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化”裡的“崇禮、尊王、攘夷、三綱五常”等都是謊言嗎？ 野史裡有這樣一段軼聞：

董仲舒對漢武帝說：“啟稟大王，所謂的崇禮、尊王、攘夷、三綱五常等，就是大王可以用來"愚民的謊言"，其合法性基礎就是"絕對的暴力"，只要大王擁有了絕對的暴力，那麼大王要殺誰、要奴誰、要刑誰、要誰跪....那不就是大王說了算嗎？”

漢武帝微笑地說：“這套"絕對的暴力"文化，不就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嗎？不就是利用文化騙人的工具嗎？不就是用文化來奴人的工具嗎？不就是以文化用來殺人的工具嗎？不就是"文化吃人"的工具嗎？”所以人人從小就要學會懂文化、學會怎吃文化、懂得用文化！此乃放諸四海皆準也！

在皇權社會，國家是皇帝的“家天下”，儒家添油加醋，定下三綱五常：老婆要聽老公的，兒子要聽老爸的，下屬要聽領導的，整個“國”變成一個大“家”。在家天下的大前提下，所有的公事，都可以簡化成私事，為人處世需要交情，人情大於法律。大家熱衷於通過裙帶關係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

在東晉時士族政治地位的建立與鞏固，有兩個重要依賴因素：一是靠士族成員在政治德業方面的成就；二是靠士族階層在婚姻倫常領域的彼此提攜與利用。士族之間通過聯姻形成共同體，士族和皇族之間，也通過尚主納妃而連為一體。

越是政治德業相當、“門當戶對”的家族，相互通婚的可能性越高。魏晉以來士族間的通婚，存在有兩種情況：一是所謂的“世婚”，即累世都有姻親關係。這種婚姻既包含有倫常交好的因素，同時又不排除某種政治目的性。二是借助於婚姻“伊我相顧”的彼此提攜與利用，所謂“鬥筲小人，依憑世戚，附托權貴”。

三綱指三種人倫從屬關係：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外國，父為子綱，父不正，子奔他鄉，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三綱之觀念亦存於法家，《韓非子》中講：「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五常指五種儒家認定的人倫關係的原則：仁、義、禮、智、信。三綱與五常之間是不可分離的。

漢武帝時董仲舒從天人關係出發，根據「天尊地卑」思想，明辨了三綱五常，稱「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又循「陰陽五行說」，確立了「綱常」理論，曰:「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又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婦為陰。」後漢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定「三綱」之說。《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稱「三綱者何﹖……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

隋代王通與宋代朱熹均聯用過三綱五常。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慾」，「人慾」即指一切違背三綱五常的動機與行為。朱熹認為：「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三綱五常本指天理人事的應對進退，後為專制主義巧取為封建「道統」，甚至在不明事理的鄉愿下導致「禮教殺人」，此原非聖賢的本願。

三綱五常既有儒家的觀念，也有法家觀念。東漢馬融將「三綱」同「五常」相提並論，合稱為「三綱五常」，造成了人們對孔孟之道的誤解。孔子從沒要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有言：「君待臣以禮，臣事上以忠」。孟子則更進一步闡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指斥二千年來封建專制制度為「大盜」，並猛烈抨擊三綱五常「鉗制天下」，所謂「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而鄒容的《革命軍》稱「中國所謂二十四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漢思想家，廣川（今河北棗強）人。專研《春秋公羊傳》為今文經大師，與古文-孔安國齊名，曾有指導司馬遷經學之說。

早年用功讀書，「三年不窺園」，以研讀《公羊春秋》出名，與胡母生齊名，景帝時曾任公羊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對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主張更化善治，「前德而後刑」，為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董仲舒的弟子很多，他講學的方法是「下帷講誦」，講課時用幕布圍起來，只教高才生，一般學生則由高才生去教，因此很多董派弟子根本沒見過董仲舒本人。他的弟子有出色的，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

董仲舒居家寫《災異之記》，當時遼東高廟發生了火災，主父偃把書上奏給了漢武帝。漢武帝讓學者討論，以為該書譏諷朝政。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當時也在場，他不知這是老師的作品，批評此書是「大愚！」。結果，董仲舒被判死罪。後來被漢武帝赦免。被廢為中大夫。以後董仲舒再也不敢宣傳「陰陽災異」了，晚年「居家……以修學著書為事」。

董仲舒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建議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嚴禁王侯大臣擅權，雜以陰陽五行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流行於漢代的讖緯都是繼承了董仲舒的感應、災異之說，發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董仲舒還把《公羊春秋》用於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獄」，即《〈公羊〉董仲舒治獄》，是漢代酷吏產生的基礎。從而他提出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論。周桂鈿曾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三位特大思想家：「孔子、董仲舒、朱熹。孔子是儒學創始人，董仲舒是經學大師……是儒家發展的三個里程碑。」

董仲舒有一百多篇文章、詞賦傳世，但是今日除了《天人三策》、《士不遇賦》之外大多散佚。《隋書·經籍志》所著錄《春秋繁露》據說是董仲舒作品，董仲舒的〈士不遇賦〉主要收錄在歐陽詢《藝文類聚》第三十卷。

譚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復生，號壯飛，湖南長沙瀏陽人，出身世家，與陳三立、譚延闓並稱「湖湘三公子」。清末百日維新著名人物，維新四公子之一。

其父為湖北巡撫譚繼洵，5歲讀書，15歲學詩，20歲學文。鑽研儒家典籍，廣泛涉獵文史百科，對中國國學有較深造詣。同時其又致力自然科學之探討，鄙視科舉，喜好今文經學。後往來於直隸、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數省，察視風土，結交名士，有「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譚嗣同異常不滿，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並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鑽研，同時在南台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開湖南全省維新風氣之先。1896年2月入京，結交梁啟超、翁同龢等人。旋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供職南京。曾遊歷天津、湖南、湖北等地。

1896年底重抵南京，閉戶養心讀書，成《仁學》2卷。1897年，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等人設立時務學堂，籌辦內河輪船、開礦、修築鐵路等新政。1898年，創建南學會、主辦《湘報》，積極宣傳變法，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薦，被征入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林旭、楊銳等人參與新政，時號「軍機四卿」。

當宮中後黨密謀政變，光緒帝傳密詔康有為等設法相救時，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譚嗣同前往法華寺爭取袁世凱支援，殺榮祿、囚慈禧，不料袁世凱向榮祿告密。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譚曾著《仁學》一書，認為世界是由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於「仁」的作用，故稱其哲學為「仁學」。「仁」是萬物之源，「以通為第一義」。

而「以太」則是溝通世界成為一個整體的橋樑。由於「以太」「不生不滅」，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是靜止的、停頓的，而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批判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頑固思想，從變易中論證其改革社會制度的政治理想。

並且認為儒學「名教」是維護專制主義的精神支柱，號召人們衝決君主、倫理、利祿、俗學、天命、佛法等專制網羅。對秦漢以來專制制度的抨擊尤為猛烈，認為君主專制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在批判專制制度的同時，還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以及變法等主張。《仁學》一書還有驚人之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譚嗣同事跡曾被改編為不少電影及電視劇，亦有小說的描述：

1976年電視劇《近代豪俠傳|近代豪俠傳之大刀王五》，劉松仁飾演。

1993年電影《一刀傾城》，又名《神州第一刀》，洪金寶 導演，狄龍飾演。

1999年電視劇《英雄之廣東十虎》，由香港亞洲電視製作，林祖輝飾演。

2003年電視劇《英雄·刀·少年》，由香港無線電視製作，黃宗澤飾演。

小說《北京法源寺》，作者李敖。

鄒容（1885年－1905年4月3日），原名紹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學日本時改名鄒容。中國近代著名革命宣傳家，《革命軍》一書的作者。

鄒容生於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市），1902年自費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同文書院，開始參加革命運動。1903年因與同學張繼、陳獨秀等人一同剪去清政府留學生監督姚文甫的髮辮，事後被迫回國。至上海後，與革命志士章炳麟、章士釗等人結為摯友，積極參加拒俄運動與愛國學社的革命活動。是年出版《革命軍》，亟言排滿反清，號召人民起來革命，誅殺清帝及滿人，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共和國」。

不久蘇報案發，鄒容與章炳麟一同被清政府要求上海公共租界當局通緝。鄒容主動投案，希望能在公開審判中與清政府正面辯論。後二人被租界當局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鄒在關押二年後病死於獄中，年僅二十歲。《革命軍》一書風行海內外，暢銷一百餘萬冊，是清末革命書刊中流傳最廣的，對散播革命思想有很大貢獻。蔣中正、胡適在青少年時期都曾閱讀過此書。

1912年3月29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追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1943年12月，重慶市政府將城內的新生路改名為鄒容路。1946年6月，在市區南區公園建立鄒容烈士紀念碑。

                      歷史的枷鎖讓後人身心異常疲憊困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