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僧蘇曼殊】

無端狂笑無端哭，行雲流水一孤僧。

一襲袈裟，一串念珠，一雙芒鞋，

一隻盂缽，一身瘦骨，一懷愁緒。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他踟躕於十九世紀末的血雨暗夜，徘徊于二十世紀初的腥風長街。他命定是弱者中的強者，卻又是強者中的弱者；他命定是詩傑，是情聖，是丹青妙手，是革命和尚，卻又是斷腸客，傷心人。

參禪則意猶未定，避世則情猶未絕。他萍蹤浪跡，四海為家，如此悲苦交煎之心，如此蒲柳弱質之體，卻偏要向天涯更遠處漂泊，漂泊……

八十六年風雨後，我們邂逅于西湖邊，孤山下，他依然清臒如初，憂鬱如初。未及叩問，未及攀談，刹那間，他便如一葉薄薄的剪影隨風飄逝了，只聞見茫茫白水上傳來琅琅詩聲──

契闊生死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這回，他真的走了，毅然決然地走了。這位天下第一癡子果真能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果真能拋閃得下三寸靈臺上那個如血奔心的“情”字？

要瞭解蘇曼殊（1884～1918）煙花般燦爛而又短暫的一生，則無論如何也繞不開他的身世謎團——那不願示人的“難言之恫”，一個至死也未能解開的心結。

蘇曼殊的父親蘇傑生原籍廣東香山縣瀝溪鄉蘇家巷，青年時期赴日本淘金，三十九歲時身任橫濱英商萬隆茶行買辦。他還在國內捐有官職，算得上春風得意。

蘇傑生寡人好色，口袋裏攢足了閒錢就忍不住要美美地享受一下齊人之福。妻子黃氏留在國內，鞭長莫及，在他身邊侍奉的是兩位姬妾，一位是日本女子河合仙，時年三十六歲，一位是中國女子大陳氏，時年十七歲。

蘇傑生意猶未盡，又將河合仙的胞妹、時年十九歲的河合若勾引失身，蘇曼殊便是這場不倫之情珠胎暗結的產物。其後，河合若將私生子留給了姐姐撫養，然後嫁給了一位海軍軍官。

從此，小宗之助（蘇曼殊的日本乳名）脈管裏流淌的便一半是大漢民族的精，一半是大和民族的血；一半是鹹腥，一半是苦澀；一半是無語話淒涼，一半是有心傷離別。“世上飄零誰似我”，在他心目中，東瀛與赤縣，都是故國，又都是異邦。

四歲時，蘇曼殊隨河合仙暫住東京。他天資穎秀，才華早露，“伏地繪獅子頻伸狀，栩栩欲活”。

也就是在那年，一位過路的相士偶然見到雙眸朗若流星的曼殊，忍不住駐足感歎道：“是兒高抗，當逃禪，否則，非壽征也。”天機乍泄，當時卻無人會意。

蘇傑生喜歡這個夙慧天成的兒子，樂得由他來延續蘇家的香火，光耀蘇家的門楣。六歲時，已改名為戩的曼殊隨嫡母黃氏漂洋過海，回到廣東香山瀝溪老家，入讀鄉塾。

他那病病歪歪的身子骨多少有些招架不住。何況身世成謎，平日裏他沒少受到族中子弟的奚落和排斥。曼殊天性敏感，內心的悲憤無處訴說，其痛苦可想而知。九歲時，河合仙與蘇傑生關係破裂，曼殊在家族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十二歲那年，他大病一場，卻被當家的大陳氏棄置於又髒又破的柴房，飽嘗饑渴之苦，險些一命嗚呼。度過此劫後，曼殊決意逃離家庭。人世是紅火坑，佛門是清淨地，這個簡單的比較法慫恿他追隨新會慧龍寺的贊初和尚一路化緣而去。

贊初大師有相當不錯的識力，他一眼看出蘇家這孩子聰明過人，將來必定能成就一番慧業。於是他攜曼殊前往廣州長壽寺，讓一個流浪的靈魂暫時找到了遮風擋雨的屋簷。然而好景不長，由於饑火焚身，曼殊偷食鴿肉，違犯了寺規，嚴厲的方丈不肯饒恕，下令將他逐出山門。

蘇曼殊第二次出家是在1899年，十六歲上下。他初戀受挫，負氣從日本回到廣州，決意皈依蓮座，永贊三寶，堅心事佛。蒲澗寺方丈念他身世畸零，遂將他收為沙彌。然而曼殊情根未斷，塵緣未了，所謂“出家”，腳在空門內，心在空門外，又豈能絕智滅欲？只不過來走一回過場。

有位來自草堂寺的游方僧常見曼殊眉目之間堆砌愁慘之色，便問道：“披剃以來，奚為多憂生之歎耶？”曼殊的回答是：“今雖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好個“以情求道”，這不是緣木求魚嗎？他在蒲澗寺沒待多久，便悄然離去，返回日本橫濱。

蘇曼殊第三次出家是在1904年1月4日。他在香港《中國日報》謀職未就，心灰意冷，便前往廣東番禺縣雷峰寺（一說為海雲寺）落發為僧，具足三壇大戒，皈依了主張“我心即佛”的曹洞宗。

這一次，他仍然不堪修行之苦，竊取已故師兄博經的度牒（僧人的身份證明和戶口）後，即飄然回港。

1904年春，蘇曼殊以玄奘、法顯為榜樣，萬里投荒，去泰國曼谷朝聖，在玉佛寺拜喬悉摩長老為師研習梵文，為期不久，卻大有收益。然後他又獨身前往錫蘭（斯里蘭卡）菩提寺駐錫，開筵講經，很受歡迎。初夏時，他途經越南回國，以當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

1907年秋，蘇曼殊與章太炎欲結伴西遊，赴印度朝聖，深造佛學，終因資金短缺而未果。

蘇曼殊在其筆記小說《嶺海幽光錄》中表彰明清換代之際抗節不撓、視死如歸的義僧祖心，曾借題發揮：“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他在致劉三的信中有這樣的句子：“濁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嘔血死耳。”蘇曼殊為何要出家？這些話可以作為一部分注腳。

然而三師七證又如何？燃頂烙疤又怎樣？蘇曼殊終究做不到禪家強調的“不沾，不著，不滯，不昏，不染”。他的悲劇人生既由身世造成，由社會造成，也由性格造成。他任性，偏執，脆弱，悲觀，恃才傲物，憤世嫉俗，落拓不羈，因此，雖譽滿國中，遍交當時名士，卻依然認定自己只是孤獨的漂泊者，伶俜一人面對洪荒樣的世界，滿懷驚恐，無所適從。

他與異域詩魔拜倫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首先，兩人均有傷及自尊的缺陷，拜倫跛足，而曼殊是私生子；其次，兩人均具有自由不羈的叛逆精神，永不饜足的激情，淪骨浹髓的厭世感，且與舊道德格格不入；其三，兩人均是多年漂泊異域，同樣深愛著異邦的美女（拜倫愛雅典女郎，曼殊愛日本的百助楓子），同樣是具有唐璜好色如狂的毛病，同樣是用藝術創造力去平衡內心的風暴。

但他們又有不同的特點：拜倫敢於釋放內心的魔鬼，並有勇氣與之周旋，他的浪漫是從肉欲到精神的雙重浪漫，比唐璜更荒唐；曼殊則一心想與魔鬼媾和，在肉欲方面頂多打一打擦邊球。這種七折八扣的東方式浪漫（謂之意淫更恰當）顯然帶有自懲和自虐的傾向。他在女友雪鴻所贈的《拜倫遺集》扉頁上題寫過這樣一首詩：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篇吊拜倫。

詞客飄零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

曼殊與拜倫都是熱愛自由、追求浪漫、崇尚革命的詩人。兩人同樣英年早逝，一個三十五歲，一個三十六歲。

蘇曼殊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數是後來震盪了歷史風雲的人物：黃興、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鄒容、陳天華、廖仲愷、何香凝、陳獨秀、馮自由、章士釗、劉季平（即劉三）、何梅士、趙聲、于右任、柳亞子、陳去病等。

章太炎有一句名言：“革命是補瀉兼備的良藥。”在亂世中，這副藥能使各色人等為了不同的目的聚合在一起。

1902年，蘇曼殊加入陳獨秀領導的“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的“青年會”。

1903年春，由橫濱僑商保送，蘇曼殊從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轉學至成城軍校。為了革命的需要，他學習陸軍，與蔡鍔為先後校友。

生逢艱難時世，蘇曼殊決意將國家興亡負於自己的肩膀。在成城軍校，他天天舞刀弄槍，胡服騎射。適逢東北受強虜踐踏，他遂毅然加入抗俄義勇隊，立誓要血戰沙場，馬革裹屍還。然而志士歸國失路，勇士報效無門。

清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將傾，四維欲絕，猶自酣沉於夢寐。蘇曼殊熱血未冷，他在孫中山與黃興的麾下以筆為旗，以筆為槍，向黑暗勢力發起強有力的挑戰，恨不得一腳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凱。

雖是出家人，卻以天下為懷，以蒼生為念，以救國為職志，萬死不顧一身，因此他成為名聞遐邇的“革命和尚”和“兵火頭陀”。蘇曼殊視軀殼為蔑有，極富犧牲精神，見義即赴，無算計，無保留，難怪孫中山贊他“率真”。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

國民悲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發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兩首七絕何其豪邁，何其壯烈，哪有一絲一毫枯澀沉悶的僧侶氣息？

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曼殊手無縛雞之力，上馬殺敵不行，下馬草檄則是頂尖高手，他要反清，惟用揮動手中的詩筆、文筆、畫筆和譯筆。

最初，蘇曼殊為陳獨秀的《國民日報》撰稿，將雨果的《悲慘世界》譯為《慘社會》。奇就奇在他不願受原著束縛，從第七回的後半回到十三回的前半回，他索性另起爐灶，自己塑造了一個革命俠士明男德，大罵皇帝是“獨夫民賊”，“孔學是狗屁不如的奴隸教訓”，公然蔑視“上帝”、“神佛”、“道德”、“禮義“、“天地”、“聖人”。

他主張無政府主義，土地、財產歸窮苦的民眾享有，對極力宣導無政府主義的美國女傑郭耳縵尤為推崇，特別翻譯了她的傳記。蘇曼殊的筆鋒無比銳利，而且飽含激情，因此頗具感染力和批判力。

且看他的雜文《嗚呼廣東人》的開篇：“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說，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於廣東人手。”這是何等斬截痛快的筆墨。

廣東人向英國人搖尾乞憐，給維多利亞紀念碑捐款頗為踴躍，對國內災變卻無動於衷，“便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蘇曼殊深惡痛絕地便是這種奴性。曼殊除了憑仗譯筆和文筆激濁揚清，還憑仗畫筆除殘去穢。

他在《民報》副刊“天討”的美術版上發表了《獵狐圖》、《撲滿圖》、《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等畫作，無不喻意深刻，仿佛一支支響箭，徑直射向昏庸無道的清王朝的腦門和胸膛，可謂箭箭中的，無一虛發。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革命和尚”，由於交友不慎，險些被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當作內奸暗殺了。

1909年夏，蘇曼殊與好友劉三避暑于杭州白雲庵禪院，意外收到一封匿名的恐嚇信。大意是，革命黨人早就看出蘇曼殊形跡可疑，與叛徒劉師培、何震夫婦（他們都是替兩江總督端方搜集革命黨人情報的密探）瓜葛甚密，警告他若再敢與劉、何二人沆瀣一氣，不加收斂，閻王殿上就會立刻多一個新鬼。

此事驚動了章太炎的大駕，他趕緊出面為蘇曼殊辯誣。其詞為：“香山蘇元瑛子谷（蘇曼殊在俗時又名元瑛，字子谷），獨行之士，從不流俗……凡委瑣功利之事，視之蔑如也。

廣東之士，儒有簡朝亮，佛有蘇元瑛，可謂厲高節、抗浮雲者矣。……元瑛可誣，乾坤或幾乎息矣。”後來大家才知道，這封令人迭足屏息的恐嚇信是南社成員雷昭性所寫，他懷疑曼殊與劉師培夫婦同流合污。

1913年7月21日，蘇曼殊以個人名義在《民立報》上發表了詞鋒淩厲的《釋曼殊代十方法侶宣言》，完全撕下了嗜血惡魔袁世凱的畫皮。

其詞為：“……自民國創造，獨夫袁氏作孽作惡，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殺人如草；幽薊冤鬼，無帝可訴。諸生平等，殺人者抵；人伐未申，天殛不逭。況辱國失地，蒙邊夷亡；四維不張，奸回充斥。上窮碧落，下極黃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耶？獨夫禍心愈固，天道益晦；雷霆之威，震震斯發。普國以內，同起伐罪之師。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為元兇，不恤兵連禍極，塗炭生靈；即衲等雖以言善習靜為懷，亦將起而褫爾之魂！爾諦聽之！”這篇宣言更像是檄文，正是它為蘇曼殊贏得了“革命和尚”的美譽。

然而，蘇曼殊期望革命早日成功，心情過於迫切。眼看一次又一次武裝起義連連喋血，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滔滔不歸，他開始消沉，痛苦，絕望。他的性格太脆弱了，承受不住接踵而至的打擊。朋輩凋零（如鄒容瘐死於上海西獄、陳天華自沉于東京大森灣），同志反目（如章太炎與孫中山失和），友人變節（如劉師培夫婦投逆），有見於此，他倍感慘然，愀然，且憮然。

至情至性的曼殊不能理解這個世界的殘酷與陰暗。他再也看不下去了，慘澹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這一切過於沉重。他要逃，要逃得遠遠的，逃向深山更深處，逃進寂寂空門。

然而，國難方殷之際，何處又能找到可靠的心靈庇護所？更何況他是早就上了清廷通緝令的要犯，滿街鷹犬，防不勝防。他天性喜歡信馬由韁，獨往獨來，又如何受得了繁苛戒律的約束？清苦之至的修行生活，令他既生畏又生厭。於是他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從紅塵逃向廟宇，又從廟宇逃向紅塵。

他始終在逃避，卻無逃於天地之間。依違於僧俗的生活，情與欲的反向拉拽，適足以令他陷入更深的矛盾和苦悶。天生的多情種子，天生的風流才子，別有傷心之處。“天生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尚留微命作詩僧。”

他畢竟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家，在鐵血交飛的年代，他身上多有革命家所少有的脆弱性和哀憫之情，也不喜歡流血，無論哪種形式的流血他都不喜歡。在塵世與廟宇之間，是否另有一片樂土呢？曼殊一直在找，似乎就在朦朧的遠方。最終，他猶如少不更事的孩子，天真地認為，溫柔鄉即是最快樂的棲息地，情禪便是最滿意的宗教。

“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樽前笑不成。”雖然懷揣佛門的度牒，但蘇曼殊算不得究竟意義上的僧徒，即便傾盡寒山冰雪，也難消他火熱的兒女情腸。他對於“佛”自有與眾不同的理解：多情即佛心。佛為何能看到眾生萬般皆苦？便因為佛陀也未免多情。在曼殊的心目中，諸佛固然可敬，但他最願禮拜的卻是被印度人稱為“情愛尊天”的伽摩佛。

然而，佛家的戒、定、慧與俗世的情、愛、欲形同冰炭，在其內心日夜不停地交鋒，進則為歡場，退則為道場，孰是孰非？孰優孰劣？他進退兩難，無法決斷。

情愛，是曼殊一生中最好的風景，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隱痛。與他走得最近的女友和“情人”有雪鴻、靜子、佩珊、金鳳、百助楓子、張娟娟、花雪南等數人。

於“情愛”二字，他比起俗世的常人來，一直都是太不完全，太不徹底。他渴望真愛，卻又逃避激情。他割斷了靈與肉之間最熱切的呼應，使之各為其主，終於導致二者反戈相擊。他裸身闖進女弟子何震的房間，指著洋油燈大罵，那只是無邪，只是輕度的迷狂；他出入青樓，擁校書（舊時對妓女的謔稱），喝花酒，竟能全身而赴，全身而返。同為天涯淪落人，曼殊對眾校書從無褻玩之意，他為她們賦詩，為她們作畫，為她們排遣身世沉淪的傷感。

蘇曼殊的初戀對象是一位元不知名的日本姑娘，很快便無疾而終。其後，他的西班牙籍英文老師莊湘願將愛女雪鴻許配給他，尚須等他們成年。

再後來，河合仙極力撮合曼殊與表姐靜子成婚。曼殊此時已遁入空門，沙彌十戒中有一條“不娶不淫”。他作繭自縛，便惟有揮劍斬情絲。他留給靜子的訣別信值得一讀：

靜姊妝次：

嗚呼，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餘實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義幹雲，吾非木石，雲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遭世有難言之恫，又胡忍以飄搖危苦之軀，擾吾姊此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作遠頭陀矣。塵塵刹刹，會面無因；伏維吾姊，貸我殘生，夫複何雲？倏忽離家，未克另稟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湣，代白此心；並婉勸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以時強飯加衣，即所以憐兒也。

幼弟三郎含淚頂禮

他走了，做了情場的逃兵，只能反復再三地扮演這樣一個既可恨又可悲的角色。不久，癡情的靜子便抑鬱致疾，芳魂縹緲。深深的負罪感，無法排遣的憂傷，一齊壓在蘇曼殊的心上。他恨世道太險，嫌空門太悶，便一頭紮入秦樓楚館，流連忘返。他要尋一片溫柔之鄉，管它是夢幻還是泡影，更不管別人罵他欺佛犯戒，傷風敗俗。

一般人不能理解蘇曼殊的是：他若想還俗，誰也不會阻攔他，愛情既可圓滿，婚姻也得成全，卻為何偏要自己跟自己鬧彆扭呢？殊不知，自古多情者皆為多情所累，得其一，則不能得其二；得其二，則不能得其全。

曼殊的人生絕非一場戀愛、一局婚姻可以包圓。于他而言，情愛永遠都不是目的，而只是貫穿於生命過程中的美好體驗。他逃來逃去，躲來躲去，每次逃躲的也只是愛與被愛的物件，而非情愛本身。還是摯友劉三最知曼殊心肺，“只是有情拋不了，袈裟贏得淚痕粗”，可謂一語道破底細。

更令人奇怪不解的是，表面看去，蘇曼殊是在縱欲，實際上他卻是在禁欲。這就必須仔細尋究一下他的愛情觀。

蘇曼殊曾對情人花雪南說過這樣一番話：“愛情者，靈魂之空氣也。靈魂得愛情而永在，無異軀體恃空氣而生存。吾人竟日紜紜，實皆游泳於情海之中。或謂情海即禍水，稍涉即溺，是誤認孽海為情海之言耳。惟物極則反，世態皆然。譬如登山，及峰為極，越峰則降矣。性欲，愛情之極也。吾等互愛而不及亂，庶能永守此情，雖遠隔關山，其情不渝。亂則熱情銳退，即使晤對一室，亦難保無終凶已。我不欲圖肉體之快樂，而傷精神之愛也。故如是，願卿與我共守之。”

他認定欲望的實現便是愛情的失敗，這個觀念在他的頭腦中太執著太頑固了。與美女肉袒相對，他居然也能懸崖勒馬，雖說“偷嘗天女唇中露”洩露了他與情人之間並非完全沒有親密接觸，但他每次都能夠守住最後一道防線，你就不能不佩服他具有非凡的定力。曼殊所愛的人多半是歌台曲院的風塵美女，這些在肉欲中日夜打滾的悲苦紅顏竟三生有幸，遇著一位只作精神戀愛的癡情和尚，也可算是難得的人間奇遇了。

十日櫻花作意開，繞花豈惜日千回。

昨來風雨偏相厄，誰向人天訴此哀？

忍見胡沙埋豔骨，休將清淚滴深懷。

多情漫向他年憶，一寸春心早已灰！

曼殊上人除了《憶東京調箏人百助楓子，作此悲歌》外，另有“華嚴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愛我情”、“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和“一自美人和淚去，河山終古是天涯”的綺語和痛語，足見其深衷已為情所困，為情所傷。超越欲望的愛情一旦化成詩句，便完全不沾世間煙火氣，簡直賽似天外清音。

1913年12月中旬，蘇曼殊因暴食致疾，纏綿病榻，百無聊賴，在東京寫信給國內的至交劉三，堪稱絕妙好詞：“芳草天涯，行人似夢，寒梅花下，新月如煙。未識海上劉三，肯為我善護群花否耶？”病中仍記掛著那些紅火坑裏的眾姝，只有憐惜，只有關懷，並無一點褻玩之意。

佛家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情禪一味原不是毫無依據。“懺盡情絲空色相”，“是空是色本無殊”，這多少有點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看上去很酷，卻令人捏一把冷汗。八指頭陀詩雲：“自笑禪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無妨。”他是能夠做到，曼殊則無法做到。

他做不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他始終都在幹一件苦事：自己跟自己拔河，左手與右手相搏。“與人無愛亦無嗔”，這是他的願望，願望而已。

有人說：現代三大詩僧，八指頭陀堪稱大明大德，弘一法師是律宗第十一代傳人，他們兩人均修成了正果，惟獨曼殊上人至死仍是一位佛祖不待搭理的花和尚，他的情禪終於妨礙了他的慧業。

蘇曼殊的種種怪癖非常有名。“背人兀坐，歌哭無常”，還只是有點癲。他喜歡收集美人玉照，喜歡描繪女子髮髻，也不算太出格。他視金錢如糞土，揮霍無度則非同小可。在他看來，朋友的錢便是自己的錢，有時取而不告，有時借而不還，好友陳獨秀、何梅士、章士釗、劉三等人均多有領教的機會。不過朋友們誰也不會為銀錢的事與他慪氣。

曼殊“以繪畫自遣，繪竟則焚之”，這不知讓多少友人深感惋惜。他為劉三畫《白門秋柳圖》、《黃葉樓圖》，乃是自願。他不僅出於友誼，還敬重劉三的俠義之舉，為鄒容收殮遺骨，葬于自家黃葉樓下。他遵守然諾，為趙聲畫《飲馬荒城圖》，則是酬報死友，托人代他焚化于趙聲墓前，頗有延陵季子墓門懸劍的古賢遺風。曼殊生性浪漫，對自己的畫，旋作旋棄，而別人一開口索畫，則又變得十分矜貴，輕易不肯下筆。

南社好友高吹萬千里寄縑，請曼殊繪製《寒隱圖》，尚且一再稽延，頻年難以到手，其他人就只有垂涎的份了。還是《太平洋報》總編葉楚傖有辦法，他請曼殊作《汾堤吊夢圖》，也是屢索不遂，於是心生一計。有一天，他閒談時告訴曼殊，上海新到一批外國五香牛肉，聞香下馬者不知凡幾，他好不容易購得三斤，還有摩爾登糖和呂宋煙，一併放在樓上美術編輯室，曼殊有空可去品嘗。曼殊聽說美味在等他，就如同佳人有約，沒有不去的道理。他三步並作兩步上了樓，葉楚傖即在他身後鎖上房門，聲稱，曼殊若不完成《汾堤吊夢圖》，就別想出來。有美食，就有好心情，有好心情就有靈感，繪一幅畫又有何難？有餌能釣大鱸魚，葉楚傖果然得計。

曼殊豪於飲而雄於食，過於貪圖口福，尤其喜歡飲冰水，吃糖果和五香牛肉，朋友們戲稱他為“糖僧”和“牛肉大師”。他的觀點是：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坐，於精神毫無妨礙，我空，人空，宇宙空，今日之美食，不過是異日之塵埃，不吃白不吃。然而暴飲暴食損壞腸胃，最終要了他的命。

“舞低樓心楊柳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吃花酒要的就是這般情境和氣氛，別人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曼殊卻不僅僅滿足於秀色可餐，而是放開肚量，將各種美味吃到盤碟見底。柳亞子回憶道：“君工愁善病，顧健飲啖，日食摩爾登糖三袋，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餘嘗以芋頭餅二十枚餉之，一夕都盡，明日腹痛弗能起。”

曼殊對性欲的控制力堪稱天下第一，對食欲的控制力則堪稱天下倒數第一。他寫信給柳亞子，信中談及自己病中貪食，頗為詼諧：“病骨支離，異域飄零，舊遊如夢，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醫生大吃年糕，故連日病勢，又屬不佳。每日服藥三劑，牛乳少許。足下試思之，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

在寫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也將自己那副老饕相活寫如畫：“月餅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豈欲吊人胃口耶？此來幸多拿七八隻。午後試新衣，並赴順源食生薑炒雞三大碟，蝦仁面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他明知多食傷身，仍然對各類佳餚欲拒還迎，照單全收，這真有點“癮君子”不怕死的勁頭了。

有一次，曼殊去易白沙處作客，賓主相談甚歡，到了吃飯的時候，易白沙用中餐款待他。好傢伙，曼殊真是肚量驚人，總共吃下炒麵一碗，蝦膾二盤，春捲十枚，還有許多糖果。易白沙以為曼殊手頭拮据，多日挨餓，才會這樣狼吞虎嚥，便邀他明天再過來坐坐。曼殊連連搖頭說：“不行，吃多了！明日須病，後日亦病。三日後當再來打擾。”

魯迅對蘇曼殊的詩文評價很高，對他的個人生活則不表恭維：“黃金白銀，隨手化盡，道是有錢去喝酒風光，沒錢去廟裏掛單。”曼殊去世前一兩年，在東京十分落魄，有時竟會典當掉剩餘的衣服，赤條條不能見客。這種有錢時飽撐一頓，無錢時餓癟數天的生活方式，簡直就是玩忽生命，調侃死神，結果折騰出大病來，終於醫藥罔效。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蘇曼殊，無疑是天下第一多情種子，也是天下第一傷心詞客，其詩篇，十之八九都是和血和淚寫成，哀感頑豔，絕非無病呻吟。有時，我不免覺得奇怪，以其多愁多病之身，天既未假其年，人又常沮其意，卻留下了那麼多優美之極的詩詞、小說、繪畫和譯著，還編纂出一部厚厚的《梵文典》，若非大智大慧，怎能成就？

大學者馬一浮曾對蘇曼殊作十六字評語：“固有超悟，觀所造述，智慧天發，非假人力。”堪稱精當。真是可悲可惜，“千古文章未盡才”，“才如江海命如絲”，又掉入了一個天嫉多才的老套子。對於早熟的天才，上帝收割的鐮刀確實要來得比平常更快，這一避無可避的自然規律橫亙在曼殊眼前，他無法逾越。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怎麼會無人識呢？曼殊上人一襲袈裟，越八十餘度春秋而來，正是西湖天心的朗月，水心的皓月，可望不可即，那出塵之姿，縱然丹青妙手，也難描畫。

                

蘇曼殊（1884年－1918年5月2日），本名子谷，法號曼殊，又號元瑛。廣東香山（今廣東珠海）人。中國清末民初詩人、作家、畫家、翻譯家。

其父蘇傑生為日本橫濱山下町三十三番英國茶行的買辦。蘇傑生在日本期間與日本婦女同居，生下了蘇曼殊。蘇曼殊的母親叫亞仙（柳亞子說姓河合，但似乎沒有證據）。

蘇曼殊十一歲被帶回到廣東老家，就讀於私塾。由於其帶有異族血統，在家族內備受排斥和虐待。有人說，曼殊十三歲就到新會慧龍寺出家做和尚，但後來又被家人找回，但這種說法證據不足。

十五歲時，家道中落，曼殊隨表兄再赴日本，在橫濱華僑設立的大同學校就讀。該校分甲乙兩級，甲級所授為中英文二科，乙級所授為中文一科。當時馮自由在甲級，蘇曼殊屬乙級，與馮自由的弟弟同班，二人由此相識。1901年經親屬林氏贊助考入早稻田大學預科學習，一年後因林氏贊助終止而停學。幸而清公使王大燮准許各省自費優秀學生改當公費生，曼殊遂經橫濱僑胞推舉，轉學振武學校（由東京成城學校改制而來）。曾有人說其就讀於東京上野美術專科學校，實不可考。此時他開始醉心於佛理。在日本期間，還結識了陳獨秀、章士釗、廖仲愷和何香凝等留學生，並先後參加了在日本成立的中國革命團體如青年會、興中會等。

1903年，俄國侵佔東三省，蘇曼殊所在青年會組織拒俄義勇隊，後遷至香港。當時蘇傑生在家鄉已經為蘇曼殊訂下親事，趕到香港想勸其完婚，蘇曼殊避而不見。在革命同志陳少白的勸說下勉強返鄉，但是數月後即返港，並已剃度出家，法號曼殊。蘇曼殊很快來到江浙一帶，先後在蘇州吳中公學任教、《國民日報》擔任翻譯，並與章炳麟、柳亞子等人交遊。蘇曼殊一生曾幾次出家，但情緒反復多變，不能真正看破紅塵。他有時身披袈裟，誦經念佛；有時又與多情少女發生轟轟烈烈的戀情。後在上海時，蘇曼殊更自暴自棄，出入青樓妓院，還暴飲暴食，最終得了胃病。

1918年5月2日，曼殊因胃病逝於上海廣慈醫院，年僅三十四歲。死前留下一偈：“一切有情，都無掛礙。”後孫文捐贈千金，葬其於杭州西湖孤山北麓，南社諸宗元撰《塔銘》。20世紀50年代墓坍，1964年遷葬於西湖西南側的雞籠山。

蘇曼殊能詩擅畫，通曉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種文字，翻譯作品有《拜倫詩選》和《悲慘世界》。《拜倫詩選》出版于宣統元年（1909年），以中國古體詩的形式翻譯《哀希臘》、《去國行》等篇。《悲慘世界》發表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最初譯名《慘社會》，在上海《國民日日報》上連載，其譯書未忠於原著，自第7回起，更杜撰情節，亂改處極多。他創作的小說有《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等，另有《天涯紅淚記》未完成。後人將其著作編成《曼殊全集》（共5卷）。現存詩約有100首。

其詩多感傷情調；小說運用淺近文言，描寫愛情故事，表現出頹廢色彩。加入革新派的文學團體南社，並在《民報》，《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

雖然蘇曼殊在五四運動前已經去世，但他對五四運動還是產生了影響，其中學界對他在新舊文學中的定位存在爭議，一方面有人把他放在與新文學對立的鴛鴦蝴蝶派中，亦有人把他和五四浪漫派看齊，以為他和郁達夫有直接關係，可見其複雜的關係。

郁達夫評論《斷鴻零雁記》:“有許多地方,太不自然,太不寫實,做作得太過。”

錢鐘書在《圍城》裏借董斜川之口評論說“東洋留學生捧蘇曼殊，西洋留學生捧黃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