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時代的人們今天可能會說：世界已無法築牆，要想將世界其它部分擋在外面，這是不可能的！

在全球經濟和生態依賴的時代，安全通常定義為“免於危險－平安”。在流行的以國家為中心的體系中，國家安全是以軍事術語來規定的，是一國政府抵抗另一國家武裝入侵的能力。隨著WTO的不斷壯大其功能，各國有了新的安全概念：在全球市場上為進入市場和獲得稀缺資源，以及達致有利的貿易支付平衡，而在經濟上更有競爭的能力。

在基於全球市場和軍事盟約的國家安全框架中，生態安全很少被包括在內，更談不上優先了。這是相當不合理的，因為自然的全球性的事物正是生態，而所謂經濟全球化和軍事手段很明顯只是人類設計和構建物的例子。既然空氣、土地和水形成一個連續體的全球生態，全球一起協作來保護它，似乎就是阻遏將來的生命所面臨危險的合乎邏輯的必然措施。

真正的“當前危險”幾乎與東/西軸心的超級霸權的兩極無關，雖然某種程度上與北/南軸心的富/窮兩極有關。然而，看起來似乎更與人類活動與地球可承載生命能力之間的兩極有關，這兩極同樣威脅著東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的生態安全，而且在許多方面包容了富/窮兩極。

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和這個星球發展的轉捩點上，源於人類對地球的攻擊而帶來的對生命的新威脅，特別是在全球化經濟體系與保護、維持生態及環境的極其必需的全球協作之間的威脅生命的不對稱，重新考察安全的優先性就變得關鍵起來。

創造和激發人類貪欲的全球經濟的無情攻擊，與人類的需要相對立，滿足永不魘足的消費而擴大和維持全球市場。它們也正塑造環境保護的方法，這些方法必須屈從於高高在上的經濟關注之下，而遑論挑戰它們了。

與其一貫的反全球環境安全立場一致，美國之前所作的強硬的和傲慢的--美國不會輸出其公民的生活方式--的聲明進行著注解：雖然美國是世界上人均消費能源最多的國家，它仍拒絕接受關於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如果在人均能源消費數量上，每一個印度人和中國人都達到美國的生活方式，將會發生什麼？結果將是對於地球自身生存產生越來越多的嚴重威脅。

對於早期的人類社會來說，這些威脅包括強大的自然力：火山噴發、地震、颶風、乾旱、洪水。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學會了防止這些災害，那些能夠負擔得起的，就通過在生活習慣和居住地方面的預防或改善，以及新的發明來防止災害。

而現代新的風險出現了，雖然他們也與自然有關，但這次危險並非來自自然對人類如何，而是來自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相應地自然對人類的報復。問題也為了保護優勢人群越來越免於這些老威脅，更大數量的劣勢人群繼續處於這些老問題和新問題的威脅之中。

今天人類對於地球的攻擊是新類型和新規模的，全球性的症狀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臭氧層的消失、由於能源排放擴大而造成的全球變暖、酸雨、日益增多地排放到水、空氣和土壤中的化學、放射性和其他有毒物－導致癌症和其他環境導致的疾病的增加、健康問題和基因破壞、耕地的流失和沙漠化－造成成百上千萬人饑餓和餓死、化學和生物以及核子武器；熱帶雨林的大規模的砍伐－喪失了重要的河流和地球氧氣供應艙，更加劇了二氧化碳的威脅。

這也使地球上的生命同樣受到威脅，由於過度工業化、森林砍伐、污染、選擇性育種、單一作物種植和導致種種轉基因有機體的基因工程。這不像社會層面的威脅，這些並不能通過傳統的意識形態語言加以界定，但與一種新的和日益擴展的稱為“全球市場”的意識形態相關，那不是別的，正是人類追求利潤和權力的貪欲的惡性形式。

一旦對地球的生態系統的威脅加速達到特定的程度，加速到人類控制能力以上，將走向一個不確定的結局，可能包括地球生命可持續生存能力的大變化。地球也許能以某種方式調整適應這種變化，照顧好自己，但人類對於這些變化不可能抗拒或很快適應。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死亡的原因將不再是自然力，而是人類前景的失敗。要明白這個世界是一個完整的、有生命的系統，人類的安全既依賴於，也離不開地球的生命。

史前的遊牧部落，逐漸從狩獵採集轉為定居生活，即從事農業，人類有了在一個地方種植植物的能力，這預告了地球上第一次大的革命的到來。有關如鐵和銅之類的金屬使用的知識，將人類帶出了石器時代。通過一系列如此這般的發現和發明，將地球的資源轉化為生產目的，人類文明演化進入了更為複雜和更具創造性的形態。幾千年來，經驗中產生的有關自然、自然資源和生產過程的知識，形成了整個人類知識體系的核心，一直到17世紀現代科學的到來。

與日益增長的經驗性知識相伴前行，人類文明也有必要設計解釋性體系，以在各種信仰體系中回答關於價值、命運、責任、道德和倫理的問題，這些信仰體系種種不同，包括從土著居民至今仍信奉的原始的動物信仰體系，到遍佈全世界各地的複雜的宗教體系。這些信仰體系，不僅不是與有關自然和生產的經驗性知識脫節和分離，反而與它們有著內在的聯繫，構成了一個複雜的整體性知識體系，這極大地區別於基於理性和邏輯的現代知識形式——它是系統地與信仰類知識分開的。

現代知識，帶來種種技術，以令人目眩的規模和效率，將地球上的資源轉化為用於生產，二戰後更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加速發展，在進入21世紀的轉捩點上，我們發現自己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為打開市場，生產規模的擴大簡直必須排除一切障礙，以維持生產和消費的狂熱。很明顯，這種瘋狂對環境、社會和文化的衝擊是巨大的。

一切都在突然之間，務農及其他類似的社群接觸的市場一直很小，他們一直通過自足的和在本地交換必需品的方式維持生計，現在已成為受到雙重攻擊的靶子。既然他們佔有的土地、水、森林和礦物等自然資源儲量豐富，他們必須讓出這些地方，以使這些自然資源容易獲得，以滿足全球生產對水壩、圓木、礦產、電和道路等等的貪婪需要。同時，他們自己的生產方式必須改變，以使他們與擴張的市場相適應，導致農民為下一輪耕作保留私有種子的權利，現在受到了強烈的挑戰——注意並不是市場的作用，而是通過技術和相關立法，使第二年農民的自留種子不能生長，而被迫強制性地另行購買新種子。

這種衝擊不僅僅是針對基於自給自足生產方式的社區。既然這些生產體系內在地與經驗性知識和信仰相聯，對生產體系的摧毀，也對相關的知識和信仰體系產生了致命的影響。這樣的經驗知識中，當然會有一些對以市場為基礎的生產體系，同樣極為重要的內容。近來與貿易有關的立法體系，目前已經確保這樣的知識，道德上產生它的社群所有，歷史上可從公共領域獲得，現在也可通過壟斷性的專利體系進行商品化了，以此導致知識和生產體系，或者一起被摧毀，或者一起被簡單地盜取，以獲得利潤。

對於世界範圍內這類變化的反應，很自然各地有所不同。我們能日益感覺到，如大學這樣的中產階級抵抗的傳統地點，已經被削弱。這種削弱不僅僅是通過政策變化，使得它們日益依賴於私人資金而非公共資金，而且也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好處通過大量的專案和諮詢顧問，也流向學術界，這克服了批評或抵抗的意願。60和70年代，這些地方發生的那類抵抗，今天最多也只是變為消極的玩世不恭。

一種更新形式的跨階層的中產階級抵抗日益可見，例如西雅圖的反WTO運動。它以非政府組織為中心，這些NGO從事於種種政策和制度的設立，既通過批評性的合作，也通過對抗，表現日益顯著。然而抵抗的實際發生地點日益不明顯。參加者是自給自足的農民、農業工人、本地工匠、織工和其他小規模產業的工人、原住民社區、和不得不擺渡、劈柴和備飼料的婦女。無休止的發展使他們喪失了對自然資源的控制，並且沒有使他們受益，而是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存，他們被迫搬出其祖居地，喪失了傳統的技藝、文化和社會關係，這把發展中世界的大多數人口逼到了死亡的邊緣。在高速增長的經濟中，工作崗位增加的夢想也被打破了。例如據報導僅2000年一年，在中國就有令人難以置信的1300萬人從大型工廠中下崗。

全世界受到直接影響的人群日益組織起來形成民眾運動，為其權利和生存展開了英勇的鬥爭。這些抵抗的地點是立足當地的，雖然他們得到了中產階級成員的種種支持。世界範圍的反水壩運動、原住民運動、農村婦女運動、農業勞工運動、漁民和工匠運動的參加者，都顯示出不同於多數中產階級成員的特點，人們不是溫順地在現行體制下接受其犧牲者的地位，而是頗有生氣地予以抗擊。

這樣的抗爭不僅是回應式的，而且通過種種努力，如本地生產、地方自治、社區貨幣、雨水收集、替代教育、大規模社群動員等等，主動地從事著追求另類（生活）的探索。更多的是他們，而不是持異議的學者，探尋出走出TINA（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外別無出路）綜合症的道路。也許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說，環境並不僅僅是用來消費的“自然資源”，而且他們對於環境的把握是其知識和文化內在的組成部分，是他們整個生命體系的有機部分。

蒂姆‧印戈爾德（Tim Ingold）在其2000年的《環境的認知——民生、居住和技巧論文集》一書中，提供了一種分析，超越了有限的“自然資源管理”的觀點，一個包括環境、自然、技術和文化的綜合性觀念。該書運用來自主要以狩獵採集技巧為生的社區的資料，重新構造了關於人們相遇與創造網路的認知過程。分析的中心是像技能和生活技巧、人造物和工具的創造這樣的關鍵領域，以置疑當前在文化、自然和人與環境之間關係上的立場。它主張以一種更為整體論的、嵌入的方式分析人們如何進入社會關係，以及考察社會網路的全部領域及人在其中的位置。

藝術、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在分析和概念上的分離，是全世界一大批知識份子所關注的。這種分離似乎是一種更大的不和諧的表徵，人的存在方式的分裂和更為混亂的理解，與界定人與其他物種及自然環境之間關係分裂的表徵。這可以導致對像自然、技術和文化這樣的概念的錯誤理解，並創造有關社會關係的有偏向的藍圖。這些分裂，歸根於人與自然這‘兩個世界’的截然分開，也將人類學自身分為社會文化的和生物物理的兩大分支。

在傳統的人類學，以及科學觀點，都是認為對環境的知覺是內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對世界的處理過程。人們假定心靈加工作為原材料的經驗，對光、聲、壓力等的感覺，並將其組織成為一個內在的模型。作推翻自笛卡爾時代以來，有關人的單獨的器官能夠處理機體感覺資料的老觀念，作為整體的人在環境中通過世界的解釋運動。

像個人與有機體、社會與自然這樣的二元劃分的不協調是可以解決的。不是試圖使用心理學粘合劑的膠片，將兩個分離卻又互補的成分"生物物理的和社會文化"的粘接一起，以重建完整的人，而是應該嘗試找到一條讓人類生活的方式，這種方式消除了將人類生活區別為這些不同層次的需要。人就是有機體，不是在上面加上的某種東西！

以這種方式理解人，要求一種關係式思考，這種思考截然不同於生物學必不可少的“人口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這種人口思考是自達爾文理論和人口遺傳學的綜合建立起來以後形成的。科學中與之平行的潮流，是在發展生物學領域。在這一領域中，有機體的特徵，被認為並非那麼明顯，如自然選擇已經建立起來的模本，而是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即從其在特定環境內的生存與活動中建立起來的關係中產生的形成中的性狀。

作為發展中的“在其環境中的有機體”，而不是面對“外面”世界的自足個體。重要的是，這樣一種綜合，不是認為人是由不同的但互補的部分，如身體、心靈和文化等構成的複合實體，而是將人作為在一個持續展開的關係中創造性成長的單一中心。這種方法的主要內涵有三個：

1、許多我們習慣於稱之為文化變動的東西，實際上是由不同程度的技能組成。但技能並不意味著身體的技巧，而是身處多重結構化的環境中，整個有機體行動和知覺的能力。因此，作為人的有機體的特點，技能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

2、技能並不是代代相傳的，而是每一種都是重新長成的，是通過完成特定任務的訓練和經驗，內化為變化著的人類有機體的操作法。

3、技能的研究需要一種視角，這種視角著眼於正處於與其周圍環境進行著積極互動背景中的實踐者。

人類成為有機體的存在，是在一個由多種多樣的物種，包括人類和其他物種（非人類）一起生存的世界中形成的。因此人與人的關係，稱之為社會的，只是生態關係的一個子集。有機體加上環境，它是一種不可分的總體，是真實時間中的一個過程。以知覺性技能為基礎，對每一個人或每一個存在物來說，這些知覺性技能都是通過特定歷史環境的發展過程形成的，這些技能為科學和倫理學體系提供了一個必要基礎。

對技能的這種理解將認識到高度注意是技能學習的重要條件，它僅僅服務於將憤怒、高興和焦慮之類的內部狀態表現於外，而在這種感覺生態學範式下，聲音被視為是人從整個存在發出的。聲音不是像裝在瓶子中的資訊一樣與你的心靈狀態分離。當你憤怒地叫喊時，這叫喊就是你的憤怒，它不是傳遞你的憤怒的工具，並沒有與生命之樹分開的聲音。

森林中的狩獵者-採集者社會，他們視森林為父親或母親，因為森林正像他們的父母，給予他們食物、溫暖、住所和衣物。而且與他們的父母一樣，也給他們愛。這包含了這樣的觀念，環境為人們提供生活的手段，不以相應的回報為條件，而是無條件地。具有回報地提供其恩惠，並要求相應的供奉，因為它使人們與非人的環境相接觸，人們親身熟知這個環境，以熟知人們共用親密的日常生活的親屬的那種方式。依森林為父母的觀念，認識到從環境中的非人和人的成分的親密關係構成性質是一體。

要超越自然主義立場與文化主義立場之間無意義的對立：對於前者，自然環境是人類活動中立的、外在的背景，對於後者，每一塊自然環境，都是對空間的特定的認知性的或象徵性的排列。我認為，我們應該採納我稱之為居住視角的立場，以取代這兩種立場。從居住視角來看，自然環境是作為對以往在其中居住的歷代祖先生活，和工作的持續記錄和見證，而形成祖先的生活和工作也在其中打上了印記。因此當今人類對全球環境的許多關注，不得不處理如何友善來管理地球這個問題。。。。

             孤獨的熊貓也會墮入去思索牠們的世界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