，那就是要追問我們人類文明的本性及其與全球環境的關係。

文明的大廈變得這樣複雜，令人瞠目結舌。然而在它變得日趨精巧的同時，我們也感到愈來愈遠離紮在土地裏的根系。在某種意義上，文明自身從它自然世界的基地出發，行往一個我們自己設計的世界；我們的設計有時太過狂妄，而這樣設計出來的世界也愈來愈充滿計畫、控制、製造。在我看來，我們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在中途上的某一點，我們失去了與自然的其餘部分的聯繫感。我們現在倒是該問一問：我們真的這麼獨特這麼強大，乃至於我們從根本上可以和地球分離嗎？

從我們之中很多人的作法或想法來看，答案似乎是可以。人們現在很容易把地球看作一堆“資源”，除了它們眼下的用處，別無內在的價值。部分由於科學上的革命，我們對對自然世界的認識分離成越來越小的片斷，以為這些分離成分之間的聯繫其實沒什麼要緊。我們對自然的各部分著迷，同時卻忘記了看一看整體。

生態觀點則從整體著眼，看到自然的各個部分是互相作用的，而這些互相作用的方式曆久不衰，導向平衡。這種觀點不可能把地球看作是和人類文明分離的。我們自己也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審視這個整體到頭來也意味著審視我們自己。假如我們看不到自然的人類部分對自然整體的影響日益強大——我們自己其實也是一種自然力量，就像風和潮汐一樣——那我們就不可能看到我們正在陷入顛覆地球平衡的危險之中。

在另一方面我們的眼光也短視得可悲。我們往往不願越過我們自己來看一看我們今日的所作所為會對我們的子孫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我認定很多人已經喪失了對未來的信心，因為在我們的文明的幾乎每一個方面，我們的作法都開始發生改變，就好像未來是不值得信任的，似乎只有一味關注當下的需求和短期問題才更為合情合理。無論事關財富、努力還是謹慎，長期投資的價值反正在日益貶值。這種傾向也許是從人們瞭解到核武器能夠結束人類文明開始的。不管我們樂於不顧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這種傾向是怎麼起源的，反正它和人與自然相分離的觀念結合到一起，造成了我們和周圍世界的聯繫的真實危機。我們對自己的危險處境似乎有所感覺。由於喪失了與世界與未來的聯繫，我們的精神似乎都焦躁不寧。但我們癱軟無力，過於糾纏在舊有的設想舊有的思路裏，看不到怎樣擺脫自己的困境。

長久以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些事情。關於環境保護，我上的第一課是怎樣防止我國農場上的水土流失。我還清楚地記得最重要的就是防微杜漸，在小水溝生成之前就加以阻止。我小時候，我國別的地方有很多實例表明，一旦小水溝叢生，在牧地上切開深溝，帶走表土，造成渾濁的河流，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可惜事情沒什麼改變：就在今天，每小時都有相當於8英畝的肥沃表土流過孟菲斯（美國田納西州的大城，座落在密西西比河東岸。——譯注）。密西西比河從美國中部農場帶走成百萬噸的表土，這些土壤一去就不復返。例如，愛荷華州有世界上最肥沃的表土，從前平均16英寸厚，現在還剩下8英寸。那去掉的8英寸土壤現在大半躺在墨西哥灣海底的什麼地方。

我當時總是奇怪，生活在這些農場上的人家為什麼不教會他們的兒女在小水溝生成之前就加以阻止。後來我瞭解到，部分答案在於：租用土地以求短期贏利的人們往往不在乎土地的未來。從這一片農田到另一片農田，他們剝掉表土，移往它處。即使土地是你的，你短期內也很難和那些不在乎長期效益的人競爭。

關於自然怎樣運行，我們的農場教了我很多，但我在餐桌旁學到的也同樣重要。我格外清楚地記得我母親憂心忡忡他說到卡森的經典著作《寂靜的春天》。這本書初版於1962年，談的是滴滴涕和殺蟲劑的濫用。不少人理解了R.卡森的警告，把這些警告傳佈開來。我母親就是其中一個。她向我姐姐和我強調這本書如何不同，如何重要。那幾次談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部分是由於我通過這些談話瞭解到還有比沖刷出來的小水溝嚴重得多的事情在威脅著我們的環境，然而看見這些威脅卻困難得多。

人們起先十分歡迎滴滴涕，把這種幾乎看不見的毒藥當作祝福，而它後來對於我卻成了一種象徵，表明了我們的文明能夠多麼滿不在乎地傷害世界，而我們卻幾乎不瞭解文明自身的力量。但後來在越南戰爭時期，我碰到一種有更大威力的新毒藥。那時我從軍到了越南，經常穿行在野外。一種叫做“橙色劑”的落葉劑消滅了成片的叢林。我清楚地記得曾是茂密叢林的大片地帶那時看上去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樣光禿。我們一開始同樣很歡迎這種落葉劑，因為它使得要向我們開槍射擊的人減少了掩護。若干年以後，我瞭解到，橙色劑可能損害染色體，因而可能是使得參戰士兵子女出現天生缺陷的罪魁禍首。我對它的感覺起了變化。實際上，和很多人一樣，我開始懷疑所有能對周圍世界產生巨大效果的化學藥品。我們怎麼能保證這些化學藥品具有我們所希望的那些效果而不同時具有我們所不希望的那些？為了瞭解它們的長期後效，我們是否等得足夠長久了？化學革命產生出了整整一代威力強大的新化合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化學革命加快了步伐。在過去50年裏，從實驗室裏，從化工廠裏，冒出了成千種殺蟲劑、除草劑、氯氟烴和其他化合物，多得簡直讓人眼花繚亂，而橙色劑畢竟只是其中一種而已。所有這些化合物原本都意在改善我們的生活，其中有幾百種也的確有此效果。然而也有很多種毒害了我們的環境，留下的後遺症要經過很多世代才能清除。

我入選國會的時候，心懷這些關切。1978年，我收到一封信。寫信人是田納西州圖恩附近的一家農戶，說的是他們染上的一種病，他們覺得這病是由傾倒在他們地界邊上的殺蟲劑廢物引起的。結果他們是對的。他們西面75英里外的一家孟菲斯的公司買下了他們旁邊的一家農場，在坑溝裏傾倒了幾百萬加侖的有害廢物，這些廢物滲進周圍若干英里內的水井裏。於是我組織了關於化學廢物的第一次國會聽證會。聽證集中於兩個地點的廢物，一是田納西州圖恩的小小農村社區，一是紐約上州名叫洛夫運河的小地方。眾所周知，洛夫運河後來成了有害廢物問題的同義詞。圖恩沒變得那麼有名，不過法院判給這家農戶的賠償，是歷來化學廢物訴訟案最高的賠償額之一。

表土流失和有害化學廢物的危害當然足夠嚴重了，然而，和我們面臨的全球性威脅相比，它們還只代表對生態環境的區域性威脅。

上大學的時候，我的一位教授R.瑞維爾，是世界上第一個跟蹤大氣中二氧化碳變化的。我從他那裏開始瞭解到全球性的環境危機。他制定了對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進行常規檢樣的計畫，並且單靠自己的執著，終於讓國際科學界同意把這項計畫納入1957-1958年度的國際地球物理年裏。他的同事C.D.奎淩在夏威夷的瑪納羅阿火山頂上作出了實際測試。60年代中期，瑞維爾在講授人口問題的本科課程上討論了8年測量得出的驚人結果：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逐年迅速升高（見附圖）。瑞維爾教授向學生講解，二氧化碳水平的升高將造成他稱之為溫室效應的後果，這種效應將使地球變得越來越熱。這番講解十分驚人：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8年測量提供的資料，但若這種傾向繼續下去，就說明人類文明正在把破壞性的深遠變化強加在整個地球的氣候上。

從那時起，我每年都注視瑪納羅阿火山的報告。那一傾向果然一直發展下去，要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變化的速度更快了。即使早在25年前，科學界就沒有人認真懷疑過溫室效應的基本前提，可是那時候，多數人卻認為無論我們怎樣危害地球，不知怎麼一來生態系統就會把這些危害化解掉，使我們免受其害。直到今天，還有些人這樣想。可是我通過瑞維爾教授的研究懂得了，我們的存在對自然並非無關痛癢，我們實際上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整個大氣的構成。這一理解使我大為震驚，我想是因為我當時認為：地球那麼巨大，自然那麼強大，無論我們作些什麼，都不可能對自然系統的正常功能產生任何重大的或持久的後果。這是當時流傳下來的看法，而且今天教給兒女的仍是這種看法。

12年以後，我作為一個年輕的議員，邀請瑞維爾教授參加國會關於全球變暖的第一次聽證會作首輪聽證。因為我還記得他從前在課堂上提出的有力警告，所以我以為他在聽證會上只消像在課堂上那樣把事實明明白白地擺出來，與會的同事和其他人都會像我從前在課堂上那樣受到震驚，並從而奮力行動起來。誰知道受到震動的是我自己。不是被資料震驚，雖然他提供的資料比我記憶中的更加令人不安。使我受到震動的是一些與會者的反應。他們是些聰明人，我本以為他們應該更懂道理。可是，事實上有很多人狂熱地捍衛不加節制地燃用廉價化石燃料的作法。很多人無視我們正在強加給地球什麼。這是我第一次碰上人們堅決有力地拒絕承認我們面臨的危險事實，然而遠不是最後一次。

此後幾年裏，我開始認真研究全球變暖以及另外幾項棘手的環境問題。我主持聽證會，提案增加研究經費，提出預防性立法，讀了好多書和雜誌，和全國很多人——其中既有專家也有熱心的一般公民——討論應當怎樣解決日益增長的危機。從某些方面來看，反應是積極的。到70年代後期，環境問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廣大民眾的關切。然而，儘管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環境問題的確是個全球性的問題，要求極為廣泛的對策，卻仍然很少有人願意承認。

我試圖引起人們關注全球變暖的最初努力就是個實例。多數人仍然認為環境問題是區域性的問題，所以全球變暖的研究不可能獲得充足的經費。對於是否應當立即採取行動也沒有共識。甚至主要的環境組織也拒絕這一問題。有些組織對我說他們有更緊迫的事情要做。很多人相當謹慎，因為在當時看起來，證據似乎不足。有些則明白表示他們的謹慎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如果真的把全球變暖看得很嚴重，各國必定想辦法取代煤和石油，核能就可能成為熱門——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儘管如此，人們還是慢慢認識到全球變暖是一個重大的威脅。我們在另外幾個領域裏也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例如1980年12月，緊在雷根就職總統之前的那一段半癱瘓時期，我和J.弗洛里爾、T.竇內等眾議員一道終於使清除有害化學廢物場的超級基金法獲得通過。

1981年，我對全球環境危機的認識大大提高了一層。說來奇特，這是因為我參與到一件看起來和環境保護很不一樣的事情。從那年1月開始，一連13個月，我每個星期都要花上好多鐘點緊張地研究核軍備競賽。1982年春，提出了一項處理這個問題的全面建議。我的建議在三個重要方面和從前的解決方案不同。第一，確定了核競賽困境的一個主要源頭：兩個超級大國不能在雙方核武庫的力量對比上達成一致估計。第二，確定了特殊武器技術的哪些特點影響了雙方對兩個核武庫之間關係的估計。第三，規定了雙方同時、逐步以確切方式實行軍備控制。這一措施旨在消除雙方共有的對第一次打擊的恐懼。我的一項主要建議是禁止多彈頭導彈而代之以一種新的較為穩定的單彈頭洲際彈道導彈。這項建議事實上得到採用，成為我國核戰略的支柱之一。

對軍備競賽的研究使我以一種更富建設性的新眼光來思考別的問題，特別是全球環境問題。例如，我開始把兩類環境問題加以區別，有害廢物場等是一類，這一類主要是區域性的；另一類則對整個地球產生威脅。我更進一步理解到，我們不可只簡單看到人對環境的各個部分的所作所為，我們必須放眼看到人和整個環境的複雜聯繫。我尤其認識到，我們怎樣看待人和環境的關係，這一點本身具有頭等的重要性。

我這時還更深刻地領會到我們的一生中最可怕的事實：人類文明已經具備了毀滅自己的能力。我在國會的工作變得更緊迫了，這有點像是S.詹森說的那樣，一想到半個月裏會被吊死，心神就會高度集中。我在控制核軍備方面的工作使得我能把注意力集中於某些較為宏大的政治目的。思考我們國家和我們文明的進程之時，我的眼界開始變得更加廣闊，同時我也開始考慮我自己能做些什麼來影響這個進程。

1987年3月，我決定競選總統。這裏完全不宜詳細討論我的競選過程，但幾點經驗之談也許是有益的，因為這次競選使我對我們的國家怎樣看待環境危機增加了很多瞭解。實際上，我參與競選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把環境危機上升到政治問題的高度。我的競選宣言強調了全球變暖、臭氧層損耗以及全球環境惡化。我宣佈，這些主題，以及控制核軍備，將是我競選的核心內容。我當時茫然不知，在民意測驗專家和政治專家看來，說這些主題有點奇怪還算說得客氣的，即使一個比我更老練的候選人也會很難在競選過程中始終注重這些主題。專欄作家G.威爾就這樣說到我的競選主題：“那是些什麼問題呢？叫做溫室效應、臭氧變稀之類。在選舉人眼裏，那些問題連邊緣問題也算不上。”

比這更糟糕的是，雖然我明知這些問題很重要，但我開始懷疑，它們也許真是些邊緣問題。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政治判斷力，於是開始向民意測驗專家和職業政治家討教，問他們我應該談哪些主題。結果，在很長一段競選活動中，我討論些別人都在討論的東西。這些東西十有八九是一張熟悉的單子，上面羅列著局內人公認的“當然主題”。美國人民有時懷疑競選主題都直接來自民意測驗專家和政治專家。他們十有八九想對了。

若為我自己辯護，我要說，整個競選過程中我都尋找機會回到全球環境問題上來。雖然我通常作巡迴演說時降低了調子，但在全國各地的新聞編輯會議上我仍然一貫強調這些問題。然而，全國性的新聞界所反映的是政界的共識，堅決拒絕把環境問題看作競選綱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舉個例子吧。在我競選的時候，科學界確定了南極上空危險的臭氧洞的確是由氯氟烴造成的。這一消息發佈的當天，我取消了原定的競選日程，針對全球大氣危機作了一次重要的演說，提出一份禁止氯氟烴的詳盡建議，以及很多其他措施。整個競選圍繞著這件事投入了緊張的工作：通報新聞界，舉辦演講會，散發檔稿，等等。可是，美國沒有一家報紙把我的演說或把這件事作為我的競選主題來報導，雖然像我預料的那樣，這項科學發現在全世界都是頭條新聞。

全球環境問題在競選過程中始終沒有引起認真的討論。但我不想使讀者以為原因只在於傳媒不願關注這個問題。實際上，大多數選民不覺得這是個緊迫問題，而我也沒有作好足夠的工作說服他們。例如，在愛荷華州的一次辯論中，我對溫室效應作了一番激昂詳盡的討論，接下來另一個候選人就嘲笑說，我好像是在競選國家科學院院士。我必須承認，無論有沒有新聞報導，我當時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反復談論環境危機。

威爾和另一些選舉分析家說對了，全球環境問題不會讓選民把我選上總統。不過，當我1988年春回到參議院，我看到了在全國各個新聞編輯會議所作的數百次討論會的結果，至少這一點給了我一些滿足。更多的人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這十年已經是有氣溫記錄以來最熱的了，而這個夏天的氣溫又打破了記錄，於是人們開始高聲猜測這可能是全球變暖造成的。秋天來臨之際，我曾努力引入競選的環境問題至少已經成為兩個主要政黨的總統提名人公開討論的問題了。例如布希在一次講演中就宣稱他若當選就將領導人們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用白宮效應來對抗溫室效應”（“溫室”的英文是greenhouse（綠房子），恰與whitehouse（白房子）對應。——譯注）。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允諾並未兌現，但至少不能再說全球環境“連邊緣問題也算不上”了。它現在顯然已經進入邊緣！

我的競選活動教會我用新的眼光來看待很多事物，但它尤其是教會了我重新看待我能夠在國會起到什麼作用。記得有一天，我和卡羅拉多州來的參議員T.渥斯同車長途旅行。旅途中我們兩個就參院內部的全球環境政治作了一次罕見直率的交談。我們兩個作為密友已經在其他事務上合作了十幾年了，然而現在我們也許會互相妨礙，因為我們對同一個問題有相似的看法。瑣碎的競爭經常阻礙人們提出健康的政策，這方面我們兩個都知道很多例子。現在，我們兩個都強烈關注環境問題，於是我們希望找到一個辦法，避免破壞性的競爭。這樣的對話如果發生在幾年以前大概不會愉快，但這時候看來卻十分自然。我們兩個決定只要能富有建設性就合作。從那以後，我們緊密合作，和另一些同事一道為解決環境問題提出了很多新方案。例如，我們和別的參議員一起——J.查非、M.鮑科斯、J.漢茲、J.凱利、R.柏施威茨——創立了全球環境國際會聯合會議。第一次會議1990年春在華盛頓召開。42個國家的議員達成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協議來解決威脅全球環境的各方各面的危險。我們和多數党領袖G.蜜雪兒以及F.霍靈斯和S.楠恩等各委員會主席以及其他很多人一道啟動了一項卓有成效的戰略。

教育從來就是心靈的旅行。研究全球環境這件事要求我細緻地重新檢驗政治動機和政府政策通過哪些方式加重了環境危機，使必要的解決方案受到挫折。生態學研究的是平衡。控制環境中各種因素健康平衡的那些原則，也適用於組成政治系統的各種力量。然而在我看來，我們已接近於喪失政治系統的根本平衡。主要問題倒不在於政策失靈，更讓人擔憂的是我們這些政府成員有太多人失去坦誠，躲避責任，鼠目寸光。沒有什麼比對環境問題的研究更有效地使我明白，我們目前的公開言論在很大程度上只圍繞著短期價值中最短暫的那一些，於是也就鼓勵美國人民和我們這些政治家一道躲避最重要的問題，把真正困難的選擇拖延下去。政治系統的力量說到底依賴於其中每一個成員的力量。我們每一個政治家都必須達到自己的平衡。我們希冀達到希望和恐懼的平衡，欲望和責任的平衡，需求和貢獻的平衡。我想起一種新的全息攝影技術。這種攝影得到的底版，其中每一個小部分都包含用以再現整個圖像的全部視覺資訊，借此可以得到一個模模糊糊的小小三維影。只有和底版上的其他部分結合，才能產生出完整而清晰的圖像。這種奇異的現象頗適合在這裏打個比方。我經常會想到，個人就像底版上的一個小部分，一個個他或她合成這個社會，而每一個個人都反映出了我們社會的總體價值、選擇和想法，儘管反映得模糊而微弱。

不過，文明不是凍結的圖像，它處在不停的運動之中。我們每個人都反映著整個社會，我們同時也被社會帶動著。我們的所感所思、所欲所行，我們的意識形態和傳統，所有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從我們的文明繼承下來的。我們時不時會有一種錯覺，好像我們自行所是，然而實際上我們很難破除紮根在我們文化之中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而且，而今的文明開足馬力向前沖奔，即使有誰認為我們的進程正和全球環境衝撞，他們作為個人仍然很難把自己的進程和文明整體的進程分開。看到大環境需要改變，從來都比認識到自己需要改變要容易些。然而，每一個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投入保障大環境產生巨變。

我們必須恢復文明對資源的貪婪胃口和地球環境之間的脆弱平衡，恢復我們每個個人和我們希望創造、保持的文明整體之間的平衡，這樣才可能維護全球生態的平衡。然而我認識到，歸根到底，我們必須在我們自身之中恢復我們是誰和我們的所作所為之間的平衡。面對日益退化的全球環境，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作為個人變得更負責任，必須用嚴厲的眼光檢查一下我們自己身上的哪些思想習慣和行為習慣反映著——而且也導致了——這場嚴重的危機。

可以用更簡單的話來說明我們需要個人的平衡。我對全球環境危機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加堅信，這是一種內在危機的外在表現。我找不到更好的語詞來描述這種內在危機，那我就稱之為“精神危機”吧。身為政治家，我當然知道在這種事情上使用“精神”這種話會引起特有的麻煩。好多人會認為這是一段險路，應該趕緊刹車。但是我們所談的是這些價值和假定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怎樣理解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那麼，還該用什麼話來描述這些價值和假定的集合呢？

這本書，它所描述的旅程，是為了探索應該怎樣理解人類文明今天面臨的危險困境，應該怎樣應對。我需要找到一張地圖來引導這旅程，結果卻好不情願地承認，我不得不審視自己的內心，面對一些困難而痛苦的問題：我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麼？為什麼？我生長在一個政治家族，我從小就學會了對別人怎麼想十分敏感，而且可能過分敏感。我總是關注我的思考方式和周圍社會的思考方式哪里相似哪里不同，而且可能過分關注了。今天，人到中年，我開始一層層檢查哪些是我所接受的知識，哪些是和我的生命編織在一起的直觀真理，這樣做的時候，我不可能不同時注意到我所屬的文明同樣含有一層層人為的東西和本真的東西。正因為此，這一旅行不僅把我自己和整個地球的環境悲劇聯繫在一起，而且也把我和環境聯繫在一起；不僅把我同關於本國環境和世界環境的各種政治會議和辯論聯繫在一起，而且也把我同政治聯繫在一起。

在某種意義上，探索這一罪惡危機的真相一直就是探索我自己的真相。無論就我的個人生活來說還是就環境危機來說，這都不是一種新的探索。不同之處都在於強度。我准準確確地知道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一個令人驚駭的事件使我大大改變了思考我和生活本身的關係的方式。1989年4月的一個下午，我離開一個棒球場的時候，眼見到一輛汽車把我的兒子撞到天上，阿爾伯特，我6歲的兒子，飛出去13英尺，又在地面上擦出20英尺，才滾進一條明溝，停了下來。我奔過去，把他抱到懷裏，叫他的名字，但他一動不動，面無血色，呼吸和脈搏都停止了。他睜著眼睛，目光卻像死亡一樣空茫茫的。我們兩個，就在那明溝裏，祈禱上帝，可只有我能出聲。他緩慢而痛苦地和他的驚駭鬥爭，祈禱的言詞就像烽火一樣終於把他引回到現實之中。街上這時有人圍過來，謝上帝，人群中有兩個下班的護士，頗通實際的醫護之道，雖然我兒子裏裏外外都是重傷，她們還是保住了他的生命。救護車終於到了，醫護人員用了很長時間，使他的主要生命指標穩定下來，並把他安全地移離現場。他們趕到急救室，在那裏，十幾個技術熟練的醫護人員付出艱巨的努力，終於保住了這親愛而珍貴的生命。

下一個月裏，我和妻子蒂珀一直在醫院裏陪著我們兒子。此後很多個月，我們的生活就在於竭盡全力使他的身心康復。對我來說，某種東西從根本上改變了。兒子瀕臨死亡的危險催化了這一改變，但我不認為那是唯一的原因。我剛剛在競選中失敗。而且，我剛剛上了40歲。我正在人生的中途，在某種意義上，變化就好像正在伺機捕獲我，使我對自己最珍愛的那些事情產生了一種新的緊迫感。

這種人生變化使我對現狀、對約定俗成的聰明、對車到山前必有路的懶惰想法越來越不耐煩。多種多樣的困境就是由於這類聽天由命的主張孵化出來的。而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急速惡化的全球環境，這類聽天由命帶來的將是滅頂之災。現在誰還敢說，無論出了什麼毛病世界都自會解決？我們大家必須齊心合力，敢作敢為，從最根本處改造我們的文明。但我深深認為，只有當人們從心裏開始要求變革，真正的變革才會到來。甘地說得好：“我們想在世上看到什麼變化，我們自己就必須怎樣變化。”C.辛德勒和G.拉皮德講過一個甘地的故事，這個故事很好地說明了自己變化起來有多難。故事說，一天，有個女人找到甘地，對他說，她的兒子糖吃得太多，“我很耽心他的健康。他很尊重你，你能不能告訴他糖吃多了有害處，讓他別再吃了？”甘地想了想，回答說可以，但他要求這女人兩個星期之後再帶她兒子來，不可提前。兩個星期以後，媽媽帶兒子來了，甘地勸告孩子說不要再吃糖了，孩子順從地接受了甘地的建議。當媽媽的感謝不已，不過她很想知道甘地為什麼非要她隔兩個星期才來。甘地回答說：“因為我需要兩個星期才能自己停止吃糖。”

我試圖理解和改變人類文明的某些不良習慣，而我也同樣嘗試在自己的生活中這樣做。就個人而言，這意味著重新檢查自己和大大小小的環境的關係，這既包括考慮怎樣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和自然世界更緊密地聯結起來，也包括留意家裏用了多少電多少水以及各類資源。而且這也包括認識到自己的虛偽，例如，前往作一次關於為什麼應當禁止使用氯氟烴的講演的路上，注意到轎車裏的冷氣用的恰是氯氟烴。在尋求真理的路上，我不敢自詡具有格外的能力或勇氣，但我的確深信一事：任何人，只要他有相當一段時間艱苦地追求真理，不管這是哪一方面的真理，他都會對各種各樣妨礙或扭曲這一任務的東西變得格外敏感，無論這些東西是在他身外，還是在他自己心裏。有一位非常成功的地質學家，特立獨行，最出名的是別人找不到石油的地方他卻能找到。他曾說過這樣的話：“你必須心誠才能找到石油。”

我從事的職業剛好是政治，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把更多的時間投入改善全球環境的工作。在田納西州，我曾在數百個市政廳討論過這個問題；在國會，我曾提出過好幾項動議；在我國，在全世界，我曾尋找一切機會呼籲人們關注這個危機。

然而，最重要的也許是以下這一點：我曾習慣判斷風向小心從事，而我現在變得對這種習慣極不耐煩。每個政治家耳邊總有一個聲音在低語：小心點小心點。這自有道理。然而，一旦謹慎開始孵化懦弱，出色的政治家就要傾聽別的聲音。對我來說，環境危機就是一個實例。現在，每一次我停下來考慮自己是不是已經走得太遠，我就會看一眼從世界各地不停湧來的新事實，我就會得出結論：我還走得很不夠遠呢。環境問題天然就不像有些問題那樣適於用來在政治遊戲裏贏取名聲、選票和好感。提出更嚴厲的更有效的措施並通過苦鬥使它們成為法案，在政治上早已經成了太冒風險的事情了。

我想，這實際上就是我最終著手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們面臨一場挑戰，我覺得它在召喚我，為此，我要全面地檢查自己的心靈和頭腦，而在這檢查過程中，我要鼓起勇氣，堅定而無保留地堅持到它徹底完成。剛開始時，我還不是這樣，然而，就像D.哈伯斯塔姆在《下一個世紀》的結語中所說的那樣：“一本書有它自己的軌道。”我一開始並沒想到要利用這本書提出一系列解決環境問題的建議，這些嚴肅的新建議無疑會引發爭議，我直到昨天還避而不談。但我現在要高興地說，無論你贊同還是不贊同這些建議，你將在本書第三部分讀到它們。

現在，這本書開始沿它的軌道運行了。這時我想對你說：我竭盡全力把它寫得誠實真切。套用在田納西州的一個說法，環境危機可說是像天要下雨一樣實實在在。我忍受不了這樣的想法：我們將把一個破爛的地球和一個令人沮氣的未來留給我們的孩子。從根本上說，這就是我為什麼盡心竭力要理解這一危機，參與解決這一危機。這也是我為什麼試圖說服你一道來完成人類文明今天必須經受的巨大變革。我奮力參與這項變革。我希望你能夠用敞開的心靈和頭腦來閱讀後面的話語和想法。它們不只是表達我的信念，而且也表達我實現這些信念的深刻決心。我希望你也能下決心一道來重建一個平衡的地球。W.H.默里曾這樣說：“不下定決心擔當，就會猶豫，就有抽身的機會，就永遠一事無成。一切首創之舉都包含一條基本的真理，由於不識這條真理，無數輝煌的設想和計畫曾無疾而終；而那就是：人其恒心，必有天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