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兵親歷64：「打越戰也沒這樣慘」
退伍兵親歷64：「打越戰也沒這樣慘」
【大紀元2012年06月02日訊】在六四的前夕，一個有十幾年偵察經歷的退伍兵，用文學的筆觸，描述了親歷23年前那場血腥的鎮壓
大難將至的感覺
1989年6月3日晚上,我輾轉反側睡不著，乾脆爬起來，騎上自行車沖呼家樓、三里屯、農展館、東直門，看到每一個十字路口都上萬人攢動。人人都六神無主，噪動不安，他們在街上竄來竄去，說再遲鈍的人也覺出風雲際會，雷霆將至。人們變得越來越緊張不安，危險飄浮在空氣中，連鼻子都聞出了火藥味。
謠言不脛而走，因為人們相信它或許是真的。人人都在馬路上打探消息，馬路消息比甚麼都來的快，口傳心授――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超過現代聲光電。人人在爭論，喧鬧的人群即創造出一種統一的節奏，這節奏帶著一種說不出的狂熱，人人都瘋了！本能竟列隊朝著一個即定的方向，一個悲慘的目標衝去。
關鍵是誰也無法選擇，也不能控制，一群籍籍無名、平常被人想不起名子的人，在危難時挺身而出或被捲入漩渦。毫不懷疑他們中有精英，有痞子，也有人渣，但因為共和國的大事使他們人格得到了昇華，像火山噴發那樣，他們被拋向天空，災難又把他們重重的摔在地下。
20點12分：東直門路口
公共汽車司機用電車和大通道車擋住了幾輛軍車和指揮車，人群全都爬軍用卡車，爬上了引擎蓋上喊叫爭執著.軍車看牌照是野戰軍的V14—1356，一 個上校軍官在向群眾解釋著，他請群眾放心，絕對不會鎮壓群眾，部隊沒發子彈，他把56衝鋒鎗拉開，槍膛是空的，彈匣也是空的。他的表演像蹩腳演員不自然。
21點50分天安門廣場
我繞城一週，最後又從小道插進天安門廣場。貼在廣場邊邊上，把自行車架好，我找個安全點地界，坐在紅白相間的隔離樁上，萬一出現情況好溜，點上一隻煙噴雲吐霧。看看表21:50，地點離國旗100米。此時我冷靜的出奇，彷彿等候著有甚麼重大的事件發生。紀念碑高音喇叭嘈嘈聲，不時有講演的喧鬧聲，有口號聲，還有鼓掌聲。
23點50分高音喇叭聲很急
「我是軍博的一名文職，軍博以西已經打起來了！軍博以西已經打起來了！他們在開槍！他們在開槍！我確認在我離開時，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說是橡皮子彈，有人說是實彈，我相信他們會包圍廣場。」
廣播未完，人們就全站起來了，依稀聽見西邊像過年時放鞭炮聲，聲音時緊時松，聲音連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紅， 很可能還有火光，動靜不小喲。我從15歲就當兵，我確認是槍聲。廣播又響起，號召人們去木樨地救援。忽忽拉拉站起一批人就奔木樨地，一大批自行車流直奔響槍的地方。
0點15分：裝甲車
突然，傳來重型馬達的轟鳴聲，一大漢舉著望遠鏡四處尋找，兩輛裝甲車飛速而來，從南邊插過來，分別從人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通過天安門時速不低於60 多邁，車號是337-339，真來了，時間是0:15。
我嘴上不由自主咕嚕一句：「63裝甲運兵車。」那手持望遠鏡大漢手也搭拉下來：「你再說一遍。」我張口就來：「63式履帶裝甲運兵車，自重12.8噸，乘員13人。你還需要啥？」大漢睜大眼把我打量個遍。看啥？我心說我15歲就是偵察兵。
這時瘋狂的裝甲車會車拐彎都不減速，駕駛員開瘋了。等到人們反應過來，裝甲車也跑遠了。憤怒的人群蜂湧而至，有人喊出：拉路障！幾千人頓時響應，一聲聲號子過後，僅僅幾十秒，道邊隔離樁全橫在長安街上。
西邊槍聲更緊密了，我起身向遠處眺望。
23點20分：木樨地
最偉大的軍事行動也不能超越其政治目的，單單看到冒煙的槍口是不夠，必須找到它背後的東西。對於國家重大事件快速解決，就等於甚麼也沒解決。
我弟小波他們在木樨地，從一開槍就在，他們從木樨地一直退到天安門，他比我勇敢。
裝甲車、坦克集群已經衝過了木樨地大橋，小波和英則偉倆醫科畢業生爬在復興醫院前的草地上：「真打啊！打越戰也沒這樣的。」能聽出班用機槍、衝鋒鎗的散佈射，79阻擊步槍的點射。當槍聲漸稀後，裝甲車、坦克車一馬平川開過來，誰欄得住啊！
憤怒人群手無寸鐵，只好罵開了：「操你媽，法西斯！」槍械、裝 甲車、坦克是不怕吐沫星子的。有些人去扒地下的花磚，把花磚再摔碎砸過去，雖然無濟於事。
1點06分：西單路口
我抄起自行車迅速奔向西單，行至西單路口，聽到槍聲連成一片，不時夾雜著阻擊槍的點射和坦克高射槍打平射很沈悶的散步射。
1點06分槍響起的同時一輛輛汽車被點燃了，西單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鋼盔的反光很搶眼，五個、十個、十五個，越來越多，沿長安街左右兩側，成兩列縱隊半蹲半貓腰前行。我心頭一沉：壞菜了，突擊兵！
隨即59衝鋒鎗作動筒火光四閃，我處地型位置好，看見衝鋒鎗作動筒打出扇面火光，槍口火光比這要小。我當即也半蹲著，他們運動我運動，他們停止我停下。我們學的是一個教程，停下就是瞄準射擊。
我向後觀察：還有幾個人在掩護群眾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後邊壓陣，十幾人要掩護上萬人的撤退，對上萬人和十幾個退伍兵來說，此時正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冒險。
離突擊兵最近時就是40米，子彈打的滿地面冒火星，像過年放鞭炮，我聽不到槍聲，只看見火花四濺，我得踩著火星跑才不會受傷，因為火星就是前一彈著點，兩顆子彈不會落在同一地方，這是常識。
我跑著跑著，不時地回頭看看後邊的大兵有多遠，80米、100米了，身邊開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軟軟的塌了，有人硬硬捕地發出很響動靜，有人像紙片一樣飛出去，千姿百態。突然，我面前像爆開一朵紅菊花，跑在我前頭是一個穿白襯衣的人，紅色就在白衣上開放，我們跑一條軸線，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還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們，你中彈了，背後。」他伸手觸及背後，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還末觸地面，我的一條胳膊就夾住了他，另一個人胳膊也伸過來，同時把他撈起來。平常想練練這份功夫都不容易，這叫寸。
終於脫離了危險區，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樓工地的胡同口，自發救援的人，打接力把傷員轉移走，效率很高。一個女孩大叫：「媽喲！」捂著手衝進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斷了，隨手扯下一條男人圍在脖子的毛巾，給她捆住動脈。
這當口，一夥子衝過人們的阻欄，手抓兩塊板磚：「他們槍殺平民，我跟他們拼了！」我縱身一捕，將他強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著白沫喘粗氣，我也喘著粗氣，等他冷靜了，我小聲說：「他們有槍!」
我躲在胡同裡喘一口氣，人們全龜縮在胡同裡。奇怪，又聽見槍聲了，緊張時聽不到槍聲，全是視覺感受。點射穿過街道是回聲，還有脫音，散步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聲，打在土地上啾啾聲。老兵知道回聲是子彈離的遠，「啪啪、啾啾」子彈是離的近，得當心了，這也是常識。
01點45分：吸煙老人
大兵們開過來了，看到胡同的人群..
[10:07:29 PM] 好運98奇 憶蓮: 我醒悟到還得換安全地界，民航售票大樓是工地比較安全，有大鐵門，是鐵皮的，也可 一檔穿透力，於是，我翻過大鐵門，從鐵門縫隙觀察，突擊兵過後就是裝甲車隊，黑影瞳瞳的墨綠色裝甲車133、135、144，首尾相顧。
裝甲兵過後是軍用車卡，指揮車、通訊車，游動步兵分隊，連綿不絕。這會兒槍聲停了，人群又從胡同冒出來，工地的牆頭翻出來，人群並不比打槍時少。兩女孩不聽人勸告，一直尾隨著大兵走到街口，她們還穿著拖鞋，我忍不住大聲吼：「不要命了，還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靜地說：「那你哪？」
人類的大無畏精神來源於女性， 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一個老人就坐在馬路牙上，手拿煙斗吸煙，從他坐的姿勢來看好久沒動，續煙也續好幾鍋了。
當兵也覺得怪了，圍攏他轉幾圈，就見煙火一紅一滅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當兵的覺得：這老頭怪兮兮的，他不怕死嗎？不怕死就能永遠不死，神了！在這大屠城時節，他是練的那份功啊，他想些甚麼？煙火一紅一滅。惦記自家孫子，還是八隻鴿子一隻貓。當兵的放了他一馬。
03點05分：白衣少女
2點10分我趕到了金水橋，是沿護城河沿繞東華門，穿午門進天安門城洞的。尾隨著我的還有幾個不怕死的人。一路不多話，大家都想：廣場肯定完了！又想知道廣場的切實情況，進廣場肯定全包了餃子。
我尋思著：當兵的起碼不會向毛主席像開槍，我認定天安門城洞裡最安全。站在金水橋隔著長安街看天安門廣場很遙遠（整個句式像最最蹩腳詩）。此時此刻，安全最重要。不時傳來口號聲，還女孩尖叫聲。廣場華燈滅了，紀念碑只三四個燈亮著，能見度很低，還瀰漫著硝煙。
我弟小波跟同學一路退至天安門廣場，我在外邊時，他剛好在裡邊。關鍵時刻到了﹕1:30，廣場高音喇叭傳來：「有武器的同學，請你們放下武器！有武器的同學，請你們放下武器！」廣場上稀稀拉拉的槍聲全停下來了，人們漸漸的冷靜下來。
喇叭裡傳來一個低沈的聲音：「我是侯德建，我們已經流了很多血，我們不能再流了。同學們，市民們，全體公民們，我敢說，就現在我們已經取得這場運動的勝利，不是今天，我們早已取得很大的勝利！我相信――在場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們不怕死！但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我是侯德建，我們四人剛剛到指揮部談過，我們已經答應儘量說服和必需說服同學離開廣場，他們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場。這一點上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際歌從廣場中心的紀念碑升起，人們的聲音嘶啞、咽哽、悲壯，人們唱國際歌唱了很多次，從來沒像這一次投入那麼深厚的感情，這是第一次，興許也是最後一次。大軍壓城，兵臨天安門，面對坦克、裝甲車，面對手59衝鋒鎗的全副武裝的軍警。第一次對國際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辯。
遠處有軍人過來，我想上前看看是武警還是老野（野戰軍），我有心看看他們的領花和肩章，是武警，手裡還拿根棍棒，這我就放心了。武警驅趕人群，把人往城門洞趕，城門洞像一條直直隧道，要是開槍就全沒命了，幸好他們手裡只有棒子。
一大批軍警壓過來，群眾就退下，軍警一停，群眾再回來，反反覆覆像拉鋸。又一批軍警從東華門後頭包抄，沒退路了，人真成了老鼠，人群只好爭相逃命。
我拎著自行車就跑，得抬高後輪，因沒開鎖，跑遠了再開鎖，飛身上車，一路狂奔出午門口，前邊故宮兩側門同時開進幾輛吉普，我一看是武警的車，別叫他們堵住，得快跑啊，急不擇路從故宮側門斜坡上衝下來，我方鬆了口氣。
沿護城河急行，旁邊一白衣女子騎車跟著我問：「能出去嗎？」我說：「跟我試試吧！」一路騎行，她在說著今晚她挨了三棍子。我們在逃命，大難不死遇到第一個人，把我當成救命稻草，我一直不吭氣。一直騎到東華門，我們終於脫險了。
我說：「現在可以停下來。」東華門一群一群的人向我們打聽天安門廣場裡面的情況，我們只堅持到三點多，很難說清裡邊情況。人人在歎息，國家完了，共和國完了！我知道我們該分手了，我們一起逃命，卻不知對方名字。我想鼓起勇氣想問問她的名字，湊上去卻變了：「早點回家！」她說：「好！」比我的聲音還小，只記得她音色挺好，言談之間有著一種超乎少女的成熟。
6點12分：血色黎明
4點我回到家打了一通電話，也接了幾個電話。知道雙方家裏的情況。我跟妻子告訴了天安門的情況，妻子眼含著淚水。老岳父說：「我70多歲了，聽一夜槍聲，等著倆孩子回家，5點多還沒影兒。」不行，我還得走一趟台基廠，我妻子的姐姐、姐夫全沒回來。
走建國門、長安街，到王府井，我本可以向南拐進台基廠，可南池子傳來槍聲，6點12分，我本能地尋著槍聲就來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縮在裡面喊口號，軍隊一字排開封住路口，後排的大兵坐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異樣，擼胳膊捲袖，胳膊上扎條白毛巾，單手拎著衝鋒鎗，不符合軍事條例規範，不時向南池子方向射擊，裡邊喊幾句口號打幾槍。
幾個當兵的神情顯然恍忽，就那野勁，還是吃藥啦，真瘋了！打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像打鳥一樣。一個尉級軍官拿54手槍，左手扣右手為依托，對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後一個個平民開槍，喊幾句口號打幾槍，直到一個個平民中彈。一響一個平民倒地。
傷員有的比軍官年輕，有的比他大不多少，一會倒下一片，年青人殺年青人是不是很過癮。我頭一次看到殺人像打鳥一樣。我離著30多米，清楚看彈匣打空了還樓幾下板機，手槍彈倉打空，槍膛卡在後頭處開機狀態，他又連摟幾下槍機，這太有失常理。一個老人騎自行車說要上班，邊說邊掏工作證，還沒等他掏出，當胸一槍撩倒，連車帶人就這麼給撩了。
這傢伙真瘋了，軍官啊，軍官，你也有老人，有父母，你現在要活著，你就不怕50年後下地獄，北京人詛咒你，全世界人都詛咒你。
北京街頭創造了舉世無雙傷員搶救，民眾很英勇，隨即就被人們拖進胡同裡，效益速度之高，超過國際紅十字。我再不能這樣看下去了，就這樣假裝冷靜抱著雙肘，若有所思的看下去。
騎行在正義路的林蔭道上，被人稱之正義那個東西，你在哪？你原本就是一場夢。我們流血，我們哭泣，我們忍受，你都看見了沒有。你回答啊！你不回答，你就不存在！勇氣打掉了，尊嚴消失了，思想麻木了，只剩下一條彎彎的脊樑和跪著的膝蓋。當世界上一樣東西消失，我們就要創造她。
6月4日早晨，天陰的特別利害，黑黑的雲，血色天安門，我有幸欣賞這夜半血色黎明。
7點到8點，在老岳父家等了一個小時，我妻子的姐姐、姐夫終於到家了，姐姐的褲角被子彈穿了一個洞，謝天謝地沒出大事。我還得去三里河我母親家。這樣，我沿長安街奔木樨地，看看昨晚到底發生了甚麼。
長安街沿線，六部口、西單路口上都有汽車在燃燒，冒著滾滾濃煙。到處是碾碎的自行車零件..
[10:09:10 PM] 好運98奇 憶蓮: 左一堆，右一攤，剩下的就是很厚一層碎磚，可見昨晚上抵檔坦克有多激烈。自行車在艱苦的蛇行，走到老商業部時，坦克迎面開來，行人紛紛躲避，我繼續直行。車長從車頂鑽出半個身子，手持手槍左手扣右手托著，總處於臨戰狀態，比我還緊張。
一夜間北京變成了戰場，百年罕見。人是甚麼？人是動物，動物的本能就既嗜血又愛錢。思想是甚麼，是痛苦的積澱，一半是痛苦，一半是血液。
9點01分：木樨地
木樨地公共汽車站站牌子被12.7厘米機槍洞穿，西北角少女的不銹鋼雕基座上留下三個12，7厘米高機的槍眼，彈洞鑽得都挺深，是坦克高射擊機槍打平射造成的。地鐵站的大玻璃窗被打碎，有幾扇像開放的菊花，有幾扇是洞穿留下園園的彈孔。
人行道的隔離桿油漆被子彈打掉了，露出新茬。行道樹的樹皮上有彈痕，有幾個孩子爬上樹，去摳鑽進去的子彈。槐樹枝叉被子彈打折還連著，風吹過後晃晃悠悠，旁邊居民樓的窗戶玻璃被打稀爛，木樨地22樓晾的一件衣服，穿了 8、9個洞。地上橫七豎八散佈單只的各樣的鞋，一隻高跟鞋殼裡灌滿了血。
綠樹籬的灌水槽裡有一大灘血漿，還沒有完全凝固，顯然有人選錯了掩體，他不是單兵，他是老百姓，綠樹籬能檔視線，不能檔子彈，人體被洞穿之後，12，7厘米子彈還不解氣，又打在國家計算機中心牆上。要知道這子彈的威力有多大，你伸手指比一下，像手指般粗。
拐到中科院慢行道上，七七八八的血流子，像墩布拖的一樣，彎彎曲曲的長及百米，肯定是凌晨搶救傷員留下血痕，不規則血痕可以想見傷員掙扎的痛苦狀。 中科院門口的水泥地上，一大灘一大灘的血痕，足有四、五塊之多。估計出血量有上千CC之多，經過幾小時氧化都開始發稠了，還沒有完全凝固。
看來這裡是傷員集中地，戰地醫院，可更像屠宰場。人們在科學院門口受傷，在此做最後的掙扎，愛神繆斯她幫不了她的子民，當然也幫不了她自已。誰來保佑我們！
流血最多的地方，反抗也越強烈。木樨地人行道的花磚扒的也最多，人們用手指摳出來摔碎，把它當成對抗野戰軍那些裝甲車、坦克車的唯一武器。士兵們都丟棄裝備和手中的武器四散。
坦克的機槍被人卸下，被掛在紅綠燈燈桿上。孩子們只是比平時更忙合，他們從河裡撈出槍枝和班用機槍的子彈鏈，從火裡搶出退了火 的衝鋒鎗，孩子們腰裡捌著64自動手槍，只是塑膠手柄燒壞了，向人們臭顯唄！
30多輛63裝甲車，59坦克車和40多輛軍車被檔在木樨地，沿長安街排了足有2公里長的各種軍車陸續被點燃，濃煙翻騰著升空達二、三百米高，將近一個輕裝快返師的軍車都報銷了，整條街都在燃燒，長安街在燃燒。車裡彈藥被高溫點燃砰砰的爆響。
成人們則陰著臉，沉默若有所思。一個老工人對一群放下武器的大兵們責問：「你們有父母嗎，你們有兄弟姐妹嗎，有沒有？你們就這麼衝著人腦袋開槍，我操你媽，操你媽！你懂嗎？你們的槍是幹甚麼用的，睜開眼，這兒不是越南，動腦子想一想，北京怎能這麼多反革命，父母要是看你們打天安門，哭不哭？你們說不打天安門？怎麼十字路口四處都是槍眼啊——。」戰士們低著頭不說話，歲數都像老工人的兒子一般大。
14點多，陰沈的天空陣陣悶雷從天空滾過，雨終於下來了，落在樹枝上，落在樹葉上，再掉在草地上，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在大片大片的血跡上。深色的血跡已經氧化，幾乎變成棕黑色。一經雨水泡濕了，融化了，泛起一層醬色的泡沫，急雨又把它衝散了，我騎自行車儘量規避這血色泡沫，她落地不到十個小時，還具有靈性就這樣四散奔逃了。
15點天怒人怨的雨水繼續下，落在燃燒的坦克上，落在怒火中燒的人臉上，今天無人帶雨具，任憑雨水打濕全身。雨水把馬路沖溜光，迎賓路變得水色淒迷。沒有人，有人也像個魂兒，彎腰躬背悄無聲，馬路上沒有汽車，連自行車都很少很少，按一下車鈴，嚇自已一大跳。這就是4:30的寂靜釣魚台。恐怕，中國近百年曆史不曾有過這麼寂靜的白天。
幾千年來，對付同樣的問題，採用同樣的手段，其相似程度讓人驚訝。歷史證明這是個錯誤，不管甚麼錯誤，錯誤本應當避免的。人們沉默的捌過臉用眼淚、用雨水溫潤自已的心靈。他們似乎睡著了，不用去叫醒他，也不要希望他覺悟，更不能使他產生懷疑，聽天由命是危險的，但大徹大悟更危險，誰也不能強迫人民，偉大的人民在退縮時，把一切都忘掉！包括今天。
誰來保佑我們？誰！
（責任編輯：陳怡蓮）
北京移民追憶六四第一槍
【大紀元2012年06月02日訊】
（大紀元記者謝玉心溫哥華報導）
六四天安門大屠殺轉眼過去23年了，留在六四親歷者心中的記憶仍然是那樣清晰，那樣刻骨銘心，時間無法抹去當年六四學生和北京市民的悲壯與偉大。
現旅居溫哥華的學者王玨，當年六四事件的親歷者，在六四來臨的前一個星期，在一家咖啡館裡打開了話匣子。他是老北京，隨著那段扭曲的歷史經歷了幾乎北京所有的大事，他毫不掩飾地稱自己為「活化石」。
王玨曾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坐過牢，也曾經名聲大振，然而那份中華炎黃子孫的強烈責任感，一直驅使他要還原歷史的真實。他坐在記者對面，煙一支接一支地抽，向記者述說23年前他目睹中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的屠殺，追憶那位他不知名的、勇敢站出來阻擋全副武裝的士兵的北京市民，他被開槍打死了，那是六四中共軍隊打向民眾的第一槍。那段扭曲的歷史實在太煎熬人了
路口佈置士兵迷惑民眾
1989年6月4日的前三、四天，當時北京已經發佈了戒嚴令。王玨的腦中再現那個血洗北京城的夜晚。他回憶說，當時北京城的每個路口都停了兩三輛軍車，士兵們是執行任務的，不說話不做甚麼，手無寸鐵，目的是迷惑老百姓。
每天都有學生、市民，圍著他們講道理，整整說了三天。人心畢竟是肉長的，一天一個感人的場面出現了：一個當官的，可能是排長，被群眾感動了。他站在臺子上說：「北京市民們，親愛的學生們，我們不殺學生，相信我們，我們沒有槍，大家起來叫他們看看。」
王玨說：「當時我在政府部門工作，我愛人懷孕9個月，我帶著她去了天安門。當時三個喇叭同時在廣播，而那邊共產黨的大喇叭也一直在播放。晚上10點多了，我就送她回家了。廣場還有很多人，地下通道也有很多人。我家住在永定門附近，快騎自行車7、8分鐘就到天安門。 」
他說自己心裏惦記著天安門廣場，軍車是否有舉動等，就騎車到了永定門，這是離天安門最近的路口，然而那兒擋軍車的人特別少，人們都在木樨地或長安街的兩邊擋軍車。永定門這個路口離天安門10分鐘，因為外面有一個火車站，裡面全是部隊的人，而街上只有兩輛迷惑老百姓的軍車。
全副武裝的方陣來了，所有人都在槍口之下
天氣很熱，軍車敞開雨篷，軍車後面都是老百姓用來堵軍車的磚頭。突然一個中年女知識份子，特別慌張，從永定門外騎車過來。
當時王玨正在永定門橋上的軍車旁，過了護城河就是永定門橋，往外道路拐彎了，是一個開闊地，再外面就是火車鐵軌，下面有人工挖的一個通道。
那名女子非常緊張，頭髮都炸起來，無法抑制自己的驚慌。她騎車「喳」就停在開闊地的中間，同時喊：「北京市民們，同學們，快躲開吧！你們是擋不住的，全副武裝，你們是擋不住的。」說著就騎車跑了。可是人們在路口甚麼都看不見，北京安靜極了，都在擋軍車，還沒有發生部隊進來的事情。
王玨立即想去看看開闊地那邊，因為那女子看到了。有人聽到後害怕得回家了，只有三四人過橋。橋這邊也都亮著路燈，開闊地顯得特別亮，大約有20多人在那兒。所有人看上去都是那麼緊張，可是王玨甚麼都沒有看見，但他馬上明白過來，是在一個盲點上，因為橋是窪的。
所有人都那麼緊張的時候，王玨回憶道：「我才看到，全副武裝的士兵出來了，可能10個人或12個人一排，我沒有細數，全是鋼盔、上著刺刀，全部端著槍，一個方陣，以急行軍速度出來了。」當時腦子想著怎麼形容它：「哦，一塊大鐵板出來了！」在眾目睽睽下出來了。北京市民一直在擋軍車、擋部隊，這個部隊應該是最先進來的，因為它離天安門最近。人們的頭髮都炸起來了，所有人都在槍口之下。
「你們不能殺學生！」
王玨說他們都在槍口之下，大家都非常緊張，「這時，北京一個好市民站出來了，大約37、38歲的知識份子，眾目睽睽，身高不低於1.76米，長得特英俊，儀表堂堂的一個知識份子。我當時想他是教授？教師？他給我這麼一個印象。」
王玨稱讚此小伙子為民族英雄，「小伙子特別精神，皮膚挺白，儀表堂堂的，大家都在不知所措時，他馬上感覺到這麼多全副武裝的士兵，那麼多學生還在天安門，可能要血洗天安門了。這個民族英雄連思索都沒思索，這是英雄，可以給他立碑塑像了，就是他，看到那個鐵板，第一反應是用自己的生命保護學生。」
「當時，那位北京市民英雄迎面就走過去，邊走邊把襯衣脫掉了，把胸膛全露出來了，他只穿了一個短襯衣與短褲，手拿著襯衣向部隊在喊：『你們不能殺學生，你們不能殺學生呀！』」他意在迎到部隊前面去，因為地形是個拐彎地，而部隊以急行軍速度行進，他就沒有正面迎上，只迎到方塊的邊上。
槍聲響了，那位北京市民倒在地上
王玨分析道，旁邊可能是團長或營長的，拿著指揮槍的，肯定中央軍委對部隊有指示：遇到阻擊立即開槍，「眾目睽睽，北京的英雄站出來，『你們不能殺學生』，肉長的胸膛頂著刺刀。就在這一剎那，槍聲響了，就是那個當官的，遇到阻擊了，上級的命令，衝著胸膛噹的一打，所有的槍都響了，我就看著身上血……，他搖晃著不敢相信『你們真的……』，臥倒在地下了，然後所有的槍就向群眾打去了。」
我當時敏感地趴下了，眼睛卻無法離開那個英雄，王玨回憶道：「我太想救他了，短短的七八米遠，我不能過去呀！一旦過去肯定就完了。我看著他，我眼淚刷就流出來了。我旁邊一個人，噹的重得就像一個麻袋一樣倒在我旁邊，大腿外側中槍了，血流了一地。」
這個路口起碼有六七個人被打倒了，他說自己的餘光還看到，所有士兵都在打，最後一排還掉過頭開槍。因為趴在地上，視覺沒有了盲點，鐵道那邊都能看見了，王玨看到已經有人走動了，說明後續部隊沒有，只有一個全副武裝的方陣。他說：「這些人擋不住的，一路都是開槍打過去的。」
中華民族的六四英雄
王玨說，然後他就起來了，把他身旁那個人的背心脫下，將傷口包紮起來，然後跑到那個英雄後面，「真是英雄呀！中華民族的六四英雄，沒有人知道這個場面，」說著話，王玨已經悲憤得泣不成聲了，「……，中華民族真有英雄，在這樣場面的時候，毅然站出來，將衣服脫掉胸膛對著他們，不能殺學生！」
然後，王玨又回到永定門橋上，這個方隊是開著槍打進去的，這時他們開始打信號彈，「這是北京的第一個信號彈，這時我看了一下表，時間是6月3日晚上11點46分。」他們打了七八顆信號彈後，然後王玨看到東直門也打信號彈了，再過幾分鐘後，全北京都打信號彈了，他因此推算：「我有理由相信六四的第一槍是從這兒開的，因為他們首先打出信號彈。」
王玨說，「這個1米76儀表堂堂的北京人，中國英雄，我任何時候想起來，那個路燈下面，他的形象都那麼高大，他是中華民族的真英雄。」
（責任編輯：李梅）◇
【夏小強】我，一個原中共軍官所經歷的「六四」
【大紀元2012年06月04日訊】二十三年前的此時此刻，六月三日的深夜、六月四日的凌晨，我渾身是汗、蒙著毛巾被躺在撐著蚊帳的床上，用耳機收聽著短波收音機，美國之音、BBC、日本NHK電台即時傳來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消息；蓋著毛巾被的原因，是要時刻防備大隊長的查鋪
1989年6月，我那時作為一個預備軍官在中共某軍事學院讀書。和普通地方上的高等院校相比較，中共軍隊的軍事學校，讀書占的比重要少的多；作為為中共部隊提供未來領導和帶兵中堅的預備軍官，更多地是接受嚴格地訓練和洗腦教育，特別是在政治上要求完全地合格。比如，當時在學校中規定，所有學生個人不許擁有和收聽收音機，以防止收聽「敵台」。但我可能是為數不多的「漏網之魚」。
由於我父親是軍隊老幹部的原因，我所在大隊的政治教導員對我頗為照顧，因此，我以學習英語的理由，個人保留了一台小收錄機，而收錄機上附帶有一個中短波收音機。這個在當時看似偶然的小事，讓我有了收聽「敵台」的機會，這好比現在的網絡「翻牆」，讓我呼吸到了自由世界的新鮮空氣，我可能當時並不知道，當初這個不經意的小事，改變了我一生的路。在那個時代走過的人，特別是在軍中，可能會知道我當時收聽「敵台」被抓獲後的嚴重後果。
六四前，從4月份之後，全國出現民眾支持學生大規模的遊行。我們的英語教員——張教員（這裡我隱去他的名字）就開始在課堂上興奮異常，他面帶喜色地在課上說：這場運動將載入史冊，其影響將要超過歷史上的「五四」運動！但是，這些話面對著是幾十個茫然迷惑的面孔和眼神——幾十個已經被每天的新聞聯播佔據了單純頭腦的青年，幾乎沒有人能聽懂張教員在講些甚麼，也正是這群單純青年中的一個，在日後不久時間的「反標事件」中對張教員課堂上反動言論的揭發，造成了張教員的牢獄之災。
但我能聽得懂。在我的中隊中，我只有一個可以信任的同學戰友在私下交流此事，我每天即時的把夜間收聽「敵台」的消息告訴他。在我們班上，可能讓張教員感到欣慰可以聽懂他的話的人只有我們兩人。我倆也有機會和張教員在私下進行交流。
5月20日上午，電視直播中央宣佈戒嚴令，正在上課的張教員讓我下樓到電視房看了一下直播內容，當我跑回教室告訴他「趙紫陽沒有露面」後，張教員面色陰沉，臉露悲憤之色，慢慢轉過身去面對黑板，卻幾分鐘一動不動沒有寫字，沒有人知道他在想甚麼。
6月4日早晨，我把幾個小時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屠殺告訴了我唯一信任的同學，當時只有我兩人相互分擔著心中的悲憤。
6月5日下午，正在上課的我們突然被全體集合，全校所有學生被集中帶到另外一座教學樓，每一個人發了一張白紙和一段打印有內容的紙，被要求一字不差地抄寫。我們當時不知道是出了甚麼事，後來才知道，6月4日白天，在學校的公告欄和教學樓幾處地方都出現了「反標」，反動標語的內容是：「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打倒楊尚昆」。全體抄寫的內容中包含有上述「反標」中的字，目的是要所謂地對筆跡，查找肇事人。此事件作為重大反動事件已經上報軍區，上級命令嚴查。
我在當時就不相信，通過幾千人之多的筆跡鑑定，不僅不太容易操作，也不太可能出結果，這不過是做做姿態讓上級看到校方對此事的重視而已。果不其然，筆跡鑑定沒有出結果，校方領導安插在各個班級的密探匯報了教員們的「反動」言論後，張教員由於有重大嫌疑，而被隔離審查，最後經審訊交代出書寫「反標」的「罪行」，張教員永遠在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在隨後持續多日的新聞聯播中，我看著新聞中播放的「反革命暴徒」屠殺解放軍戰士的報導畫面，耳邊都是熱血沸騰的戰友們對「反革命暴徒」的咒罵，在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誓言書上，我被迫簽上我名字的同時，也把恥辱同時寫在了我的心上。
當有一天，政治教導員把我叫到房間，關心地告訴我：「我這裡還有入黨名額，怎麼樣，寫份申請書，在學校解決了組織問題，比到了部隊解決主動呀」。我委婉地拒絕了。我從此成為了一個軍中的另類，作為一個軍官而一直沒有入黨。許多人對我在事業上的不思進取感到不解，但是，我所經歷的六四以及那些寫在我心上的恥辱，一直在拷問我的靈魂良知，也一直在提醒著我早早脫身離去，雖然我並不知道我要走向何方。
一年之後，一首和六四有關的歌曲開始流行，被唱遍中國的大江南北，這首歌是王丹在獄中寫成的詩並由張雨生譜曲演唱。二十三年來，每一個六四之夜，我都會獨自坐在黑暗中，點起一根煙，在繚繞的煙霧中，聽著這首歌，在這首歌中，我都會聽到我那年六四之夜心中的悲憤、彷徨、吶喊和孤獨，還有青春的淚水。這首歌就是《沒有煙抽的日子》：
沒有煙抽的日子
我總不在你身旁
而我的心裏一直
以你為我的唯一的
唯一的一份希望
天黑了，路無法延續到黎明
我的思念一條條鋪在
那個灰色小鎮的街頭
你們似乎不太喜歡
沒有藍色的鴿子飛翔
手裡沒有煙那就劃一根火柴吧
去抽你的無奈
去抽那永遠無法再來的一縷雨絲
在你想起了我後
又沒有煙抽的日子
林子旭：明年「六四」聚首在北京
23年前，還是孩童的我被電視裡播放出來的軍人被燒焦的畫面深深震撼，「暴徒」王丹、吾爾開希的名字一被人提起我的內心就會心生厭惡。我曾經真的以為六四運動就是地道的反革命暴亂；我曾經真的相信大學生們是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偉光正」的謊言整整欺騙了我十多年。來到國外，當看到王維林擋坦克的那一幕；當看到方政被坦克壓斷的雙腿；當看到當年大學生們的颯爽英姿，內心的那種衝擊難以言表。
六四運動雖然沒有讓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但是血腥鎮壓讓人們真切地看清了中共的本質，人們對中共的期待從此破滅。六四這筆血債也就成為了隨時會讓中共喪命的定時炸彈。六四之後，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緊接著東歐各國紛紛唾棄了共產黨的統治，最終蘇聯共產黨政權也於1991年年末垮臺。很多東歐國家的人都承認，當年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給予了自己國家的民主運動巨大的鼓勵。六四死難的同胞們，你們的付出人們都默默地記在心裏了。
23年過後，中國民眾終於看到了曙光。今天中共面臨空前的統治危機；政府內的開明人士已經開始為六四平反發聲；六四的真實歷史通過網絡更快更廣的在民眾中傳播；國內百姓自發悼念六四的活動此起彼伏。就在今天晚上，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將再次燃起點點燭光，很多人專程從世界各地趕到香港要參加這次聚會。很多人覺得這可能是在香港維園舉行的最後一次紀念活動了，明年的六四大家就會相聚在北京。
不論中共如何想要掩蓋，罪惡畢竟發生了，這筆血債人們是不會忘記的。任何想用所謂的經濟繁榮的假象為六四開脫罪責的做法都是徒勞的，因為人們已經看到了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無論六四屠殺的罪魁想要找出何種辦法為自己辯解，這絲毫都無法洗清你們的歷史罪責，這些人終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還有吳仁華現在不是一直在完善參與屠殺學生的軍官以及士兵的名單嗎？所有屠殺無辜百姓的劊子手都是無法逃脫正義與良知的審判的。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23年後重聽這首《歷史的傷口》內心除了是一陣陣酸楚，同時也不免增添了些許希望，該是讓歷史的傷口癒合的時候了。
6.4軍人首度曝光當年天安門鎮壓圖片
前軍人、內地藝術家陳光（譯音）在89年6月4日當天在天安門清場後拍攝的，其中一張的背景是天安門城樓、歷史博物館，相片前方是數十輛停泊著的坦克車，雖然看上去凌亂，但仔細看能看到至少列成五個橫排，炮嘴指向上前方，角度不一。（網絡圖片）
【大紀元2012年06月03日訊】時隔23年的「六四屠城」，仍有大量真相被掩蓋。當年6.4凌晨時分，坦克駛進天安門廣場，清場過後，天安門廣場一帶的狀況，是一段空白的歷史。最近，一位曾參與鎮壓的軍人拍下了清場後廣場的情形首度曝光，也讓人們再度回憶起六四屠城的慘烈
據《蘋果日報》報導，香港油麻地活化廳6月3日一連兩週舉行一年一度的六四展覽。而今年只展出兩件展品，但卻是最真實而令人震撼的。
一年一度在六四期間，活化廳舉辦的六四展覽，今年的兩張珍貴圖片展出後，人們在隔著玻璃窗觀看圖片。（ 圖片取自活化廳網頁）
兩張看上去儼如生活照的六四屠城圖片，是由前軍人、內地藝術家陳光（譯音）在89年6月4日當天在天安門清場後拍攝的，其中一張的背景是天安門城樓、歷史博物館，相片前方是數十輛停泊著的坦克車，雖然看上去凌亂，但仔細看能看到至少列成五個橫排，炮嘴指向上前方，角度不一。
陳光用他軍人的視角，記錄了數十輛坦克，排成最少五行，越過城樓，停靠在長安大街，炮嘴指向上前方。坦克車後清楚看見城樓，軍人的身軀清晰可見，有身穿綠色軍服的軍人站在坦克上，狀態相對較鬆懈，但坦克群兵臨城下的場面、以低角度拍攝，清晰看見炮嘴，場面相當震撼。
資料顯示，陳光曾隸屬河北張家口65集團軍，參與鎮壓時僅17歲。進入廣場前，他的上級給他一部相機和菲林，他四處拍照，保留了部份相片。
據活化廳負責人李俊峰的瞭解，相片是在6月4日早上約10時許拍下，他曾與拍攝者陳光溝通，「對方說，拍這張照片時，非常不知所措，真不曉得八九民運會搞得這麼大件事。」
80後的李俊峰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與陳光相識，取得這兩張從沒曝光的真相圖片並決定展出。
李俊峰說，看到這照片，坦克群密密麻麻的填滿長安大街，「這樣貼近軍隊，同當年新聞片段只能是高位遠距離拍攝，感覺很不同。」
曾經在北京親歷六四暴行的記者麥燕庭看過照片後表示感到震撼、不安，「這樣近距離，看到的軍人好輕鬆，真不舒服。人民子弟兵向人民開槍，總覺得這種事情不是人類能做得出來的。」她估計，拍攝者是站在坦克上按下快門，當時的位置估計是在長安大街，已越過了城樓，接近歷史博物館、天安門廣場附近。
另一幀照片，是天安門廣場位置，軍人在焚燒雜物。陳光在清場當日，曾在廣場地上發現一條馬尾辮，附近有一女生血肉模糊，從此頭髮成為他人生的烙印。他曾以髮碎散落身上作行為藝術。
23年前的六四屠城前夕，軍隊進城，一隊隊坦克車駛入北京長安大街，當年香港傳媒記錄了王維林在長安大街擋坦克的珍貴歷史。清場過後的天安門廣場的歷史的空白，終於在23年後被這兩張圖片填補上了。
活化廳過去數年一直有舉辦六四藝術或歷史展覽，打正旗號用公帑悼六四。不過，李俊峰坦言，這是他策劃六四展覽以來，展品最少，但壓力最大的一次。
（責任編輯：樂慧）
【大紀元2012年06月06日訊】因為良心的召喚，多年前，在
SARS病情被掩蓋的時候，北京301解放軍醫院的外科醫生蔣彥永選擇以實名公布薩斯真相並揭露公共衛生「宣傳戰」的謊言。「六‧四」23週年之際，他決定替天安門大屠殺的受害者及其家屬討個公道，向外界披露了20多年前他在急診室看到許多被子彈擊中死去的年輕學生。有幾位中槍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彈碎片擊碎，並懷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開花彈，粉碎後造成更大的傷害。
在PhillipPan（潘公凱）所著《走出毛澤東的陰影》（OutofMao'sShadow）中，蔣彥永寫道：「89年『六‧四』時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約10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
我趕緊奔到那裡。
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
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員。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與的武器殘殺了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
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10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
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他的男友沒跟著來，於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得發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
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
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
蔣寫到他如何努力搶救一個年輕的運動員，但因為醫院沒有足夠的血漿，他最終死在了手術臺上。蔣記得和一位軍隊少校的談話。那人也中了槍，但他自己覺得算是幸運的了，因為在他旁邊的一位老人和一個小孩都被打死了。
蔣報告說有幾位中槍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彈碎片擊碎，並懷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開花彈，粉碎後造成更大的傷害。
蔣寫道，那天晚上他治療的學生都是無辜平民，是和平抗議腐敗和呼籲政府廉潔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戰士們理解這一點，他們拒絕使用暴力鎮壓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敗的頭頭在胡來」，並從各省召集增援部隊。那些部隊都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學生運動，只被告知要對「反革命暴亂」開火。
在數月之內，蔣一頁又一頁地在信中寫出他的心聲。他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要打破他在天安門問題上的沉默。這些年來，他曾與朋友們討論此事。這些朋友當中很多人也因為拒絕採用「正確的態度」對待鎮壓，已被提前退休。現在，他把信的草稿給他們看了，並要求允許把他們也寫進來。
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激發起他的行動。他覺得好像他既是為自己在寫，也是為他們在寫。他所寫到的一個同學，軍事（醫學）科學院高級官員唐佩弦，在屠殺之後的清洗中丟掉了職務。當時黨的官員對他施壓，讓他支持鎮壓。
唐告訴他們，作為一個年輕人，他當年參加了共產黨支持的對國民黨政府抗議的學生運動。他說，國民黨政府對學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推翻了他們的共產黨，怎麼能夠對學生動用機槍、坦克？
（責任編輯：郗古韻）
一對逃兵無意中將王維林擋坦克錄像傳遞世界
而這盤珍貴的錄像帶卻是在中美兩位不知情人士的幫助下傳遞到世界。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國的三大媒體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個多事之春。從年初開始，就是前中共領導人的去世，然後又是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終於被劃上了一個巨大的驚嘆號，和一個更大的問號。
我那時還是中國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闆：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辭職，腳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闆也正在找我。他說，在北京飯店裡，有一個我們的澳洲攝像師和他的英籍錄音助理，剛剛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闆說，要我自己親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幫忙的20來個廣播學院的實習生去。這對我來說，可就進退兩難了。本來我是來辭職的，現在卻被派了任務，而且顯然是挺重要的任務：到這一天以前，我從來沒有過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甚麼地方送取甚麼東西的。
我那時年輕，腦袋容易發熱。這家公司對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國，一天能付 200美元，還是現鈔。我想來想去，覺得不好在這個時候給人家掉鏈子，於是就答應了。但是，剛剛答應之後，就後悔了。因為老闆說，「外面據說還算安全。」 可我從他的語氣中，能聽出來他的這句話，還不如不說。外面顯然不是那麼安全。
我從我們辦公的王府飯店，步行到了北京飯店。上午10點多鐘，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爾能聽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聲音，從各處傳來。在長街的轉角處，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頓足，低聲怒罵。一個老者，被幾個年輕人兩邊架著，疾步向協和醫院奔去。據說他的嘴被槍彈從一邊打入，又從另一邊穿出。老者低著頭，身體向前傾著，顯然是萬分痛苦。
到了北京飯店大門口，只見一排很多個玻璃門都關著，只留了中間的一個，半開半掩，將將能容一個人側身穿過進去。門邊上，從裡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裏執行公幹的人。
我硬著頭皮，向他們走去。
我的背包裡，放著一盤剛剛啟封的，全新的錄像帶，是為了換下我要取的那一盤有了素材的帶子的。我面對這些執行公幹的同胞們，心裏儘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說，我身上甚麼都沒有，這帶子上更是甚麼都沒有。
一邊想著，一邊我已經與他們擦身而過，走到了大廳裡。我只覺得，身後有很多眼睛在盯著我。但是，直到我走進電梯，看著電梯關了門，始終沒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樓， 我找到了我們的攝像組的房間，上前敲門。只聽裡面一陣悉悉索索，半天才開門。原來兩個老外以為是來抓他們的，先把攝像機從涼台上撤下來，藏到了床底下，然後還換上了睡衣，看上去儼然一對同志哥的樣子，甚是可笑。見到是我，他們認識，鬆了一口氣，立刻又把攝像機架回涼台，一邊，攝像師把我帶去的錄像帶裝進機器，一邊，錄音師把我來取的那盤錄像帶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電梯下樓，走到前庭。這一次，我的包裡面放的，是有了內容的錄像帶。向大門口走去的時候，逆光，只覺得那門里門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動不動，明顯是在盯著我向他們移動。那幾十步，實在是我此生邁得最沉重，最漫長的步子。
當我走到那門口時，我終於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臉孔。我只是感到，一種無聲的壓力，一種……憤怒。只是，他們還是沒有攔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離開北京飯店，快步走回王府飯店。剛一到，編輯就把我帶回的錄像帶拷貝出來。他們拷貝的時候，我有意躲得遠遠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甚麼。這樣，如果有問題，我可以一問三不知，一推六二五。當然，這只是我自己主觀地在自廂情願，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著對老闆說辭職的事情，突然，老闆又讓我把那盤錄像帶的拷貝送到首都機場去「放信鴿」。我沒轍，只好又去了機場。我對自己的安慰還是，我對錄像帶上的內容，一點都沒有概念。
「放信鴿」是美國電視的專業用語，意思是，到機場等地方把材料交給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給他／她一些酬勞，托他／她帶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這是一個衛星傳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這個時候的衛星傳送早已被切斷，只有回到這個辦法了。
首都機場裡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於離開北京的外國人。除了人多以外，還有一點讓人毛骨悚然：諾大的機場大廳內，排隊的，擠來擠去找地方的人們無數，但多數都是一言不發，面色焦急，凝重。與平時這裡那種人聲嘈雜喧囂相比，這個時候，空氣中竟凝固著一種令人幾乎毛骨悚然的－－寂靜。偶爾有人小聲說話，也是莫名其妙的謹慎，好像不願對方聽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隊伍中，找到了一個40歲不到的，商人模樣的美國人。我將挎包裡面的錄像帶拿出來，和一張100美元的鈔票一起遞給了他，一邊解釋說，我是某某美國電視公司的，請求他做我們的信鴿，希望告訴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辦公室就傳真到香港，這樣他下飛機時，就能立刻交給我們在那裏接機等他的人……那時離開1997年還有好幾年，香港的衛星傳輸系統自然沒有被切斷。
那個美國人看著我，又看了看手中的錄像帶。然後，他點了點頭，臉上幾乎沒有表情。我記下了他的名字。羅伯特。羅伯特對我說了幾句話，讓我永誌難忘。但是，請容我等下再複述。
回到市內的辦公室後，我再也不敢耽擱了，馬上找到了老闆，告訴他我完成了最後的任務，但是對不起，本人是個逃兵，現在不得不請辭了。老闆似乎這時才意識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國護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給我開了工資，放了生。
多少年過去了。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個畫面，一個被稱為20世紀最能展現人類大無畏精神的畫面。
我的記憶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點剛過，一個身穿白色襯衫的中國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橫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車隊前面，視死如歸。包括我們和其它為數不多的幾家境外新聞公司，在他擋坦克的長街旁邊的北京飯店的樓上，拍攝下了他的形象。
我今天回憶這些的時候，唯一的遺憾就是，羅伯特和我這一對逃兵中，有一個恐怕將永遠不知道我們在逃跑的路上，有意無意地為世界做了甚麼。
從時間，地點，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這個逃兵，在完全不情願的情況下，在每時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錄像帶上面是甚麼內容」試圖自我安慰的情況下，無意中卻給全世界在第一時間內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國人中，最後一個不肯當逃兵的人的圖像。
這裡，我要特別說一下，我不是沒有幫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當時的場面，我要專門地感謝北京飯店大門口，那些身著便衣的，執行公幹的北京同胞們。以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說他們不知道14樓上有我們的攝像組在拍攝，是全然不可能的。說他們不知道我乘電梯上到14樓，並拿回了那盤錄像帶，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剛才說過，他們看著我的時候，眼睛裡面充滿了憤怒。作為一個一心在想著當逃兵的我，自以為他們的憤怒，是衝著我來的。但是，我忽略了一點。這些人，下班以後，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彈絕對不會因為他們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開他們的親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個解釋，能夠說通為甚麼他們放我進入那只容一個人出入的大門，又眼睜睜讓我從那門內出來。這就是，他們做出了個人的或是集體的，絕不是沒有危險後果的決定，他們要讓世界看到那個大義凜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頭上勇士的光暈。
最後，讓我告訴你，首都機場上那個美國人羅伯特對我說的是甚麼。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內疚和慚愧，在中國人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卻甚麼都不能做，只有選擇逃離，而且有這個特權能夠逃離。這個錢，我不能拿。我雖然不知道這錄像帶裡面是甚麼。但是請你放心，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保護它，把它送到它應該去的地方，也算是我個人為中國人做的一點點事情。」
我今天回憶這些的時候，唯一的遺憾就是，羅伯特和我這一對逃兵中，有一個恐怕將永遠不知道我們在逃跑的路上，有意無意地為世界做了甚麼。
註：有關王維林的錄像、照片不止一份，但大同小異，是不同的外國記者在北京飯店的陽台上拍攝的，時間、地點、拍攝角度都是一樣的。
(北美晚間責任編輯：郭惠)
六四親歷者：坦克清場 帳篷裡傳出學生慘叫
【大紀元2012年06月06日訊】今年六四23週年顯得很特殊，因為正值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延燒到政法委的周永康等血債幫，中共高層權力搏擊激烈，不僅有平反六四的聲音發出，更有許多當年六四親歷者披露一幕一幕驚魂的血腥真相
1989年六四親歷者之一，現在定居德國的陳剛在接受希望之聲廣播電台採訪時，講述了他在當年親眼看到的坦克清場將睡在帳篷裡的學生碾死後的場面。經歷六四23年後的他反覆強調，中共不配平反六四，歷史發展的方向是只有解體中共，懲辦凶手。
坦克清場 睡在帳篷裡的學生發出慘叫
他說：「1989年6月3日晚上，我當時是幫忙搶救傷員，在五棵松路口，我看見一堆肉泥，薄薄的貼在地上，他當中有背心、人的衣服，後來我才知道那曾經是個人，被坦克碾成了一堆肉泥，當中有幾顆牙陷在肉泥裡頭，後來我才能分辨出來哪邊是頭，哪邊是腳，否則根本分辨不出來。我就隨著救護車去了軍事博物館附近的北京鐵 路總醫院，看到被子彈擊中的人太多了，不光是在治療室裡頭，連走廊上到處都是傷員。當時我看見一個小伙子被擊中頭部，但是他還活著，喘一口氣吐一口血。因為傷員太多了，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在那等死。」
6月4日上午，他搭車回家，和幾個從天安門廣場方向出來的北方工業大學的學生坐同一輛車。當時學生們也說，中共軍隊清場時，坦克和裝甲車活活壓死了在帳篷裡睡覺的學生們。
「他們都顯得特別悲憤。有一個小女孩一直在哭，後來我問她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她就哽咽的告訴我，他們在被解放軍驅趕出廣場的過程當中，坦克還有裝甲車從長安街金水橋那個方向廣場推進。在坦克軋過帳篷的時候，這個小女孩聽到在有一些帳篷裡頭就發出一片慘叫聲。」
陳剛：中共不配平反六四
23年過去了，陳剛瞭解到中共在六四之後又鎮壓修煉真、善、忍的修煉群體，並且活摘他們的器官的真相，再到《九評共產黨》的出現，他強調，中共不配給六四平反，歷史發展的方向只有解體中共，懲辦凶手。
他說：「作為共產黨這個黑社會組織，它不配給六四平反。文革之後胡耀邦給右派平反，結果不是還是有天安門廣場事件嗎？共產黨整個邪惡的組織，指望它平反之後將來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件，不可能！它就像毒蛇，你指望它哪天不咬人了，這不可能！對於中共這個黑社會組織還是要解體它，方向是解體中共、懲辦凶手，才能讓中國不再受共產黨的繼續迫害。」
（責任編輯：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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