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軍戰俘分3批被釋放回大陸

在登島的萬名解放軍中，4千餘人戰死，5千餘人被俘。被俘的5千餘人中，年輕力壯士兵都補入國民黨軍隊，千餘名幹部和老弱者被送進內湖集中營甄別，基本搞清後，國民黨軍認為這些人都是負擔，不如放回大陸，作為共軍負擔，總共分三批釋放。50年3月小批釋放，級別較低。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從台北上火車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陳島，然後用登陸艇和小船送頭門山島。

解放軍俘虜派出兩名幹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戰軍作戰科科長潘國傑回大陸聯絡，解放軍駐浙江臨海縣駐軍21軍得知後，立即派出5條機帆船迎接歸俘，第一批歸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蕩7兵團政治部招待處。

第三批387人於50年12月11日離開集中營，從台北抵達基隆，立即上船，這次不開往大陳島，而是開往福建沿海，12日抵達馬祖島，然後白犬島，13日分頭上了漁民漁船，幾個小時後，便在福建長樂連江沿海一帶分散登陸了。有的被28軍部隊接收，有的被巡邏民兵抓獲，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隨後所有歸俘們都送到10兵團福州招待所。

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後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後一名回大陸的金門戰俘，是253團一營一連的許道位，他於1956年1月，於一批南日島戰俘一起回大陸。

戰俘被視為叛徒 審查洗腦比戰場更殘酷

900餘名解放軍歸俘回來後，先後在杭州、福州成立了歸俘集訓隊，不久將131名副連以上軍官送南京，由華東軍區政治部審查。第二批排以下幹部戰士在杭州接受審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審查。

先治療、休養，一個月後開始學習。

學習分三個階段，開始了回大陸後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戰場更難熬的時空。

可惜中國和美英等西方國家價值觀念完全不同，在共軍看來，戰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戰俘開始了三個階段學習。

第一階段；是中共的政治教育階段，包括時事教育，「氣節」教育等內容。學習文件、報紙，聽報告，針對戰俘在台灣受到的政治教育，開展專題講座進行洗腦，美其名曰使戰俘「分清理論是非，提高覺悟」。

「氣節」教育讓戰俘聽了臉紅心跳，聽報告、看電影，對照共產黨的「鋼鐵戰士」李大釗、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跡，想想自己，絕大多數人都深感慚愧，原先覺得委屈，為什麼領導上不來救我們的想法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互相攻擊、揭發、誣陷

第二階段是核心、關鍵，也是集訓的主題，叫啟發反省階段，號召「忠實坦白、深刻檢討、互相幫助」，方法是個人反省與小組反省相結合；組織上全面瞭解，甄別材料，認真審查，作出結論。每個人都要詳細交代，過關。

接下來第三階段；根據交代和互相揭發情況，開始處理定性。

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這個階段中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不管在台灣表現好的還是壞的都拚命揭發別人，使盡全身解數，互相攻擊、揭發，誇大、渲染、捕風捉影，以求表現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獄之災。

揭發標兵的下場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原244團政治部主任孫樹亮，原來也是屬於軟弱分子之一，此時成了積極揭發的標兵。

244團政治部主任孫樹亮利用學習隊副隊長的身份，通過誣陷他人來洗脫自己，結果很多歸來人員都被判處徒刑，連被國民黨稱為「最頑固分子」的251團副團長馬紹堂也被判處5年徒刑，而孫樹亮卻沒有受到任何懲處，這激起了歸來人員的公憤，紛紛檢舉孫樹亮在台灣軟弱的行為，結果孫樹亮也被判處5年徒刑。

基本整出個眉目來後，開始採取行動，1951年7月21日，南京下關，華東軍區政治部第二幹部招待所。

大規模逮捕槍斃

沒有一絲風，空氣如同凝固一般。

大門口走廊裡會議室到處佈滿雙崗。歸俘們屏氣斂聲，默默端坐，都知道軍法處來人，大規模逮捕開始了。不知輪到誰，院裡停了好幾輛車。

過了一會，開始點名：徐惠良、於守全、張連升、湯秉輝、閻平階、黃景新、李同順......一排長長的名單。出示的拘捕證上，赫然蓋著鮮紅的大印：華東軍區軍法處。

點到名的，戴上手銬，兩個全副武裝的戰士押解一個，帶到院裡上車。

1951年6月，第一批槍斃的兩人，253團3營營長李子元，251團副連管理員竇永禮被押到南京水西門外，江東門鎮後的刑場，執行槍決，刑場上警衛森嚴，兩口棺材一字排開，據說因念他們過去對革命有功，由組織出面付棺安葬。

李子元在金門戰鬥中，於10月25日下午被俘，當時尹俊18師警衛營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領3營守在林厝東邊高碉堡附近地堡裡，李子元率部打退二次進攻，第三次18師衝上來的時候，彈藥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由於思想西方化就高叫；「別打了，繳槍了。」率領身邊還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繳出輕、重機槍各一挺，卡賓槍十餘支，還有隨身攜帶的作戰命令、作戰草圖等物。當時除了3營戰士外，253團1連副連長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隨李子元一起投降。

李子元是泰興人，40年入伍，一步一個台階，從戰士當到營長，所有戰友都對他印象不錯，在集中營表現也不錯，只是提前思想解放，西方化，戰場投降，被認為是罪不可赦叛徒，第一批被槍斃。

連級幹部竇永禮，37年入黨、入伍，經過八年抗戰，三年國共戰爭，槍林彈雨裡，像6次負傷，是三等殘廢；當過「戰鬥英雄」。

戰鬥結束後，坐在海邊等敵人來俘虜，後來進古寧頭聯繫領導，東張西望找不到人，剛喊聲；「劉團長」，就引來一槍，趕快鑽進一間民房裡，敵兵追來，在門口把槍栓拉的嘩嘩響，大喊；「看見你了，還不趕快出來，繳槍不殺，國軍優待俘虜。」老竇高舉雙手，走了出來，束手就擒，這在共軍看來已是叛徒，後來到了集中營，還幫助國軍指認幹部，監視幹部，自然是難逃一死，第一批槍斃名單也就輪到他了。

共產黨政策：決不寬大自己的被俘人員

傅作義在北平投降中共後，部下一張姓連長不願跟隨，因其會開飛機，就駕駛一架小型軍用飛機飛往西安，當時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所以再次被抓獲。西野作戰科科長潘國傑覺得新鮮，要過飛機癮，拉著司令部作戰參謀洪亮（特殊人才，懂幾國外語），上了這架飛機。

結果被滿臉落腮鬍子的張連長飛往台灣，成了從空中掉下的兩個高級戰俘，與金門戰俘關在一起，洪亮後來在集中營裡被殺，潘與金門戰俘一起被釋放。故有此天方夜談一說，但確是實實在在真事。

如果說營長主動帶隊投降，屬非殺不可，那麼其他人為什麼要殺呢？讓我們細細看來，第二批槍決人員共四人，於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點執行，地點仍舊是南京水西門外、江東門鎮後的刑場，警衛森嚴，四口棺材一字排開，對徐惠良、張連升等三名金門戰俘，和一名大膽島戰俘（估計是帶領部隊投降的營長包成）。

徐惠良是29軍軍部參謀，浙江寧波鄞縣人，16歲參加新四軍，金門戰役時是29軍司令部參謀，非常精明強幹。登陸後一直為自己爭著來金門而懊悔，兩天來多次徘徊於海邊，想方設法要回大陸。只要能回去，哪怕受處分，也比在金門打死強。

便找了位船老大，軟硬兼施，求船夫開船，船老大說；白天有飛機、軍艦，晚上一定送你們回去。下午三點，身邊沒有戰鬥兵了，徐心理發慌，跑到王劍秋那裡，看到打的厲害，於是又跑到東邊，和82師245團一個小衛生員一起胡亂打槍，打了兩下，槍不響了，兩人又急又怕，把手槍扔進海裡，坐在石頭上商量，四目相望，淚水長流。徐說；乾脆主動跑道國民黨那裡去投降，反而不會殺我們。他站起身就走，小衛生員也默默跟上。

徐回大陸後交代；「我們兩人一起向東邊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支步槍。心想；如果交給對方，他們會相信我是原國民黨俘虜兵，被迫才幹共軍的。」

半路上，一個敵人在高高的岸上揮舞步槍大喊；「繳槍」！我們搖動帽子，表示投降。因海岸太高，只得繞著往上走，經過海灘邊上，看見一條船，船上跳下與我一起來的軍部報務員湯德裡、張國弟和五、六個運輸兵。他們問我情況如何，我說；「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隨我們一起早點投過去」他們聽說後也同意了，於是一起走，254團小衛生員走在最前面。走了20多米，一班敵人叫；「站住」。我和小衛生員搖帽子表示投降，在一個凹坑處繳了槍。此時約為26日下午4點，地點在林厝西北海邊。

徐帶頭率領近十人主動投降，進了集中營後，徐由於對各級幹部很熟，指認了大量幹部，因此不可能逃過一死。雖然他竭力乞求審訊人員，我還年輕，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條命，結果還是一命嗚呼，他白當了多年軍部參謀，連共產黨這個基本政策都不懂，共產黨黨可以寬大敵人戰俘，但決不會寬大自己的被俘人員。

（轉自凱迪社區）

（責任編輯：林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