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有機會讓學生報告《九龍策》這部作品，真是沒機會此時此刻提及消費文學。台灣從九零年代進入高度資本主義化時代，以文學演進歷程而言，言情羅曼史小說實在登不上大雅之堂，畢竟是消費文學，所涉足的領域大半停留在租書店或者是個人閱讀書架上。若要勉強拼湊一幅與近期古典文學尚為主要領域之時期，可以與明清相之評比。

明清時期拜書商與愛好愈讀小說之聞人所賜，使得通俗小說有機會在本為小道的語經典相互對照的論述模式下，稍稍有了立足的地位。這並非說小說真的已經超越經典而能脫穎而出，反而是因著這群小說同好會之閱讀者，彼此交換閱讀、品評以至於家以點評之。從此視點介入討論，那麼今天我們討論《九龍策》此一非嚴肅文學之作品，在此便有了其重要存在意義與價值。

作為一位文學閱讀者如我，坦言之儘管是閱讀言情小說長大，從未曾以為這類文學作品在跨入學院的界域中能具有什麼地位，畢竟在既有的訓練與學院的討論下，言情羅曼史小說僅是「看完即丟」的存在物。然而，以其通俗性與以及普遍意義的角度而言，通俗言情小說所承載的想像與情感之導向，對於一般閱讀者而言，是無可取代的存在。

《九龍策》完成時間很長，冊數十本，首部書寫時期大抵是在雍正王朝在台灣開演左右。綠痕這位作者幾乎以電影電視為借鏡，挹注個人想像與寫作習性。從早期的幾部連續性作品，便可得知作者企圖作一縱向跨越，完成自我的個人書寫。這裏姑不論是否達到本身的期待，然而對閱讀者而言，其想像力的貫串與可喜的構思，足以打破對通俗文學的迷思。囿限於一般學院者以為言情通俗小說是僅為消費品，之於討論空間往往存於嚴肅文學。然而就出版社所建構之出版機制而論，這類通俗言情小說在進入讀者消費時代，讀者閱讀的喜怒，以及創作者凌駕出版社之編輯政策，以創作主導讀者成為一種可能。

以《九龍策》基本體質，通俗言情作品說來確實不太討喜，只因其中情愛之程式與情節鋪陳，份量比重少於一般所認知之言情成分，並且召喚所謂的情愛論點，儘管仍舊是從一而終，然而權位的爭奪與謀略之運作，反而超越了其言情之首要著重的部分。然而身為言情作家之綠痕，並不在意出版社之期待，反而創造了屬於自我創作的界域，意圖突破作為一個言情創作者所具有的分際。

若要論其是否是一種除魅，抑或過往對言情小說創作者污名化的濯洗，從創作者角度而言，似乎不是那麼的重要，然而對於檢證者，作為讀者詮釋角度不得不如此揣測。這又何嘗不是起初明清時期小說戲曲創作者企圖以「教化」、「風化」此一角度介入通俗小說、傳奇的創作心情？對於這種類似「不朽之盛事」的想望，大抵對於創作者皆有之，畢竟文字承載的能力是超越人類足以想像的空間，對於一位長期浸潤於討論文學的評論者而言，亦是極力想為作家除污名，或者那天綠痕等諸作家登上文學史舞台那一瞬間，將是為文學歷史場域建立另一番新領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