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晉宋時期詩人、辭賦家、散文家。一名潛，字元亮，私諡靖節。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淵明出生於沒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陶淵明的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陶淵明一生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３９２）陶淵明二十八歲以前；因其父早逝，他從少年時代就處於生活貧困之中。第二時期，學仕時期；從太元十八年其二十九歲，到晉安帝義熙元年（４０５）四十一歲。第三時期，歸田時期；從晉安帝義熙二年(４０６)至宋文帝元嘉四年(４２７)病故。歸田後二十多年，是他創作最豐富的時期。陶淵明今存詩歌共１２５首，計四言詩９首，五言詩１１６首。

陶淵明（約376～427），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潛”，卒後友人私諡“靖節征士”，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因家貧，曾做過幾年的官，卻因“質性自然”，不願“以心為形役”、不肯“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而解綬去職，過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園生活。自小體弱多病，曾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稱自己“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然而“家貧,不能常得”；日子雖然過得很艱苦，他卻能安貧樂道，忘懷得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于富貴”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陶淵明深受後世文人騷客推崇，歐陽文忠公甚至認為“兩晉無文章，惟《歸去來兮》（即《歸去來兮辭》）而已”；在中國詩人享有很崇高的地位，朱光潛先生認為：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後只有杜甫。陶淵明的時代是在典午大亂之後，正當劉裕篡晉的時候。他的父親似乎早就在家居閑。母親是當時名士孟嘉的女兒。他還有一個庶母，弟敬遠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親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兒靠他撫養。原配夫人在他三十歲左右死去，續弦翟氏，幫他做農家操作。他有五個兒子，似還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幾次喪事，還遭了一次火，家庭負擔很不輕，算是窮了一生。從早年就愛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時才五十餘歲。

當時一般社會情形很不景氣，他住在江西潯陽柴桑，和一般衰亂時代的多數鄉下讀書人一樣，主要靠種田過活，境況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維持極簡單的生活。迫於饑寒，只得放下犁頭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鎮軍參軍，那是他才二十三歲左右（晉隆安三年），兩年後，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親去世，他居了兩年憂，到了二十八歲那年，又起來做建威參軍，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補彭澤縣令，冬十一月就因為不高興束帶見督郵，解印綬歸田。總計起來，他做官的時間前後不過六年，以後再也沒有出來做官。從二十九歲棄官，到他五十一歲死，二十餘年中，他都在家鄉種田，生活極苦，雖偶得朋友資助，還是有挨餓乞食的時候。

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十二歲母病逝，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 陶淵明二十九歲時走上仕途，歷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等下級官職，每次時間都很短。幾度出仕，使他逐漸認清了當時官場的污濁與黑暗，四十一歲還家歸隱，過起了自由閒適的田園生活。此後二十三年，雖憂憤常積於心，生活困窘多難，但再無出仕之念，最後在貧病交迫中去世。

陶淵明少時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他辭職回家後，州裏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歎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

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作則，先以威禁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

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於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于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歎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里小幾折腰。”遂授印去職。

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陶淵明辭官歸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至今膾灸人口。

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失火而遷至栗裏，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于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陶淵明的作品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有時流露出逃避現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有“田園詩人”之稱。

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開，詩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現。因此，研究一個詩人的感情生活遠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則。他所謂“道”，偏重於個人的品德節操方面，體現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複何求”。

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並不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業，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代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並沒有喪失其為人的準則。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於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當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

所謂“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說明自己的質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所謂“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表達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悅。在《形影神》裏，他讓“神”辨自然以釋“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長生的願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願望，“神”以自然的之義化解它們的苦惱。形影神三者，還分別代表了陶淵明自身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者的對話反映了他人生的衝突與調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導出來的順化、養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較完整而一貫的哲學。

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一位代表。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一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晉風流的傑出代表。

陶淵明四次辭官，最終選擇歸隱，這一方面是他愛好自然的天性所驅使，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讓他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陶淵明從小就喜愛大自然，嚮往美好的田園生活。他有“少無道俗韻，性本愛丘山”、“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等詩句，可見，陶淵明在正式辭官歸隱之前，心中始終有一個聲音在強烈地呼喚他 “歸去來”。當他由於公事奔波忙碌時，這個聲音在呼喚；當他沉思某想之際，這個聲音也在呼喚。最後，他終於實現了歸田園居的夙願。

陶淵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社會就是他在《桃花源記》中所描繪的世外桃源。按照文章所描繪的，桃花源是一個與世隔絕、不受外界干擾的地方。桃花源外是一片桃花林，“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續紛”，環境十分優美，引人人勝。“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從小山口進入，“複行數十步，豁然開朗”。那裏土地平坦廣闊，房屋排列整齊，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田間道路縱橫交錯，井然有序；村舍中雞鳴犬吠不絕於耳;男男女女正在田間辛勤地勞作，老人和小孩在一邊怡然自樂。整個桃花源呈現出一派繁榮祥和、生機盎然的景象。

在生活上，桃花源人也是自給自足。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互相勉勵，努力耕種。桑竹繁茂，都可以蔽日遮陰了，五穀能夠及時種植，不違農時。到了收穫的季節，他們也能夠 “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所有的收穫都歸自己所有，而不必交那些繁重的苛捐雜稅。此外，這裏沒有兵丁、官吏，不見商業、學校，完全是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的 “小國寡民”式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下人人平等、共同勞作、酷愛自由、崇尚人性;沒有勾心鬥角，也沒有爾虞我詐，這就是陶淵明心目申的理想社會！但是，這樣一個淳樸、安樂的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在當時是根本實現不了的。詩人知道在一個充滿著陰謀、屠殺、戰爭的社會中，他的“世外桃源”只能是一種奢望，於是便隱居起來，希望在他隱居的狹小的生活範圍內，能找到心靈的安寧。

陶淵明是漢魏南北朝800年間最傑出的詩人。陶淵明流傳至今的作品有詩一百二十餘首，另有文、賦等十餘篇。陶淵明今存詩歌共125首。田園生活是陶詩的重要題材，因此後來人們將他稱作“田園詩人”。他最著名的作品為《桃花源記》，描述了一個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會，和諧美好，沒有戰亂，自食其力的社會。使得桃花源與烏托邦齊名，都代表了一個美好的幻想。從內容上可分為飲酒詩、詠懷詩和田園詩三大類。

1、飲酒詩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的《飲酒》20首以“醉人”的語態或指責是非顛倒、毀譽雷同的上流社會；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險惡；或表現詩人退出官場後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現詩人在困頓中的牢騷不平。從詩的情趣和筆調看，可能不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東晉元熙二年（420），劉裕廢晉恭帝為零陵王，次年殺之自立，建劉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隱晦曲折地記錄了這一篡權易代的過程。對晉恭帝以及晉王朝的覆滅流露了無限的哀惋之情，此時陶淵明已躬耕隱居多年，亂世也看慣了，篡權也看慣了。但這首詩仍透露出他對世事不能忘懷的精神。

2、詠懷詩

以《雜詩》12首，《讀山海經》13首為代表。《雜詩》12首多表現了自己歸隱後有志難騁的政治苦悶，抒發了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人格。可見詩人內心無限深廣的憂憤情緒。《讀山海經》13首借吟詠《山海經》中的奇異事物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如第10首借歌頌精衛、刑天的“猛志固常在”來抒發和表明自己濟世志向永不熄滅。

3、田園詩

陶淵明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這類詩充分表現了詩人鄙夷功名利祿的高遠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節操；充分表現了詩人對黑暗官場的極端憎惡和徹底決裂；充分表現了詩人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嚮往。作為一個文人士大夫，這樣的思想感情，這樣的內容，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門閥制度和觀念森嚴的社會裏顯得特別可貴。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頓狀況的，可使我們間接地瞭解到當時農民階級的悲慘生活。陶淵明的《桃花源詩並記》大約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繪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表現了詩人對現存社會制度徹底否定與對理想世界的無限的高度。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創者。它以純樸自然的語言、高遠拔俗的意境，為中國詩壇開闢了新天地，並直接影響到唐代田園詩派。

陶淵明的作品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有時流露出逃避現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有“田園詩人”之稱。陶淵明現存文章有辭賦3篇、韻文5篇、散文4篇，共計12篇。辭賦中的《閒情賦》是仿張衡《定情賦》和蔡邕《靜情賦》而作。內容是鋪寫對愛情的夢幻，沒有什麼意義。《感士不遇賦》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賦》和司馬遷《悲士不遇賦》而作，內容是抒發門閥制度下有志難騁的滿腔憤懣；《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辭官歸隱之際與上流社會公開決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絕大篇幅寫了他脫離官場的無限喜悅，想像歸隱田園後的無限樂趣，表現了作者對大自然和隱居生活的嚮往和熱愛。文章將敍事、議論、抒情巧妙地融為一體、創造出生動自然、引人入勝的藝術境界；語言自然樸實，洗盡鉛華，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

自然，不僅是陶淵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詩歌的總體藝術特徵。他作詩不存祈譽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觸就訴諸筆墨，既無矯情也不矯飾。他說：“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又說：“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由此可見他的創作態度。陶詩的聲吻和節奏，舒緩而沉穩，給人以藹如之感。陶詩多用內省式的話語，坦誠地記錄了他內心細微的波瀾，沒有奪人的氣勢，沒有雄辯的力量，也沒有軒昂的氣象，卻如春雨一樣慢慢地滲透到讀者的心中。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就有感染力。

正如宋人黃徹所說： “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譽、巧拙之間也。”陶詩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一種開創，就是將日常生活詩化，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重要的意義和久而彌淳的詩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陸機等等都著重於關乎國家政治的題材，陶淵明著重寫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話寫家常事，寫得詩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