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傳統現象從孟嘗君到杜月笙同一個形態，經過數千年又回到原點了。可以看見“俠”正在法的內外遊移，這是關於底與邊的問題。在香港有“打小人”的習俗，就是婦女無可告狀之處，像是丈夫有了外遇，無處告狀，只好寫了名字，貼在紙上往上頭踩，就是“打小人”，這是一種“底邊”，就是“無可告訴”，沒地方找人主持正義的情況下，就產生了這種看上去好像是一種無聊的洩憤。

對於社會上弱勢人群中去發掘到各種社會底層的現象。所謂“邊”和“底”，就是“窮而無告”、“弱而無助”的一些人，這些人等於是被踐踏在社會的底層，也在“法禮”邊緣的“弱勢地位”。這些底邊的人物，一旦有組織地結合起來，他們可以發揮很強大的力量，形成中國歷史上的地下社會，與秘密宗教的發展痕跡。

首先，“地下社會”遊走在法律以外。中國第一次出現是在戰國時期，大家都熟知的“四公子”戰國四公子是指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嘗君、楚國春申君、魏國信陵君，而其中最著名的孟嘗君，他在薛邑招致賓客，甚至是“雞鳴狗盜”之徒。孟嘗君自己是貴族，但他在當時的貴族系統中，並非是個國家王權能夠容忍的人，因為他具有當時法律以外的地方實力基礎，這些地方實力就是所謂的“俠”，套句韓非子的說法，就是“儒以文犯法，而俠以武犯禁”的“俠”，“俠客”的“俠”。

“俠”這個字用在中國的通俗文學、武俠小說裏面，是口吐劍光的“劍俠”、或擁有內功用掌風打人的“武俠”。我們所談的“俠”並不是這一類的“武俠”“劍俠”，而是“社會團體”。“俠”字代表“法律”、“公權力”的出現，非常符合老子所說的“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有了法律就有了挑戰法律的人群，這些人是在法律以外的一群人，他們所擁有的力量，並非手舉一舉打中穴道的掌風，而是集體的群眾力量。他們平常可能是“雞鳴狗盜”之徒--小偷、酒徒、屠夫……這些人的職業很卑賤，為人所不齒，但這些人在法律以外仍要生存，無法向法律要求恩捨或正常的社會救濟。俠的作風，赴人之難，救人之困，重諾輕生死！這些人就是在“窮而無告”的情況下相互救助，因而構成了“俠”的基礎。

當時孟嘗君就如在野領袖的位置和身份，挑戰他的親戚佔據的王權，但在那個封建世襲的時代，孟嘗君未嘗不能做個小封君，未嘗不能以一個小封君的身份共同執政，他也做過好幾個國家的宰相，游走列國，卻未必有實權。當時王權剛剛形成，中國的戰國時期相當於歐洲的普魯士、法蘭西等民族國家、國族國家剛剛形成的時代，一個國家的力量，必須要以一個無可挑剔的王權力量作為象徵，即使貴為皇親國戚也不能挑戰王權。

孟嘗君是個能幹、有野心的人，這時可就變成國家的對立面了，所以他需要另外一批人來組成另外一種力量。其他的幾個公子也都是相似的情形，有的是因為個人的野心，有的則是情勢所迫，也有的是因為那個國家的封建制度正在崩潰，新的國家正在建立，正所謂明暗交替之際，有個模糊的區塊，政治人物不能靠軍隊的時候，就要靠社會力量。一般的老百姓不能直接收編為支持者；工商業則在法律之內靠法律保護，也未必能被這些人收編。能夠為他收編的就僅剩在法律範圍之外這些人了。戰國時期的四公子所謂“任俠”，就是依靠這些人在法律圈以外所形成的另外一套法律，另外一個社會。

而到了漢代，王權強大的時候--漢武帝時期，經過景帝削弱諸侯、地方豪強之後，“俠”的力量竟然最為活躍!例如朱家、劇孟、郭解。這些地方豪強不是佔有土地、莊園，而是擁有群眾。漢景帝時期發生“七國之亂”，大將軍周亞夫走過洛陽，當地的俠客領袖劇孟還沒有表態，他說：“七國沒有劇孟，大勢已定了一半。”七國的範圍在當時的中國是最繁華的都會區，都會區是“俠”活動的地區，“俠”不會在農村活動，因為農村的社會結構非常緊密，任何小村莊只要多個陌生人一下就被發現了，“俠”無所遁形；但城裏居民是流動的，再加上職業類型眾多，生活繁忙，就成為“俠”活動的最佳溫床。劇孟不只是洛陽地區的“俠”，還是關東地區的“大俠”，得到他一個人可以被大將軍形容成等於得到一支軍隊，可想其力量之強大。

另一位郭解，貌不驚人，身材矮小，說話溫吞，漢武帝時期曾要求各地的大家族、皇親國戚遷移現址到將來皇陵附近的新城鎮，目的在便於皇帝監視，把財富集中在關中一帶，即所謂“強幹弱枝”的做法，讓地方力量無法挑戰新興的王權。郭解被列入遷徙名單內，當時大將軍向皇帝報告，說郭解既沒錢又沒財產，更沒地位，何必要搬遷呢?皇帝就說，如果一個人沒錢沒勢卻能讓大將軍幫他說情，那多了不起？非遷不可！

從漢代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條件：一是當王權高漲之際，王權越強大，法律以外的力量也要跟著強大起來；二是漢武帝時期乃城鄉經濟轉遍的關鍵，戰國時期到漢武帝之前，中國幾乎是走向商業主義、資本主義的時代，但漢武帝卻用強大的政治力量打擊工商業，使得工商業從此一蹶不振，變成農村的附屬品，不再具有強大的動力。戰國時期到漢初工商業的發達，可以從《史記》的《貨殖列傳》看得出來，當時在都市里的諸多行業，反映了都市的繁華，也反映出都市當中有許多地方是“藏汙納垢”讓“俠”可以有藏身之處。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前述的兩個條件同時出現的話，“俠”也就隨之出現了；但其中一個條件不夠，“俠”也難出現。 東漢以後，都市萎縮農村發達，然而東漢也有“俠”。但東漢的“俠”和西漢的不一樣。西漢的“俠”是屬於社會的底層，如朱家、劇孟、郭解等人那股，大口喝酒、大塊吃肉、替朋友兩肋插刀解決困難之徒；東漢的“俠”是高官貴族的兒子，就是“紈絝子弟”!《後漢書》上面記載的“俠”，是一批仗著父兄勢力欺壓平民的人，他們並非《史記》當中《遊俠列傳》、《刺客列傳》所記載的“俠”。

南北朝時期，基本上是回歸自然經濟，經濟的主力在農村，而農村是屬於家族的，其家族的結構是親屬關係的，這是一個非常緊密的、先天獲得的結構，而非後天造成的。這種社會結構不容許有外人，所以這時法律沒有效果，禮俗和家規才是真正約束社會的力量。“俠”沒有可以挑戰的物件，也無藏身之處，因而南北朝時期的“俠”，是隱藏不見的。

到了隋唐之際，“俠”又出來了。唐代的傳奇小說裏面有很多這一類的人物。他們也是藏身在城市當中，但卻往往依託大貴族，在商號家中當傭工，像是昆侖奴(他還是個外勞，大概是南洋來的)，又如紅線(薛紅線)、聶娘(聶隱娘)，他們是隱身在奴婢的身份之中。就因為他(她)們身份的卑微，進不了社會主流，只能依附藏身在上流社會的僕人身份裏。甚至杜甫筆下的公孫大娘(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究竟是藝人還是俠客，我們不清楚，但她藏身在都市里，是街頭的賣藝、表演人物，這個情況就與漢代的很不一樣。

因為唐王朝的王權與漢代比較起來要弱得很多，唐朝有貴族階級，但漢代卻存心要消滅貴族階級，同時唐朝也是門第非常強大的時代，這個門第就是大族的後代，儼然成為沒有爵位的貴族。這些門第貴族本來就有在法律之外的特權，也因此要遊走在法律圈外、挑戰法律，所以“俠”就只須依附在這些門第貴族之下，不須組織有形的社會團體。

至於宋代時有個特色，就是上山下海去當強盜。《水滸傳》故事的背景，有一部分正如宋代當時的情況，就是在國家之外有一種“半在內，半在外”的東西--大大小小的莊寨。例如“玉麒麟”盧俊義的莊子，“小旋風”柴進的莊子，每一個莊子都在鄉下，等於在國家之外割據了一小塊地方。但宋朝政府卻又不找他們麻煩，因而他們是國家社會之外、以農村為主體、根深蒂固的另一種力量。雖然他們沒有與城市掛鈎，卻能招收附近的流民，形成對附近莊戶的一種威嚇的力量，而成為具有實質力量的小諸侯。當時國家的法律力量不夠強大，這股力量就形成了法律之外的另一種法律力量，一直到依附的人口達到某種威脅，政府就開始行動來打山寨了。所以《水滸傳》的故事背景，一部分是南宋時期的北方在金人統治下的情況，一部分是明朝初年的情況。(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