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直是我的惡夢，渾混沌沌的文學脈絡裏，讓人覺得要命的便是那個搞得天翻地覆的「五四」。

文學漫漫的史料鴻溝，總是有幾個時期是我怕得不得了的夢魘，「五四」高居榜首，對著幾文學思考的觸點，總是有一讀就忘的毛病，「五四」是一個，偏偏最近碰到的一位作家，他不在五四裏存在過，卻偏偏談五四，他作品不多，硬是評論小說怎麼也要把「五四」拖進來，與眾看官較量一番。

永遠搞不清楚「五四」裏構成的文學集團，自己全然離棄「五四」的存在，當作一個邊緣陌生人，見到「五四」趕緊逃。「白話文運動」對於一個長期徜徉在古典文學裏，悖逆現代的不肖子，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五四」與我何干？即使我得每個星期去向我的指導老師報到，身處台灣最優學府，窩在日治時代的老教室裏，聽著言之鑿鑿，聽者矇矇的古典戲曲史專題，深切感知著怎麼也無法逃離自己曾被「五四」裏令人頭皮發麻的「白話文」滋生涵養著的我。因為「五四」才讓我有能力使用白話文，在此時此刻大放厥詞，自以為是的痛恨「五四」。

這廂「白話文」，也就得拉進我怎麼也無法為他定位的人物——梁啟超，一篇〈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半白不文的作品，讓我深感頭疼，他老兄偏把佛經一堆植入文本說來賣弄書袋的多，看得讀者我昏天黑地，日月無光，那也就罷了；他先生說穿了不過是個海外流亡份子，如此曖昧不明的身份，提倡半文半白，套用許多俗語、韻文的「新民體」，行文晦澀的程度比起在古典文學裏的標準文言文，更讓讀者如我莫衷一是，在古文運動盛行時代裡的文言文自然簡省，婉轉韻致，反倒賞心悅目起來。

倒也不是衷心的討厭梁啟超先生，只是他所創的「新民叢報體」，對於長期書寫閱讀系統與之有間隔的我，著實頭疼不已，之於我，「新民體」是再拙劣不過的文白夾雜的文體形式。

就論到「五四」，我的心情又不免慘澹起來，這兒充滿著推倒、不用、說什麼不說什麼，如此這般的反動意識濃厚的思考邏輯，更令我視如蛇蠍，避之而快。

如此這般的避瘟神似的看待「五四時期」，也並非討厭當初文學革命運動的那群知識份子。或者是適逢時代的轉折，諸多紛亂的國是與思潮的引進，所造成巨大的論題，以及糾葛不清的國共之間的意識型態，在在讓為學者的我，在如此剪不斷理還亂的混沌，莫衷一是的學者論述，我覺得我的學養不足、武功不及，承讓了！

但是這個時期竟是讓我可以如此說寫流利的白話文轉折點，究竟我將如何對待這個該死的時期？稍待些時日吧，讓我武功修為精進些，思考圓熟些，待來日與「五四」正面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