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略識宗門祖德馬祖道一禪師及其禪風~:~

西元八世紀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發展同臻歷史的巍峨高峰。就中國禪宗而言，在活動於這個世紀的一系列著名禪僧之間，在成就、風格和身世諸方面，獨可拈出石頭希遷、馬祖道一兩大家，馬祖乃天縱英才，其機鋒峻烈、大機大用、大開大合之處，非常人可及。而石頭其深邃綿密、沉鬱孤高則於世無二也。馬祖道一（７－９－７６８），俗姓馬，後世尊稱為“馬祖”一生蹤跡，依其活動地域和思想發展線索，可以明顯分為三個時期：

１、劍南時期（７０９－７３３）中唐時劍南為一方鎮，馬祖道一幼年在本邑羅漢寺依唐和尚削髮出家。二十歲前後在渝州（重慶）圓律師處受具足戒。他在故鄉劍南各地飄泊遊歷，受到這一地區蓬勃發展的佛教充分的薰陶，尤其是發源于五祖弘忍門下的智侁——處寂——無相這一系的影響，為他以後思想的轉變發展奠定了基礎。

２、衡嶽時期（７３３－７４２）慧能的弟子懷讓，閉門幽居南嶽衡山之上，他“本不開法，但居山修道”，只因為來了一個“劍南沙門道一”，於是便有了一個“磨磚豈能成鏡，坐禪焉得成佛”的千古名訓。道一最初到南嶽衡山時，心性孤傲，不大理會旁人，只顧結庵而住，整日坐禪，懷讓見他很不凡，便拿塊磚到他庵前的石上磨來磨去，道一睜開眼睛問道：“師作什麼？”懷讓答“磨作鏡”，道一驚奇地問“磨磚豈得成鏡？”於是，懷讓便趁勢說法，開示道一言下頓悟，從此不離懷讓左右。這樣他又在衡嶽受到了六祖慧能——衡岳系的南禪宗教育。史稱“同參九人，惟師密受心印，”前後共達九年，在這裏他度過了青年時代，也是他的學生時代。三十三歲時前往福建和江西，開始了他以後大半生開堂說法，蔚為大宗的“祖師”生涯。

３、江西時期（７４２－７８８）道一在建州建陽（福建）的佛跡嶺收了志賢、慧海等信徒，這是他開堂說法之始，當時條件艱苦，道一篳路襤褸，自創法堂，他在佛跡嶺為時很短。不過一兩年，後遷往江西臨川西裏山，又曾在宜黃石鞏結庵。此後，道一在南康（江西）龔公山居住時間更久，居三十餘年，他是個活動能力很強的人物，每到一地總是開創禪林，聚徒說法，廣泛交納，逐漸形成勢力，西元７７３年道一移居鐘陵開元寺(洪州)，此後以此為中心廣泛開展活動，直至去世，世稱“洪州宗” 。馬祖道一在八十高齡行將去世，弟子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他答道：“日面佛，月面佛。”禪門稱“大寂禪師”。

道一門下弟子眾多，在世之時洪州即有“選佛場”之稱。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得有記載的弟子近八十人。馬祖道一上承惠能革新成果，下啟後期禪宗臨濟溈仰諸派之先河，是中期禪宗最主要宗派洪州宗的祖師，其思想簡潔敏銳而自成體系而其實踐內涵深長，“即心是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這是道一的思想簡煉而有力，禪修十分嚴密主張“道不用修”“任心為修”；大量的日常生活場景中隨時隨地而發的“接機”取代了看經坐禪，形成充滿懷疑否定傾向和泛神意味的參禪氛圍。

佛性論向來是禪宗的立論基礎、思想總綱，是禪宗思想與實踐這一整套體系中的主軸。這在馬祖道一也不例外，作為南嶽懷讓的嫡傳弟子，馬祖道一在思想上最重要的基礎乃是六祖惠能一脈相傳的學說，但是，他最初出家並遊學于劍南，四川地區的禪宗流派如淨眾宗已給他的思想打上了烙印。中晚年定居洪洲，又與近鄰的牛頭宗來往密切，自然受其影響。他的經歷決定了他是一個奇特的人物，自四川歷湖南、福建而後定居江西，中唐時代南方禪宗幾個主要地域，除嶺南而外，他都涉歷到了，這也就使他的學說和他的宗派必然具有融會貫通之妙。

道一二十四歲，受具足戒不久來投南嶽懷讓，最初的交鋒便始自“坐禪”問題，前已提及。對於“磨磚既不成佛，坐禪豈得成佛”，懷讓給他作了一個比喻：“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道一無對，懷讓進而咄咄逼人地發問：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如此尖銳，對於僻處一隅又初出茅廬的這位年輕人來說，實在是警醒人心、開發性靈之語！在這場交談中，道一提出了三個問題：“如何用心，即合無相？”“道非色相，雲何能見？”“道有成否？”這一系列問答，以般若之智說佛性，以中道說佛性，後懷讓為道一作一偈云：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味華無相，何壞複何成。

懷讓開示道一的只是講“心”，講“道”，無一字說“性”。因“心”貌似惟識之“心識”，其實又頗有差別，令人難以捉摸，似說如來清淨禪，而亦有差別在其間，那麼，這些意味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對於馬祖道一究竟有何意義？這些並非懷讓的偈疏忽所致。而事實上禪宗六祖惠能既已在“心”與“性”、“明心”與“見性”之間更強調“心”，強調“明心”，並且使這一“心”、“自心”更少出世色彩，而逼近當前現實人心，那麼其門下更將這種革新推向極致，並由此建構完善成一整套“心”的宗教，南嶽懷讓對道一的開示即鮮明的提示了南宗的這一發展方向。

道一直承惠能、懷讓、經過長期思考和實踐，終於在晚年提出了“平常心是道”這一徹底中國化禪宗學說，是禪宗由前期向後期，由“如來禪”、“祖師禪”向“分燈禪”轉變的一個關節點。道一的佛性思想“即心是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是道一得懷讓開示後，毅然放棄淨眾息念坐禪的禪法，去積極信奉“即心是佛”。

禪宗二祖的慧可即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四祖道信云：‘諸佛法身入一切眾生心想，是心是佛，’‘當知佛即是心，心外別無佛’”。這種如來藏思想一直是禪宗一個主要的思想淵源，而從五祖弘忍開始又漸持《金剛經》為主，“是心是佛”、“即心即佛”之說愈演愈烈。到六祖惠能，不單純以“本心”“自心”說佛，而是直指“自心”，明確指示眾生即心便是佛，如《壇經》說：“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法。”“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我心自有伸縮，問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菩提只向心說，何勞向外求玄？”，反覆強調心外更無別佛。馬祖道一開示眾人劈頭即是：“汝等諸人，各信各心是佛，此心即佛……心外無別佛，佛外別無心。”完全繼承了惠能以來的思想。

關於“道”，如果說“平常心”是道一佛性思想世俗化傾向的體現。南嶽懷讓已不言“佛性”二字，而直稱“道”或“無相”；到了道一這裏，更時時面向實踐，不尚“佛性”空談，直稱“修道”、“達道”，所謂“道不用修，但莫污染”！這樣，一句“平常心是道”，使佛性思想在世俗化和玄學化兩條道路上，大為逼近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各個階層的人心氛圍，在中國人普遍的接受心理上顯得格外熟悉和懇切。如此通俗易懂的白話，沒有絲毫經院氣味，卻產生了足夠的號召力，這難道不是徹底的中國化麼？

總之，道一關於“即心是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大大豐富並完善了惠能革新的思想成果，惠能提倡“明心見性”、“頓悟成佛”，從信仰和修行方式上揚棄了禪宗住心看淨的舊傳統，為禪宗的發展規定了直指人心，即心是佛的方向，他的弟子神會、懷讓、行思等人都是這一個共同的方向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道一大膽否定這種簡單粗糙的心佛論，在更高的階段上以完全中國化的形式對禪宗即心是佛的根本思想予以新的確認，因而禪宗得到了豐富和完善確立了宗門思想基礎，其特徵如超佛越祖、呵佛罵祖等等發揮無遺也就成為可能。“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直接點燃了後期禪宗狂放恣肆的激情。

在修行上道一堅持南宗“頓悟”本色。六祖慧能倡言“行住坐臥都是禪”，道一對此更有所發展。他強調“道不用修”、“道不屬修”，也就是宗密概括的所謂“任心為修”、“任用自在。”毅然拋棄息念坐禪之禪法，更對佛性的認識臻於成熟之境而充分發揮“頓悟”以修行。首先從“自性本來具足”出發，反對“取善會惡觀空入定”認苦“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而還“妄想修因證果，住於空定，”而這種修行乃是“雖即已悟，悟已卻迷。”他說：“若欲真會其道，平常心是道”，充分認識到“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儘是道”則能“一悟永悟，不復更迷”。

“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中不滯，喚作修道人。”馬祖道一晚年所謂修道，已經完全不執看著經、坐禪。他認為只要懂得“平常心是道”，乃可隨時著衣吃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這便是他所謂“道不用修”、“道不屬修”的含義。在其“頓悟”的修行實踐中，是特別講究“上根上智”與“根微智劣”的差別的。道一及洪州即是這方面的典型。

道一講頓悟，只對“上根眾生”而言。至於“根微智劣”者，免不得還是有禪定修習這一關（不一定是坐禪）。對根微智劣者來說，“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在修行上要求學者從眼前隨意拈來的日常事物之中迅速領會禪的精神。道一會多次毫無客氣地將那些反應遲鈍、未能言下頓悟的參學之人斥為“個阿鈍根。”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學者競相舉揚主觀能動性，力求積極主動，表達簡煉而含蓄，歷來坐禪入定、舉止凝重、反應遲滯的出家人面貌為之一新。

“接機”是禪宗所特有的一個術語，指禪宗師徒之間或同學朋輩之間，通過隱喻暗示等曲折方法。接機，在六祖惠能即已有所運用，其後與馬祖道一同時代的石頭希遷、牛頭慧忠與道欽等人也均有運用。

禪宗在當時既無驚心動魄“命如懸絲”的歷史事件，也無禪宗呵佛罵祖、大機大用、大開大合的澎湃激情，它僅在思想上發生一系列重心推移，氛圍上醖釀煽動普遍的懷疑、否定、泛神和自由化的情緒，這種情形猶如奔騰咆哮、闖關奪隘的長江，忽然來到了坦坦蕩蕩、湖泊星羅棋佈的中游平原，一時間呈現出“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的局勢。在當時的所有的宗派之中，道一以冷峻剛烈、直捷迅猛的機鋒區別於他人，為世所矚目。如果說，到唐代中後期，神宗已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那麼，這時道一與洪州宗就是這主流之中的主流。

道一在接機上運用的具體方法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有六種：一是語言（反問、比喻、暗示），這是最常用的；二是打和喝；三是身體動作；四是符號；五是用常隨身攜帶的用品，如所謂“豎拂”；六是有具體的日常生活場景中隨時隨地發揮。所有“接機”，其成就不在於思想上有何發展，而在於造就了一種強烈的時代氛圍。這個氛圍，概略說來，就是對於佛祖乃至一切精神束縛的普遍懷疑、否定傾向，這就是道一特色的機峰具有的獨特的歷史意義。“任心為修”的修行實踐活動，每一次接機，每一公案，都貫穿著他的佛性思想和修行。

后附：

隋唐兩代早期的幾個皇帝都曾積極招集動亂中逃亡外流的民眾，其中包括禪僧，到武周時代，禪宗首領“埋形河埃”的時代結束，五祖弘忍已在今湖北山區一帶露頭，禪宗與王室往來愈密，逐漸分化出受到統治階級扶持的派系，如神秀和後來的神會，他們依靠政治勢力積極發展壯大，這是所謂“官禪”，道一則是“民禪”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產生，與官方意志有一定的對抗性，倡“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他的思想又主要影響最普通的下層人民群眾，信徒大都來自于像石鞏、慧藏這樣的勞動階層，他對於當時南北禪宗爭奪正統這樣的激烈事件十分冷淡。

從他的思想發展來看，由於遠離社會政治中心，思想較自由，不易受到人為的外在干涉，比較符合佛教思想自身相對獨立發展的內在規律，因而最終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思想體系。又因為他畢生接近民間最下層的民眾，接近社會實際生活，因而他的思想又具備簡捷明瞭、通俗易曉的鮮明特點。雖然他畢生與地方官吏不乏往來，但看不出這對他的思想感有何明顯影響。他創立的僧團——洪州宗，完全繼承了他的“民禪”特點，到百丈懷海那裏，“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勞動自養成為制度，更成為與“官禪”截然相對的“農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