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03 19:03:57A晓月荷风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
三、党内残酷斗争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贻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
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二十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
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与救助，反而在国内拚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毁灭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
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
按照日本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五十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
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
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AB团，最后杀得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输出革命，海外杀人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贻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
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二十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
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与救助，反而在国内拚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毁灭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做法。
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
按照日本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五十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
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