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長安街上的戒嚴部隊並沒有因為我們的和平主張而全部理智起來。當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大學生和市民陸續到達六部口地區時，一些慘無人道的士兵竟開槍掃射並駕著坦克衝向最多向它們扔了幾塊石頭的人群。我和程真、沙濤因最後撤離，所以倖免在六部口遭難。當我們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樂堂時，一群剛被打回來的市民勸我們﹕「學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見你們這樣打扮的就開槍。」我讓程真和沙濤摘下頭上的寫有「絕食」字樣的布條，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師範大學校徽，三個人還是硬著頭皮朝六部口走去。

到達時，我們正好見到最後兩具屍體被抬上一輛北京一三○卡車。這輛車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門箭樓東側勸住運傷員的。當時，這輛車打著一面白底紅十字旗對著駛近的坦克朝天安門廣場裡面衝，我們勸阻時程真險些被輾在車輪下面。六部口的群眾告訴我們，在我們到達這裡之前已經運走了一批屍體，連坦克輾加機槍掃一共死了十三個人。事後有目擊者告訴我是十一個人。橫穿過長安街後，我和程真、沙濤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輛坦克離我們不足兩米，但這時 它們已不再殺人了。也可能我們不罵它們法西斯的緣故。

從監獄裡出來後我瞭解到，六部口遭難的十餘人裡，尚有一個坦克履帶下的倖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職員，六月四號早上他聽到中共開槍鎮壓的消息從家裏出來，剛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學生隊伍。他告訴我﹕「當時坦克駛近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會朝人群裡輾，所以也沒有趕緊躲避的思想準備。從坦克開到我臉前的那一刻，我就甚麼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後，我在醫院裡醒過來，醫生都不敢看我。」他的右胳膊從肩膀處永遠沒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處傷。剛被坦克碾過後頭皮和一隻耳朵被撕開，慘不忍睹。他在住院治療期間，一位「同情者」誘騙後又拋棄了他的未婚妻，這個可憐的姑娘因為深感負疚和愧悔而自盡身亡。臨死前留下遺書，請求他的寬恕並希望他能為自己料理後事。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坦克履帶下的唯一倖存者時，正好是他剛從原來未婚妻的追悼會上回來。

寫到這裡，我想再補一句題外話：國內的假肢廠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潛入工廠為這位坦克履帶下的倖存者免費製作假肢，逃出國的一些「天安門勇士」（當然不是全部）在揮霍捐款時想到過「六四」的死難者和尚留在國內的受難者嗎？不要忘了，當時，許許多多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都是受了我們的宣傳上街， 為了保護我們在天安門堅持民主鬥爭的大學生們才去堵截軍車，才飲彈身亡或留下終生殘疾的。　

                      （來源： 《六三之夜:誰開槍？》；責任編輯：李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