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法、德三國對外干涉的理論與實踐”

                ─法國19世紀在非洲殖民時期的文化政策

                    *李洪峰*-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教授

                     (2017年12月17日  來源：每日頭條)

文化政策和軍事擴張一樣，是法國殖民歷史的重要組成，也是法國外交史的重要構成。

李洪峰：法國殖民活動達到巔峰時期是在20世紀20、30年代時期可以看到，北非、西非、中非和東非有部分區域，亞洲越南等國，以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中的一些島嶼都處於法國的控制之下。早在16、17世紀，法國在美洲部分地區（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等地）也推行了殖民活動。目前法語在全世界的分佈和講法語人口的規模都與法國的殖民歷史密切相關。

於“殖民主義”一詞的產生時間法國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法國殖民詞典》認為是1905年。不可否認的是，十九世紀中後期法國的殖民擴張，對於法國二十世紀上半葉乃至二十世紀下半葉殖民地國家獨立以後的全球影響力戰略中應該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法國政治思想史中，殖民主義思想沒有形成特別完整的體系，但具有延續性，體現在各個時代不同代表人物的主張和政策當中，“開發”、“同化”和“聯合”是法國殖民思想的關鍵字。要探討文化政策在法國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殖民活動和軍事擴張當中的角色和作用，首先要探討它的思想基礎。

一、軍事傳統和文化自信的結合是法國殖民活動的思想基礎

通過對法國歷史的觀察可以看到，法國的殖民活動建立在法國軍事傳統和文化優越感（或者說是文化自信）相結合的基礎上。法國的歷史，既有入侵和征服的歷史，也有被入侵和被征服的歷史。

從高盧時代起，法國先後經歷了羅馬帝國、阿拉伯人、匈奴人入侵，經歷了百年戰爭和普法戰爭的挫折。同時法國也經歷了一個征服與擴張的過程。從查理曼大帝、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再到拿破崙，這些法國國王或者皇帝的名字都是跟軍事征服聯繫在一起的。法國人的愛國思想和法蘭西光榮的信念不斷增強，堅信法國應該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法國學者Jean Doise和MauriceVaïsse所著的《法國外交政策——外交和軍事工具（1871-1991）》（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Diplomatie et outil militaire1871-1991），詳細梳理了這一百多年中法國軍事改革的情況，以及軍事與外交密不可分的關係。

文化在法國殖民過程和軍事擴張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絕非偶然。只有理解法國人的文化優越感才能比較好地理解其為什麼在殖民過程中推廣法國文化，尤其是法語。法國輝煌的文學、藝術、哲學成就，啟蒙時代對世界的深遠影響，包括巴黎發展成為世界城市的過程，對於法國在歐洲以及全世界的地位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亨利四世時期巴黎的建設計畫曾促進了法國社會階層的融合，帶動了商業、手工業、時尚業的發展，影響了歐洲很多國家。因此，法國人的文化優越感是根深蒂固的。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語只是法國部分精英階層的語言，並不是所有法國人的語言。法國大革命時期，Bertrand Barère等革命派提出，法語應該屬於所有法國人，將語言與共和價值緊密聯繫。第三共和國時期，即十九世紀下半葉，法語是作為共和國價值觀的載體進行推廣的，中央政府採取了一些強制措施使得法語在小學教育、中等教育各個層面作為教學語言得到使用。對於法語的推廣也滲透到了殖民活動當中。第三共和國的教育部長Jules Ferry（他在任時提出的世俗教育、免費教育和義務教育原則也深刻影響了法國的國民教育）提出，“法國必須向全世界擴張自己的影響，將她的語言、習俗、旗幟、武裝力量、工程學帶到各地”，語言放在了第一位。在法國中央集權機制下，這種理念也體現在了法國對殖民地的管理模式中，所以在暴力征服和殖民的過程中逐步推行法蘭西文化也被法國在西非地區歷任殖民總督視為首要任務之一。而這種理念並非始自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一位殖民官員JeanJubelin（1787-1860）在1829年就曾提出，需要在殖民過程中滲透歐洲文明的基本要素，要讓當地人掌握知識、熟悉法語，激發當地人對法國產品和生產的興趣，並讓青年精英有機會展現自己。

Jules Ferry（1832-1893）：法國政治家，曾多次任國民教育部長，任內確立了法國國民教育的基本原則。

所以，文化推廣和軍事思想的結合是法國強國思維的特色，體現在法國十九世紀後半期殖民地的推進過程中。

二、法國文化政策在殖民地的滲透與推行：塞內加爾個案

塞內加爾學者巴帕·易卜希馬·謝克認為，法國在黑非洲部署最細緻、持續影響最大的文化政策在於其教育政策。在殖民初期尤其如此，語言的教學使得被殖民的人口初步瞭解法國文化和經濟，語言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戰略工具、統治工具。

塞內加爾正式成為法國殖民地是在19世紀末，但早在1659年法國就在塞內加爾的聖路易港建立了商棧（聖路易港也曾經被劃歸英國，後來《維也納條約》又把塞內加爾劃歸法國）。塞內加爾人對殖民的抵抗活動從1864年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法國的軍事征服在塞內加爾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同時也是文化滲透的過程。

塞內加爾一直是法屬西非殖民地的首府所在地。獨立後，塞內加爾在法語世界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非洲法語國家中具有一定的號召力。其第一任總統桑戈爾是作家、詩人，法蘭西學院院士。其前總統 Abdou Diouf 曾多年擔任法語國家與地區國際組織（OIF）主席，法語國家和地區組織的一些重大活動也曾在塞內加爾舉辦。因此，塞內加爾個案具有相當的典型性。

法國在塞內加爾的殖民政策受到三大原則的影響：一是行政集權，法國國內所經歷的中央集權發展也體現在對殖民地的管理當中，殖民總督具有相當大的權力，總督本人的理念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二是同化原則。語言是同化最基本的工具。三是功利原則，即對殖民地的開發要為法國帶來實際利益。因此，法國殖民時期一些比較僵化的措施，長遠地影響了前殖民地國家的經濟結構，比如說讓某地區重點生產某一種作物的做法，即是最早的功利原則的體現。法國需要借此獲得經濟來源和市場，獲得各種實際利益。

從具體措施看，法國在塞內加爾的教育政策主要措施體現在對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推動上，也包括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其主要的目的都是推廣法語，培養懂法語的精英階層和勞動力。但教育設施的發展非常不均衡，大量人口並沒有被覆蓋；最基礎的鄉村學校和殖民機構附近的地區學校之間存在著差距，教會的教育理念與殖民當局的理念之間也存在著較大區別；無論是教會還是公立學校，師資問題都很突出。職業教育方面，1848年奴隸制廢除以後，法國人就開始重視殖民地的職業教育，因為需要在當地培養出適用於本土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人口。

19世紀後半葉法國在塞內加爾的教育政策推行速度較慢，很多原則和措施不能夠得到充分實施。但隨著法國對塞內加爾軍事佔領的深入，尤其在曾經參加過普法戰爭的法屬西非總督Louis Faidherbe（1818-1889）（他本人對於方言有一定研究，重視文化和語言的作用）及其繼任者們任內，法國逐漸掌控了塞內加爾的局面，其教育政策也較好地支撐了殖民政府的工作，培養出一批翻譯人員和適應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勞動力。這一時期，塞內加爾的農業、工業和道路交通都得到了明顯發展。包括教會學校在內的殖民教育體系對當地人口也進行了思想觀念的灌輸，比如不同階層和性別人口的社會角色、法國的文化優勢地位等。

關於對法國殖民活動中文化教育政策的評估，法國政界、學者和前殖民地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法國的殖民帝國在達到巔峰後迅速解體，二戰後前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法國的文化教育政策沒有能夠幫助法國實現對殖民地永久的統治，塞內加爾學者認為法國在塞文化教育政策的效果並不盡如人意，而且造成了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的割裂，文盲率至今居高不下。

但從法國的影響力角度看，法國至今與非洲法語國家維持著密切的優先合作關係，其中法國推行文化教育政策的作用不可低估。

三、法國殖民時期文化政策的長遠影響

法國殖民時期文化政策的長遠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非洲法語國家對法語以及法語文化的認同延續保持至今，非洲法語國家大多數仍然以法語為官方語言，即使在如北非阿爾及利亞等少數國家，法語不再是官方語言，但仍然是大學教學語言、商業語言和外交語言。19世紀末殖民地國家的上層社會就開始把子女送往法國，這種做法延續至今。在北非，經濟條件比較好、社會地位比較高的家庭也有很多讓子女上私立的法語學校，並去法國接受高等教育。對於法國文化地位的認同和信任可算是一個積極因素。

其次，20世紀70年代以來法語國家與地區組織的成立及發展也證明了這種文化上的認同與政治經濟合作的膠著關係。作為法語國家的合作平臺，該組織以推廣法語和法語文化為目標，20世紀以來更是將可持續發展、青年發展、環境保護等內容納入合作框架，是法國在全球維繫文化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平臺。而這個平臺的搭建並非依靠法國人單方的促動，而是得到了很多第一代非洲國家領導人的支持，除了桑戈爾，還有突尼斯的布林吉巴總統、尼日爾的哈馬尼·迪奧裏總統，都是法語國家與地區合作平臺的積極推動者。

1970年，21個法語國家在尼日爾首都尼亞美召開的會議上簽署了成立文化技術合作局憲章，標誌法語國家組織（OIF）的成立。圖為法語國家組織成員國的旗幟。

第三，從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殖民地文化政策以及因此生成的法語人口，也是現今法國對外文化推廣政策和網路的基礎。法國文化中心和法語聯盟學校網路的覆蓋度非常高。法盟學校目前在全球五大洲137個國家共有820所，其中在非洲34個國家共有117所。法國的對外宣傳工具，包括廣播和電視臺（Canal+、France24等），在非洲法語國家有著大量受眾。此外，非洲較高的人口增長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受眾的數量。

第四，二戰後法國在非洲的軍事存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託於法國與前殖民地國家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文化溝通的便利。非洲獨立後，法國逐漸減少軍事基地數量，但仍然保留有多處軍事基地，並在當地設立了軍事培訓網路，法國軍校、法國在非軍事基地和非洲國家軍校的培訓項目用法語進行，也向非法語國家軍官開放。法國人在他們的軍事培訓中很重視語言培訓。法國在非行動部隊依託語言優勢和對實地的熟悉程度，在直接干預行動中有相當的行動能力，也十分有利於人道主義行動的實施，比如在對婦女和兒童的保護中，語言優勢和文化上的信任感、認同感也不可忽視。

結語：

總的來說，文化政策和軍事擴張一樣，是法國殖民歷史的重要組成，也是法國外交史的重要構成。如今，法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已經不復往昔，但其文化外交歷史仍然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完）

（本文為嘉賓在鏡廳論道“近代英、法、德三國對外干涉的理論與實踐”的圓桌論壇的發言） 

李洪峰(女)，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外法語國家與地區研究中心成員、魁北克研究中心負責人。2001年起執教于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承擔主要課程有：三年級精讀、法語國家與地區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法國外交、法語國家與地區國情、和平安全問題研究等。曾赴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爾大學講學，赴巴黎第三大學訪學。先後獲得北京外國語大學基礎階段教學陳梅潔獎、卡西歐優秀論文獎和園丁獎、加拿大總督訪問勳章等榮譽。出版專著《穿越風雨的中法關係（1949-1980）》，譯著《南北合作困局》、《博物志》、《普京傳》等，發表各類論文30餘篇。主持或參加多項省部級和校級科研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