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富國俱樂部的經濟大轉移知多少~:~
奧巴馬總統和印度總理辛格參加印度國宴
2011年全球經濟重心正在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大國轉移。在這樣的背景下，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20國集團開始在全球事務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不過，在這個G-20時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這個“富國俱樂部”並沒有被邊緣化的危機感。該組織秘書長表示，經合組織致力於與新興經濟體進行合作，並將在全球新格局和新管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不僅讓數億人擺脫了赤貧狀態，也開始在全球事務中承擔起積極的責任。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裏亞(Angel Gurria)說，全球經濟的財富轉移，使全球經濟的重心開始從富裕國家向中國、印度和巴西這樣的新興經濟大國轉移。
古裏亞將這樣的趨勢稱作“財富大轉移”(Shifting of Wealth)。他在華盛頓智囊機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舉辦的一個活動中說：“這樣的財富轉移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降低貧困率，改善社會不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已經不僅表現在它們在全球GDP中佔有多大份額，更在於這些國家的社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古裏亞說，這些新興經濟體在積累起財富的同時，也開始成為全球重要的捐贈者。他說，目前，這些新興經濟體通過南-南交流的方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規模已經是1990年時的100倍。
經合組織秘書長稱讚中國和印度在降低貧困率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指出，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在這方面的進展距離“千年發展計劃”制訂的目標尚有差距。古裏亞還不點名地批評該組織部分成員國在這方面疏于承擔責任。
財富的轉移也催生出G-20這樣包含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協調機制。古裏亞說，全球格局發生的變化更需要建構起新的全球管治結構。他將這樣的全球合作機制稱之為“21世紀的多邊體系”(21-century multilateralism)。他認為，新興經濟體在這樣的新體系中應該有更多發言權。
在過去的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中，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通過20國集團這個機制，就應急措施進行了積極的協調和合作。古裏亞說，這也使得20國集團成為國際經濟合作和實現全球再平衡目標的主要機制。
作為代表34個世界較富裕國家的經合組織，在這個看起來似乎由20國集團主宰的世界中又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古裏亞並沒有將此看作是可能導致他統管的這個“富國俱樂部”被邊緣化的威脅。他說，對於20國集團而言，它要解決的問題並不只是“再平衡”一個方面，而最終需要加強政策方面的合作。
他說，經合組織在這方面將能夠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古裏亞說：“我們在眾多領域參與並支援20國集團。我舉幾個例子，比如為他們所說的強力並可持續發展框架相關的結構性政策，以及有關就業和技能的政策(提供幫助)......我們還致力於貿易、投資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
古裏亞說，他們還在其他政策方面積極與20國集團接觸，為其提供幫助，其中包括與建立有效、公平和透明的稅收體系有關的政策、消除避稅天堂的政策，以及食品安全政策等。他說，除了為這些具體的議題提供技術上的支援，經合組織更將在全球管治中發揮作用。
古裏亞說：“經合組織在眾多方面對新的全球管治格局的形成提供幫助。這將超越20國集團。自1961年起，經合組織一直是其成員國和合作夥伴國的政策顧問和探路者。”古裏亞說，該組織已經將其國別研究報告擴展到其他重要的非成員經濟體，並應一些新興經濟體的要求，為這些國家提供評估和建議。
國際經合組織會標
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羅斯參加的八國集團峰會，已經不僅僅是一次全球經濟峰會。會議的遺體已經擴展到全球政治和安全問題。此次，俄羅斯作為東道主，將打出能源安全的一張王牌。德國波鴻東亞學院的辜學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耗大國，對本屆峰會有特殊的興趣。胡錦濤將與來自印度和巴西等門檻國家的國家元首，出席八國峰會與發展中國家對話會議。在這一框架內，尋求與發達國家的合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說，中國與八國集團都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願意與發達國家一起尋求互利共贏，應對全球挑戰。胡錦濤出席八國峰會，將凸現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四，在朝鮮、伊朗等重大國際問題上，中國也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並不願意加入八國峰會。
“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老是扭扭捏捏的，在門外呆著不進去，給人一個很彆扭的感覺。我認為，中國加入八國峰會的條件已經成熟。中國應該積極地成為八國峰會的成員。”波鴻大學的辜學武認為，中國保持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能夠在各國際組織獲得一系列的經濟利益，而且俄羅斯在加入八國峰會之後，受到了西方國家更大程度上的制約，特別是在民主進程和政治改革方面。這是中國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加入了這一集團肯定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制約。北京必須權衡，受到制約對中國是有好處還是壞處，其次，中國可以在制定國際規則，在制定重大的國際政策上，中國可以有更大的發言權。”
辜教授強調指出，制約並不一定是件壞事，中國在很多問題上還不能與國際接軌。更大程度地融入國際社會，接受更過的監督，是為中國普通老百姓謀福祉。金融危機讓代表全球最發達工業國的富國俱樂部(即七國集團或G7)黯然失色，而金磚俱樂部(BRICs，金磚四國)的大堂裏正燈火輝煌，觥籌交錯。幾年前，俄羅斯被拉攏進G7後鬱鬱不得志。畢竟實力不濟，如同一個窮小子即使被邀請參加富豪們的Party，至多不過是在角落裏默默地看超級富翁們翩翩起舞罷了。中國也一度被熱情地邀請加入富國俱樂部，但我們深知這種把戲。既然不能與之共舞，乾脆新建一個俱樂部自己當老闆，然後邀請志同道合的人來跳舞。
在所謂富人俱樂部的八國集團召開峰會的前一天，羅馬教宗本篤十六世發表了一份“教宗通諭”。在全篇144頁的檔中，本篤十六世批判了國際經濟體系，他認為經濟體系崩潰應歸咎於“管理不善和大量的投機性財政貿易”。
本篤寫道，“嚴重偏差和失敗為標誌的當今國際經濟形勢，需要重新深刻的反思人類企業”，“毫無疑問，商業貿易最大的問題在於其幾乎只關注于自己的投資者從而缺乏了它的社會價值他說經濟體系應在慈善之心和真理的引導下發展。教宗呼籲建立新的體系。他認為新的經濟體系應該以社會責任為本，應關心工人尊嚴並尊重道德標準。
本篤在“教宗通諭”勾畫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經濟體系形象，他指出，獲取食物和水源是大家共同的權利，富國應與窮國分享，企業不應視金錢利益為商業貿易的終極目標。他提出建立“世界政治權利主導經濟體系”的暢想。
本篤十六世呼籲人們尊重環境，而且本篤十六世這次開出了具體的處方：更多地研究替代能源；重新分配世界能源，從而迫使先進發達國家通過技術或更大的“生態敏感性”來減少對居民生存能源的消耗。
在這份“教宗通諭”中，本篤的態度是在支援關注社會公平的羅馬天主教會左翼，而且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是刻薄的。顯然這將讓那些強調創造財富，並相信市場能夠改善貧困的保守社會天主教徒感到了失望。
富人俱樂部在討論全球經濟系統重建時，雖然會將全球利益掛在嘴上，但他們無不以各自的國家利益為核心，富國之間一番討價還價之後的結果，恐怕只會讓窮國更為不利。“教宗通諭”是教宗能發表的最具權威的文件，他選在八國集團召開峰會前發表，是具有非常意義的。顯然82歲的本篤十六世，想促使世界上的富國能夠關注到經濟體系崩潰中的道德根本問題，擔負起應有的責任和義務。教宗此番對富國的道德感召，希望能帶來一些正面的效果。
2008年7月胡錦濤在日本北海道首府札幌出席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個發展中國家領導人集體會晤。
在2008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抵達日本北海道首府札幌，出席在洞爺湖舉行的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其間，胡錦濤還將出席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發展中5國領導人集體會晤、經濟大國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領導人會議等活動。
八國集團首腦會議規模創下了一個新的紀錄，除了八國集團成員國外，東道主日本還邀請了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以及部分非洲國家的首腦出席會議，使出席本屆峰會的首腦達到22位。外界認爲這種“廣邀天下賓客”的做法表明，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八國集團越來越難以獨自應對全球性問題的挑戰。
在峰會前夕，有兩條消息備受關注，透露了本屆峰會與以往不同之處：一是本屆峰會的背景特別複雜，由於全球金融動蕩、石油價格飈漲，全球糧食安全危機，可謂是至少十年來最險惡的經濟環境，能否取得進展，人們並不樂觀。二是美國和日本明確反對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加入G8。
胡錦濤出席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並就世界經濟、糧食安全等問題提出多項建議。這是2003年以來，中國領導人第5次出現在這一重要國際舞臺，參與討論全球經濟、政治、環境等重大問題。在本屆峰會上，無論是環境問題、糧食問題還是能源問題，沒有一個問題能離開中國。有西方媒體評論說，這屆峰會已經成爲事實上的首屆“G9”會議。而中國公開呼籲G8峰會不要再“空談”更是令很多媒體刮目相看。德新社認爲，中國正在空前主動地出擊G8峰會。
儘管本屆峰會的主題定在了“討論非洲發展、氣候變化、世界經濟、能源和糧食安全及國際安全領域的一些熱點問題”，但從現實來看，由八個發達國家組成的“富人俱樂部”來主導全球經濟走向、解决上述深層次問題，開始顯得力不從心。這種情况由新世紀以來歷次峰會主題可見一斑，防止地區衝突、全球經濟减緩、反對恐怖主義、中東國家改革、援助非洲計劃、能源安全問題、大氣污染减排等均是焦點，但峰會過後仍然沒有什麽改善。
因此峰會的東道主日本首相就公開表示，面對目前金融市場動蕩、油價和糧價高漲的局面，“八國集團無法獨自穩定全球經濟”。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不斷有呼聲要求這個一向封閉的“富人小圈子”進行改革。本屆峰會召開之際，與會國家對當今世界發展最快的幾大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印度和巴西等，至今仍“逍遙”於八國集團之外，就有不少議論，認爲這是目前八國峰會行事能力大打折扣的一個重要因素。八國集團的成員國——法英與美日之間也爲此看法迥異。
顯而易見的，是本屆八國峰會確實也呈現出許多不可忽視的中國因素：峰會開幕前的6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與美國總統布什雙雙宣布將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在氣候變化對策上，美國强調需要中印等新興國家共同參與，中國等國則要求工業國家首先承擔責任，美、中兩國也許是氣候變化對策能否達成共識的關鍵。在本屆峰會上，很多媒體都感受到了中國的影子正變得越來越厚重，成爲衆多討論話題中的關鍵因素。意大利《新聞報》稱，中國是在本屆八國峰會中除八國以外的最重要參與者。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全球變暖、朝核問題、中日關係問題等等，離開中國都談不了。不管是否有正式的邀請，本屆峰會都將成爲事實上的首屆G9會議。
而且，中國在本屆峰會上前所未有的積極主動之舉也牢牢抓住了媒體的目光。中國空前主動積極出擊八國峰會，中國决定在日本召開的八國集團峰會中扮演積極角色，中國高級官員並沒有針對氣候變化問題采取守勢，而是發出警告稱，不要就長期目標進行“空洞的討論”，要求峰會對世界糧食危機和油價問題拿出解决辦法。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於迎麗也認爲，“對中國來說這是個作爲强國扮演重要角色的好機會”。
八國集團領導人發表聲明，宣布就溫室氣體長期减排目標達成一致，寄望於2050年實現减排一半的目標。衆所周知，要解决這個全球性難題，僅靠八個工業化國家的努力是絕對不够的。然而，主導本屆峰會的美國和日本不願讓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的大國參與上述决策，而且明確表示反對八國集團擴大，這就使得减排目標難免成爲“空中樓閣”。
縱然如此，G8從“富人俱樂部”到“世界主要權力組織”，仍然是舊瓶難以裝入新酒。日本强烈反對八國集團擴容，主要原因是擔心“日本作爲八國俱樂部唯一亞洲國家的地位將不復存在，而且主辦八國峰會的機會將會减少，對世界的影響力也會縮水”，尤其是不能讓强大的中國“遮住日本的光環”，同時日本亦希望以G8峰會爲跳板，冀此爲自己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開道。而美國則對中國的實力增長更是深存戒心，因此只想讓中國配合發達國家制定的政策，不願讓中國在决策過程中有更多的“話事權”。
因此，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仍將是八國集團“外延組織”的一員，而非平起平坐的正式成員。對中國而言，加入八國俱樂部似乎仍然是弊多於利。1998年俄羅斯爲了凸顯大國身份，加入八國集團，結果却淪爲該集團的“二等公民”，至今沒有很大的發言權。
認識~現任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裏亞
“我不想比較每一份職業的責任大小，一個人永遠處於不斷發展中。我最大的幸運是擁有了一份工作，從當清潔工，到商談一筆債務，再到在國會裏推行一項法律，無論從事哪份工作，我總感覺到我所做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這是現任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裏亞談到他的經歷時的一段自白。
隨著學期的結束，學生們進入了寒冷的假期。安赫爾·古裏亞以最快速度收拾好一切離開了墨西哥城，前往墨西哥灣開始他漫長的旅行，此行的目的地是他的家鄉坦皮科。返鄉的理由很多，探望家人是最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理由。“當時我15歲，想利用這次機會去馬德羅城的煉油廠工作。我從廁所清潔工開始幹起，穿上像宇航員一樣的工作服讓我覺得太有意思了。我總是很認真地把廁所打掃得非常乾淨。我是在用我的熱情來‘雕琢’作品，然後它們用潔淨來回報我。”古裏亞回憶說。
他覺得工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與大多數同齡人的感受不同的是，古裏亞從工作中不僅僅是尋找樂趣和積累經驗，因為到17歲時，他便有能力用賺來的錢為自己購置一身二手西裝了。對於一個無數次被評價為“精力過剩”的青年來說，將業餘時間僅用於工作是絕對不夠的。古裏亞在工作之餘還要學習外語。之後的人生之路證明，這是一個“對於我來說非常有用的愛好”。即便是在日後生活最艱難的時期，古裏亞一直保持著這樣的熱情，也正是因為有了熱情，他才可能嘗試過各種職業：希爾頓飯店的侍應生、英語老師、翻譯。而在聯邦電力委員會擔任翻譯則成就了他的未來。現在，古裏亞再次決定離開墨西哥，開始他人生的另一段漫長旅途。這一次他穿越大西洋，來到法國巴黎，來接受一項新的工作。從此，廁所清潔工、侍應生和翻譯都將隨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這個新職位的到來而暫時遠去。在這個職位上，古裏亞擔負著為全世界30個最具實力國家的經濟發展服務的重任。
他渾身充滿活力，風度翩翩。處理外交事務佔據了他漫長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這一特殊職業也賦予了他某種特質。但是，在回憶起過去時，古裏亞身上便少了些外交家的特點，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我的全家都跟石油有關係。祖父在韋拉克魯斯的一家煉油廠工作。我的父親在馬德羅城開了一家小店鋪，但他所有的兄弟都是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工人。正如我所說的，我的家庭是處在‘中間階層’，因此我必須努力奮鬥。”古裏亞回憶說。年滿10歲後，他隨家人從坦皮科遷移到了瓜達拉哈拉，雖然之後他的家人又回到了坦皮科，但對於古裏亞個人來說，這卻是一次決定性的搬家。之後，由於父親工作的需要，全家又搬到墨西哥城並最終定居下來。儘管古裏亞的父母和幾個兄弟姐妹後來又離開過墨西哥城，古裏亞卻決定留下來。“於是，40多年來我都是一個內地人。儘管我來自坦皮科，但這座城市還是接納了我。”古裏亞開玩笑說。
在墨西哥城，古裏亞開始了在美國現代學校的學習，後來他被學校除名。他回憶說，那是因為自己的頑皮和不安分，而不是不喜歡學習。“雖然我們收入很低，但父母還是很在意我們的教育問題。在坦皮科的時候，我去了當時最好的、也是唯一教授英語的學校學習，就是坦皮科美國學校。自那以後，我總是在雙語學校就讀，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投資。時間證明，學習外語對我來說很有用。”古裏亞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並利用一切業餘時間來學習其他語言，如法語、義大利語和德語。
由於掌握了多門外語，古裏亞很快就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的一位在聯邦電力委員會工作的親戚介紹他去當了一名翻譯。“我進入了電力委員會的財務部門工作。一開始只是做一些複印和傳真的簡單工作。之後，他們知道我可以講幾門外語，便讓我幫助翻譯一些電力領域的官方檔。”古裏亞說。也正是因為具備外語才能，古裏亞還獲得了前往紐約向美國大通銀行等遞交聯邦電力委員會期票的工作。在古裏亞翻譯的那些官方文件中有一些是電力委員會與世界銀行之間的信貸檔，這讓他在正式開始經濟學學習之前就接觸到了一些經濟概念。他還跟隨官員們出訪國外，參與一些重要決定的探討，並充當翻譯。
古裏亞也因此獲得信任。結束了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學系以及英國里茲大學的碩士學習之後，古裏亞便進入墨西哥金融系統工作。之後，他到英國就職於國際咖啡組織。兩年後，他又回到了墨西哥，進入了財政和公共信貸部。在這個部門，古裏亞一待就是14年，曾出任過財政部負責國際金融事務的副部長，參與過削減外債和重組的談判，並成為北美自由貿易區談判小組的一員。1994年，古裏亞被當選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任命為外交部長。擔任外長期間，古裏亞推動了墨西哥與歐盟關係的發展，並為多項協定的簽訂奠定了基礎。
1998年，古裏亞出任墨西哥財政部長，開始引領墨西哥經濟發展，在擔任財長的6年時間裏，墨西哥沒有發生過一次經濟危機。“1998年1月，總統把我叫去，告訴我週一就任財政部長，並只給我下達了一項任務：不要發生危機，做你該做的事。於是，那個週一早上8點我便坐到了財政部長的位子上，到了晚上8點，總統打來電話：‘你好，古裏亞，一切都好嗎？’我回答說：‘總統先生，請放心。我是一個高效率的人，一切都會好的。’”
在政府部門工作那麼多年，古裏亞坦言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我並非後悔，而是感到遺憾，遺憾於沒能有機會成為總統候選人。如果你喜歡為國家服務，我認為總統職位是最好的用武之地。”古裏亞說。“我沒有從此放棄為墨西哥服務的想法。在這個任期結束以後，如果有機會我還會考慮回到墨西哥。不過現在，我將全身心地投入到經合組織的工作中。”古裏亞說。古裏亞指出，為經合組織服務是他對公共事務興趣的一種延伸，是把自己的興趣拓展到更廣泛的領域，讓自己有機會服務於更多的人。“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發達國家服務，並思考它們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是我的任務。”“現在當我有資本回顧過去的時候，我可以說所有我曾經擔任過的職位都是一些權威性機構，無論是財政部、外交部、墨西哥對外貿易銀行，還是今天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但是，就是在我擔任聯邦電力委員會的翻譯時，我也感到非常愉快和幸福。我不想比較每一份職業的責任大小，一個人永遠處於不斷發展中。我最大的幸運是我擁有了一份工作，從當清潔工，到商談一筆債務，再到在國會裏推行一項法律，無論從事哪份工作，我總感覺到我所做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除此之外，古裏亞認為他得到了家人的極大支持。古裏亞非常欣賞與其相伴23載的妻子，並感謝她多年來為跟隨他到處奔波而做出的犧牲。他還感謝子女，他們沒有讓他感到過絲毫的擔心，反而讓他的生活保持了穩定和平靜。父母則是讓古裏亞學會遵守職業道德和認識到學習的價值的人。
2003年，“金磚四國(BRICs)”這個時髦術語，把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聯繫在一起，“BRICs”是由巴西 (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四國的英文名稱首字母縮寫而成，由於“BRICs”發音與磚塊 (bricks)相似，故稱為“金磚四國”。
2001年9月，全球主要投資銀行之一的“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全球市場研究部門改組，根據金·歐尼爾(Jin O’Neill)的自述，他接任公司核心的全球市場研究部門主管後，“即飽受知識上的煎熬，我一直在想，在沒有了大衛斯之後，如何維繫這個部門在經濟知識上的領先地位，以及如何發揮我在國際匯率問題上的專長。”由於高盛一向聚焦在“最富裕的國家”，於是他決定將重點轉移到“未來最富裕的國家”，並對全球做了一番總檢視，“我理解到在這個十年結束前，中、印、俄、巴西這四國的GDP將占到全球的十分之一，於是，我遂將這四國國名的第一個字母抽離出來，金磚四國這個名稱即告出現”，到了2003年，他們所寫的報告《金磚四國之夢：走向2005之路》正式公佈。根據該報告，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於2041年超過美國，印度將於2035年趕過日本，俄國將於2030年趕過歐盟。到了2042年，金磚四國將超過當今的七大工業國美日德英法義加的總和。
金磚四國的共同點：它們都是人口大國，均信奉自由市場，且都以很快的增長速度從全球經濟中脫穎而出。全球對“金磚四國”存在不同調的意見。例如2005年初德意志銀行的研究報告即指出，直到2020年美國仍將是全球唯一超強，美元也仍將是最主要的貨幣。史丹福大學教授艾默森(Donald Emmerson)也指出，一份報告寫到2050年，實在太大膽了一點。今天日本欲振乏力，十五年前又有誰能看到呢？印度裔英國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在談到印度和中國時，就很看衰印度，他認為印度的兩截式極端社會結構，將使印度不會有“可共用的持續經濟擴張”。而中、俄、巴西，也都挑戰極多。
首屆金磚四國峰會在俄羅斯第三大城市葉卡捷琳堡舉行。本來上海合作組織(上合組織)峰會是主角，除了中國和俄羅斯是正式成員，印度是觀察員，而遠道而來巴西跟上合組織沒關係。現在，金磚峰會不僅喧賓奪主，而且成了全球焦點。
金磚四國積累了全球40%的外匯儲備規模，而且多數以美元為主。因此他們對美元的態度成為一大看點。不久前俄羅斯還在警告美元，最近突然改調，聲稱對美元依然有信心。而中國4月減持美國國債的舉動也在警告美元不要過分“玩火”。不過，他們也明白，對美元過度反應(比如大量拋售)對誰都沒有好處。借用美國曾經屢試不爽的“胡蘿蔔+大棒”政策或許是現實的選擇：警告並付諸於適度行動，但又不讓局面失控。
金磚四國占全球GDP的22%，加上未來經濟增長潛能(比如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已近在眼前)，四國經濟總量不僅會“芝麻開花節節高”，而且最終超過G7也不是沒有可能。去年底就有預計稱今年G7經濟近乎零增長。8年前，高盛首次提出金磚俱樂部概念，但多年來四國並沒有實質性的密切合作。
已過而立之年的G7用老態龍鍾形容也不為過。其領頭羊美國，不僅自己作孽(過度依賴借貸消費)闖下大禍，還把全球拖下水。現在又想踩著眾人的肩膀浮上來，誰願意為其免費墊背？經濟繁榮時，每年G7元首歡聚一堂指點天下的時代或已過去。美國密蘇裏大學經濟學教授邁克爾？哈德森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稱，美國再難“號令天下”了。
美國稱霸全球是從“二戰”後開始的，之前是日不落帝國英國的天下。包括戰爭等在內的外部衝擊，比如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某種程度上會促成新的全球性大國的誕生。不過，就此斷言美國甚至其他G7成員已“玩完”還為時尚早。因為除了經濟實力和美元霸權，遍佈全球的航母和美國大兵，還有像微軟、思科那樣的科技巨頭掌控的創新之魂，山姆大叔仍有足夠的資本繼續稱霸。當然，從人類歷史看，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都不可能長期稱霸下去，大體上是各領風騷數十年或數百年，接下來又被新的霸主取代。下一個是誰？從金磚俱樂部，還是富國俱樂部中脫穎而出？
是高盛集團繼“金磚四國”之後推出的又一全球新概念。通過5年前篩選“金磚四國”的同一預測模型，高盛2005年底選出經濟潛力緊跟“金磚四國”的11個新興市場，包括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韓國、越南、土耳其、菲律賓、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統稱為“新鑽十一國”。同時，其他人則專注于“中印大同（Chindia）”——中國加印度。“新鑽十一國”中，以韓國、墨西哥和越南最被看好。由於受到美國和巴西兩大經濟體的輻射，最近5年，外資流入墨西哥的年均金額高達175億美元，高居拉丁美洲第一位，是印度的11倍。根據經濟模型預測，到2050年，墨西哥將超越俄羅斯、英國和德國，成為美國、中國、印度、日本、巴西之後的全球第六大經濟體，墨西哥國民人均收入也將達到5.3萬美元，超過中國、印度和巴西。而韓國目前經濟水準則最有潛力與金磚四國等量齊觀。高盛預測，到2025年，韓國將成為世界第九大經濟強國；到2050年，人均收入將從目前的1．7萬美元增長到8.1萬美元，僅次於美國。緊跟墨西哥和韓國的是越南，越南股市2006年上漲150％，漲幅高居亞洲第一。高盛預計越南未來十年可維持7％的經濟增長。排名榜末的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日利亞。
還有個“15國集團” (Group 15)
又稱“南南磋商與合作首腦級集團” (Summit Level Group for South-South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是繼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之後的又一個發展中國家合作組織。它是一個完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跨洲國家集團，這些國家分屬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有17億人口，具有廣泛的代表性。15國集團是1989年9月在貝爾格萊德舉行的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上成立的。當時國際形勢劇變，一些不結盟國家的首腦認為，規模龐大的國際組織由於成員國國情差別懸殊，很難採取切實行動。為此，決定成立一個規模較小具有共同想法和國情相距不大的國家集團，以“少說空話，多做實事”為原則，促進成員國之間的合作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15國集團的主要活動是每年輪流在成員國舉行一次首腦會議。
創建時的15國成員是馬來西亞、印度、印尼、阿爾及利亞、埃及、尼日利亞、塞內加爾、辛巴威、阿根廷、巴西、牙買加、墨西哥、秘魯、委內瑞拉和南斯拉夫。後來，智利和肯雅相繼加入，成員擴大到17國，但15國集團的名稱不變。15國集團的宗旨是以更切實的方式推動“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它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時主張積極開拓南南互利合作的領域，以促進各國經濟協調發展。在國際事務中,15國集團支援建立多邊的非歧視性的國際新秩序，要求充分保證各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的獨立；贊同在國際社會中推行相互依存和全球經濟合作的原則，主張發展中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加強與發達國家的對話，特別是與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西方七國集團的對話。
還有個“二十國集團” (Group 20)
是由八國集團、歐盟以及一些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國家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參加的20國集團創始會議
2008年11月布希總統卸任前授意召開的20國金融峰會(即G20)，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落下帷幕。儘管市場人士批評會議結果並沒有實質性，對其效應持懷疑觀望的態度，但峰會的召開本身就已經是歷史性的。以往代表“全球經濟峰會”的，是作為發達國家俱樂部的七國集團或八國集團，這回不只是20國的首腦濟濟一堂，大家還平起平坐。重要的是，這20國代表著世界90%的經濟產值，而這次的聚首將是一連串協商與共謀對策的開始。會議結束後，巴西總統盧拉·達席爾瓦對記者表示，全球地緣政治已出現新的格局，任何政治、經濟決策，少了20國集團將不合邏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參與，讓幾個富國支配全球金融秩序的做法已“遭歷史唾棄”。
無可否認，對於世界金融秩序未來將如何規範，美國和歐洲在峰會上依然針鋒相對。美國仍把儘量避免政府干預的自由主義奉為至寶，以維護自己超然於歐洲各國之上的世界霸權地位。但眾所周知，這次讓世界經濟備受打擊的“金融大海嘯”源於美國，而G20的聯合聲明也不加點名地，以“一些先進國家的決策者、管理者和監督者沒有充分理解和應對金融市場的風險”的字眼，指責美國發生的弊端。美國在自己家門受到千夫所指，儘管指摘的語調很客氣，但卻不得不予以正視。大家的眼光目前都放在明年1月20日走馬上任的奧巴馬總統身上，期望他能大刀闊斧作出改革；而與會國領袖也將在明年4月在另一地點聚首的時候，對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建制訂詳細的行動計畫。
令市場人士不感樂觀的地方，是當前全世界都陷入愁雲慘霧之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在經濟龍頭美國，申領失業救濟人數首次突破50萬大關，通用汽車公司、花旗銀行宣告大裁員，著名電子電器零售連鎖企業“電路城”申請破產。與此同時，日本與歐洲多個國家都告經濟衰退，而中國、巴西、印度、印尼等國雖然保持增長，但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中，出口訂單減少與失業率上升的陰影揮之不去。然而，G20峰會與世界貿易談判多哈回合的破裂不同的地方在於，參與國都在聯合公報上達致共識，認為應該在三個方面著手，全面對抗全球金融風暴。這三方面就是：一、制訂政府開支刺激配套，希望扭轉經濟衰退勢頭；二、朝環球貿易協定邁進，防止保護主義抬頭；三、攜手實現世界金融體系的必要改革。
眼下世界經濟形勢無疑是嚴峻的，但20國金融峰會的聯合聲音，卻給了世界一線希望。至少，關鍵的問題揪出來了，嚴峻的局面看來不會迅速惡化，或自生自滅，而陷於無法阻擋的困境。有的市場人士指出，G20峰會缺乏的是“堅實的步驟”，因此實效不大。但歸根結底，改善世界經濟的“堅實步驟”，其實是要靠自各國自理，針對個別的情況先作內部解決。比如撥款刺激國內消費，或償還借貸來發展基礎建設的款項，這些事情是無法讓別國代勞的。
正如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所表示，這次峰會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各國政府必須推出方案刺激經濟，並以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刺激方案的中國作為榜樣。事實上中國的4萬億方案是早在金融風暴出現之前便已制訂好，但在眼前的危機中，它無疑成了各方看好的積極部署。其他兩大方面，即防止保護主義再度抬頭與世界金融體系的改革，當然都是世界經濟走向復蘇、全球恢復增長的要素，任誰也不能對此漠視不理。無論磨合的過程多麼困難，要解決金融危機，讓世界經濟早日回到正軌，各國發奮自強與共同攜手合作是必經之由。
更有個龐大的“77國集團” (Group of 77 -- G77)
是發展中國家在維護自己經濟權益的鬥爭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雖然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在經濟上並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依然受國際經濟舊秩序的影響。1963年第18屆聯合國大會討論召開貿易和發展會議時，73個亞、非、拉國家和南斯拉夫、新西蘭共同提出一個聯合宣言，形成“75國集團”。後來肯雅、韓國、越南加入，新西蘭宣佈退出。
全球農產品價格上揚，乃是富國的新能源政策所導致。富國高舉環保大旗，也應考慮到窮國的實際。
當2005年美國拒絕履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二氧化碳減排義務的同時，頒佈了“新能源政策法”。該法規定，到2012年(即減排最後期限)，美國行駛的汽車所用“生物燃料”要增加2倍，達75億加侖(每加侖為
所謂“生物迴圈燃料”，就是指用玉米提煉的酒精(乙醇)。在使用中，通過將這種酒精添加到汽油中，形成混合燃料。之所以被稱為“生物迴圈燃料”，主要原因是，以往的汽油是從石油中提煉的，屬於“化石燃料”，而這種酒精則是從植物玉米中提取的，故為“生物燃料”，另一方面，玉米是可再生的，且在生長過程中，通過光合作用，可吸收汽車排放的二氧化碳，因此又稱為“可迴圈的燃料”。問題是，世界“三大富人區”集中“燒玉米”，必將打破世界糧食供需均衡，糧荒難免。從目前的提取技術看，每提取
眼下的問題是，自美國搞新能源政策後，其玉米需求急劇上升，由1996年的不足5億蒲式耳，增加到2006年的22億蒲式耳。同時，作為世界玉米的主產地，美國用於提取酒精的玉米占其總產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6%，增加到2006年的18%。其結果，導致世界玉米價格飛揚。如2007年2月底，世界核心穀物交易市場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玉米價格漲至近10年來最高，接近上世紀70年代初期“世界糧食危機”時期的水準。尤為令人關切的是，當前世界糧食庫存率下降到15%左右，約為1986年的一半。而玉米價格的上漲，刺激其種植面積擴張，而世界可耕面積相對固定，必然擠壓其他作物用地，引起糧價連鎖上漲。尤其是，傳統上，玉米是主要的飼料，其需求擴張直接減少飼料供應，導致生豬、生牛等產量下降，成為肉、禽、蛋以及乳製品等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揚的根源。
近年來，作為富國俱樂部的八國集團不斷高舉“減災、縮小差距、解決貧困”等“國際貢獻”大旗，引領世界秩序。節能、環保也算其一。但政策猶如處方，集中用猛藥，固然見效快，但副作用也不小。對症下藥，也需考慮副作用，更需均衡調養。世上事，解決方法總不只一個，而“集中就是風險”。世界大統一的節能方式，恐怕只能給人類帶來更大的隱患。顯然，省一點糧食，多一點實質性的降低能耗的智慧，或許比“死盯玉米”更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