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美國，看透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不久前出現的一連串波折，受到世界關注。中國外長楊潔篪在記者會上，兩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中美關係的複雜性，讓不少人始料未及。看透美國，看透中美關係，對中國人來說，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    

常說中國是一個極為龐大複雜的國家，其實美國的複雜性絲毫不亞於中國。相對中國來說，美國更為多元化。連美國人是誰？都成為一個越來越令人困惑的問題。還有美國人的理想主義，美國人的宗教情懷，美國紛繁複雜的利益集團，美國內政對外交的影響，美國看似透明卻難以看透的決策機制等等，都是大多數中國人知之不多，且難以理解的。     

中國與美國鬥爭的杠杆在增加，但仍處於劣勢。所以必須看透美國，看清楚哪些是美國人的真心話，哪些是美國人的小算盤；哪些是美國最關切的，哪些是美國無所謂的；哪些是一些人有意在製造事端，而哪些又是長久存在的問題，是美國不惜代價也要幹的。     

美中之間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如共同解決地區及全球挑戰、貿易互惠等。但美國有些人又經常想借自己的優勢占具體的小便宜，把自己的麻煩推給中國。美國對華不同利益訴求使其政策不斷搖擺，只能是在與中國的不斷摩擦中調整前行。     

中國的反應必須輕重得當，該用強硬的手段來擊退挑釁，就要用強硬的手段，要讓美國付出必要的代價來逐漸認識到堅持錯誤做法是很不划算的。     

但是，中美很難用“敵人”、“對手”、“合作夥伴”等某一個詞來概括兩國關係的全部。中美關係能否順利一些，一方面取決於兩國能否控制住矛盾走向極端，另一方面，取決於兩國能否盡可能擴大共同利益。     

 面對這樣的現狀，中國要在對美交往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好自己的利益，就必須分清主次。中美關係有很多矛盾，但這些矛盾有中短期的，有長期的，也有相對來說不是太重要的。尤其是在矛盾出現的時候，我們應當對這些矛盾的順序，以及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程度有清醒的認識。     

 因此，看透美國不僅是外交部門和專家學者的事情，中國老百姓也要學會看透美國。這意味著中國民間對中美摩擦將不斷增強承受力。     

30多年來，中國能有今天的成功，靠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成功之中也包括了這樣的經驗：有效借助於對美開放，不斷推進各個層面的交流溝通，在交流溝通中不斷加速自身的發展。在中美關係出現一些波折時，我們尤其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這一經驗的重要性。

在後危機時代，如果我們判斷美國人的總需求要減少，隨之全球總需求增幅放緩，那麼，亞洲地區最稀缺的資源是什麼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術，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場。誰能夠為這個地區提供足夠大的市場，誰就能主導亞洲地區區域經濟合作未來的發展方向。因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必由之路。

近年來，關於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討論越來越熱——“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實質上是全球經濟的嚴重失衡”，這似乎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全球經濟嚴重失衡的原因又是什麼？有人說，美國和中國實質上是世界經濟失衡的兩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消費和儲蓄嚴重失衡。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曾說，是中國的儲蓄助長了美國的房產泡沫，美國人太愛消費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太愛儲蓄了……究竟如何看待這一系列問題？

美國的逆差背後反映的是其多年來的負債消費模式，也就是靠借錢過日子。支撐美國過度消費模式的基礎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作為世界貨幣的發行者，美國可以通過開動自己中央銀行的印鈔機，來換取真金白銀，也就是其他國家實實在在的財富。這是支撐美國多年來負債消費的基本條件。反過來，美國之所以能夠通過印美元來借債進而進行消費，是因為其他國家願意接受美元。

二是美國的過度消費持續了這麼久，與美國產業的空心化以及部分產業國際競爭力下降直接相關。產業的空心化涉及很多問題。到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製造業占整個GDP的比例在12％~15％之間，與此相對應，美國經濟增長只能依靠以金融業為主的虛擬經濟。而美國之所以這麼長時間致力於發展金融業，根本原因是它能夠通過金融業在全球財富分配中獲取最大的份額。

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還是一個淨債權國，美國人在海外的投資跟外國人在美國的投資相抵以後是一個正數，因而美國每年大約有3000億美元的淨投資收益。到2005年前後，美國的海外淨債務超過2．5萬億美元，而按照美國官方的國際收支統計，海外淨投資收益仍然為正。它作為債權國能賺錢，作為債務國還能賺錢，這是一個統計上解釋不了的現象。

所以，一個很直接的推理就是，外國人在美國投資的收益率要遠遠低於美國人在海外的投資收益率。這種投資收益率的巨大差異就是建立在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之上的，這是美國攫取全球財富的重要來源。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儘管手裏有儲蓄，但並不能自動轉化為投資。就像我們的錢在我們這兒好像不是錢，只有到美國轉一圈才能稱做錢一樣。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經濟增長得益於美國的負債消費。美國的負債消費拉動了東亞國家包括中國的出口增長，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增長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然後，他們的外匯儲備又通過資本市場回流到美國，支撐著美國的房地產、國債，從而也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為美國的負債消費創造了條件。這種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的迴圈，是支撐全球經濟過去十多年增長的主要機制，簡稱為“雙迴圈”。

應該指出的是，美國的這種負債消費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了。一是美國家庭的資產負債結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巨大衝擊。過去十幾年間，美國人的家庭負債率本來就上升得特別快。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家庭負債與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致在100％，到危機前已經上升到了130％，家庭資產在危機階段又出現了大規模縮水。二是美國家庭需要提高儲蓄率償還其債務。據估算，美國家庭的私人儲蓄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就要減少1000億美元左右的總需求。

中國是整個東亞國際生產網路的組成部分。在這個網路中，日本處於最高端，然後是韓國、臺灣地區，而我們處在最末端——組裝加工階段。由於整個東亞地區基本上都是儲蓄大於投資的，所以整體對區域外市場的依賴程度較高。東亞國際生產網路的存在使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東亞地區對歐美市場貿易不平衡的惡名。因此，單獨讓中國做出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顯然我們既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義務。這涉及下一步亞洲能不能聯合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這種失衡，中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意識到它不可持續了。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項內容就是需求結構調整，即從原來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逐漸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胡錦濤總書記也談到，金融危機為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倒逼機制。

如何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將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因為既要讓出口降下來，又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還要承接東亞國際生產網路上游經濟體對我們的出口，內外部的壓力會非常大。反過來，如果我們能夠完成這種轉變，那對於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於中國下一步成為一個世界大國都是至關重要的。

在後危機時代，如果我們判斷美國人的總需求要減少，隨之全球總需求增幅放緩，那麼，亞洲地區最稀缺的資源是什麼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術，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場。誰能夠為這個地區提供足夠大的市場，誰就能主導亞洲地區區域經濟合作未來的發展方向。因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必由之路。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被視為是“對中美關係最有研究的現任美國高官”。一年前，這兩位學者的任命被視為“知華派在美國的崛起”；一年後的今天，兩位高官同時訪華，則被視為“中美關係開始解凍”。

然而，“解凍說”是膚淺的。儘管中美關係並不像去年顯示的那樣好，但當前的中美關係從未“凍過”，何來“解凍”？這種說法明顯高估了中美交往的易碎性，也低估了中美合作的穩定性。

奧巴馬最近確實幹了不少針對中國的“壞事”。這些壞事不能因為歷屆美國政府都幹過就不再是壞事，今後的美國政府就可以不停地幹下去。所以，兩名美國高官這次來北京，必須首先端正他們的“態度”。這並非中國變得傲慢了，任何一個大國受到傷害時都會作出反應，而且當它的手段多時，反應就會更嚴重。但這和中國要與美國對抗根本不沾邊。

從某種意義上看，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思考，有點像“上世紀50年代對蘇聯恐慌、70年代對德國猜忌、80年代對日本不安”的混合體。美國資深記者潘文近期撰文說，在現在的美國，到處都可以聽到中國比美國強的論調，無論是媒體，還是老百姓，或是奧巴馬本人。這正是中美關係面臨的最新難題。

美國拖垮了蘇聯，壓制了德國，搞殘了日本，擁有“確保世界第一”的充分國際經驗。但是，在應對中國上，1萬人左右的中國研究隊伍、每年汗牛充棟式的中國報告，卻始終想不出完備的辦法。現在，中國與美國30多年前的設想漸行漸遠，趕超美國的勢頭顯得不可阻擋，但又無意與美國對抗。

其實，這正是美國的幸運之處。中國是美國所有趕超者中最沒有進攻性、最沒有國際野心、最關注國內情況的大國。中國不會搞冷戰，不會搞亞洲聯盟，也不想“用鉅資買美國”。相反，中國比任何大國都支援現行的國際體系，羡慕美國的社會文明，欣賞奧巴馬改革。所以，應對中國的最好方法，是相互尊重、互相體諒，而不是過去的冷戰、遏制、金融陰謀或者其他什麼“使壞動作”。

這是一個大國博弈的全新時代。一國的成功不是在於搞垮對方，而在於讓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中國持續不斷的改革是為了讓國家走在正軌上，奧巴馬的改革同樣也是“撥亂反正”美國道路。只有讓中美關係持續走高，才能讓雙方的國家改革都獲得成功。只有真正幫助中國，才能換取中國人在美國利益上的支持。

斯坦伯格和貝德兩位高官必須要搞清楚中國，包括搞清楚中國民間的真實想法。事實證明，以往的美國政府和美國學術界總是把中國看錯。請告訴奧巴馬，中國人的關注點根本不在美國，而是在“兩會”，在收入分配、經濟轉型、環保反腐。與美國競爭不是中國人的訴求，是否與美國進一步合作則看美國人未來誠意，最好不要讓美國複雜的國內選舉政治來激化平靜的中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