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裡有不同的人群，我們就叫他多元社會。當然，什麼叫做不同是一個值得思考的事情。但這並非本文要講的重點。且讓我們假設這社會的組成就是有許多的異質性。

如果一個社會是個大致上與外地隔絕的小村子，那麼並沒有媒體存在的必要性。所有的村子裡發生的事情，在一天之內透過口耳相傳便已人盡皆知。亂傳的機會也不大，因為如果要求證的話，走過去問就可以了。

媒體的出現與維持，通常跟一個較大規模的社會的運作與自我想像有關。假設媒體是個商業運轉的結果（我們當然可以想像由政府制約的媒體，但無論如何，沒有人看的媒體是沒有作用的。）。換句話說，媒體報導「新聞」，在某一個區域與人群間販售，有人去買的結果，意味著，去買的人，對「這個社會」發生的事有興趣瞭解。反過來說，如果媒體要能生存，那麼它必須要報導人們有興趣瞭解的題材。假設人們對瞭解「別的社會」發生的事情遠小於「這個社會」，那麼媒體生存的大原則就是報導「會買它的報導的人們心中所想像的「這個社會」」的範疇裡發生的事情。並且，由於媒體的報導與人們的閱聽，「這個社會」基本上就是由媒體與閱聽者的互動所定義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人們心中所想像的「共同體」，跟媒體所想像的人們所想像的共同體，跟媒體的報導幫人們強化的「想像的共同體」，循環地構成一個穩定的結構。但是，在地球的億億萬萬的的人群裡，一個個的共同體是如何被區分開來？從微觀的角度來看，一個簡單的問法是，什麼東西/標的/運作，或引起人們「開始」想像他們是個「共同體」。答案就是，一個沒有更上一層權威的權力組織。也就是所謂國家。理由很簡單，我們被國家課稅，男的還要去當兵，受教育過程中的課本是國家制訂的（不然最少綱要是被國家制訂的），要開公司還要看看法規才能決定怎麼辦。所以，很多層面上，政府作的決定人們有興趣知道。Benedict Anderson寫的「想像的共同體」很大一部份就是在講，媒體的出現與商業運轉如何幫助民族主義的成形。

基於這個，我們可以進一步想，如果這個社會是異質的。也就是說，雖然大家都關心「這個社會」發生的事，但我們可以大致上把人分成不同的幾批，各自關心的焦點不同。政治上，這變成黨派與議會政治。但是媒體呢？媒體會不會也分成幾批各自去照顧各自的群體，形成一個次社會/黨派政治/媒體的對應關係。當然，你一定開始想到藍與綠，外省與本省，聯合報與自由時報，這樣的分野。但是讓我們也把這些例子拋在一旁。

媒體當然是有動機去跟著對應的。因為人們喜歡聽自己喜歡聽到的意見。那麼，只要媒體所挑的立場相對應的人們夠多，那麼這樣的媒體是能賺錢、能存在的。不過，難道真相就毫無價值嗎？或者，一個願意併陳各種意見，形成一個討論平台的媒體就沒有人看嗎？

當然也是會有的。重點是這種會去懷疑媒體報導是否真確的人夠不夠多，以及會去關心一件事是否能被持平討論的人夠不夠多。打個比方，在這個王建民放一個屁都是香的的年頭，任何有關於他的新聞都有很多人看。所以，你在台灣的媒體上，經常看到一些沒有意義的關於王建民的報導。而且，很多時候媒體會去翻譯外電報導。但是，翻譯不就是一件很容易操作卻又容易辨別真假的事嗎？剛好我兩邊的新聞都看，意外地發現了台灣媒體亂翻扭曲的惡形惡狀。（http://blog.yam.com/winddriver/article/4144759）我在我的部落格的文章說：「我只是想告訴這世界上成千上萬的王建民迷或棒球迷們，台灣的媒體是如何的亂報、誤報、刻意渲染、扭曲、以訛傳訛等等來推助這種王建民熱。王建民當然很棒，但是我想沒有一個讀者會喜歡他們所閱讀的王建民新聞是假的、錯的與誇大的。」

這只是一個例子，說明人們會關心真相。然而，「真相」究竟在許多時候，是個很難辨別的東西。因為一件事情發生，有第一手經驗的人很少，如果很多媒體都去採訪，卻不願意彼此拆穿謊言的時候，真相便十分難辨。如果有一個媒體在說謊，或亂報，另一個媒體卻不願意揭穿可能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自己也是在亂報。「媒體自律」當然是鬼話。但是我們卻鮮少看到媒體互相抓包的行為。如果有一個媒體肯實事求是，然後也膽敢去揭穿別人的錯誤報導，那麼這種「媒體互律」可能有助於改善亂報的情況。回過頭來，重點還是，這種「好媒體」的生存，還是取決於人們有多麼在乎真相。並且，眾口鑠金，如果這種好媒體只有一個，但是偏頗的、亂報的媒體（但是大家卻喜歡看的）有許多，很多時候，這種會得罪其他媒體的行為，很可能還是討不到便宜（也就是說：報導不賣，並有沒有人願意相信）。

在另一個叫無關事實真相的面向，如果想要說服別人的人比願意持平討論的人多很多的時候，一個願意持平討論的媒體可能活不下來。台灣的公視其實也有政論節目（公民眾意院），我實在蠻好奇這個節目跟其他流行的政論節目收視率差多少。

這裡當然有個惡性循環。社會上的不同人群各有成見，不願意追求真相以及持平討論，提供偏頗與惡質媒體生存的溫床。然後，人們各自活在這種各自封閉的閱聽環境裡，更加沒有可能破除自己的成見。

從政治力規範媒體，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一來有箝制言論與出版自由之虞，另一方面，規範權力體（NCC？）很可能變成另一個扭曲真相，清除異己的工具，或者頂多變成一個政治分贓的餅。如果不從政治力來規範媒體呢？

小結一下：媒體的生態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社會中各種人群的組成。強化人們的公民意識以及教育人們懷疑與反省的能力，是一個必須走但是很長的路。也就是說，讓人們普遍的知道，媒體很多時候都在亂報，「所以請仔細辨別」。如果大多數的人都願意懷疑、願意追求真相、願意持平討論，那麼媒體的生態就不會是像是今天這樣。媒體的商業運轉其實是一個非常誠實反映這個社會各種人群的偏好的一面鏡子。當我們罵媒體的時候，其實，我們真的是在罵這些會去看而且毫不懷疑這些媒體的人。台灣的媒體現狀，基本上，不過是個大多數人們「懶得反省、不知道要去懷疑」的結果而已。而這個結果，透過媒體的商業運轉，反覆地加強自己。

媒體的改革沒有特效藥。但可以想像，有很多「小事」可以做。久而久之，小事積多了便能成就大事。例如說，一個不受政治制約的公共電視台可以是一個好的例子。但是，如果一個公共電視台可以成功，為何不能有一個「公共的報紙」呢？或者一個「公共的新聞入口網站」？好比說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NPR─National Public Radio」，其公正性與運作都類似美國的公共電視（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而他們都是很成功的例子。這種公共媒體的成立與運作，當然就是要能夠像一些獨立機關的運作模式一樣，在立法時就確保能夠對大部分的即時政治運作免疫（舉例來說，美國政府對聯邦儲備銀行的影響力有限），而且最好能夠透過民眾捐獻盡量自給自足。

最近很常看CNN，也許跟美國民主黨初選的激烈競爭有關。前幾天，Hillary Clinton批評媒體對她不公平（她舉例說電視辯論時她都必須第一個回答）。CNN於是連續好幾天在談媒體是不是對她不公平，請了很多人來講話。我看了很感慨。因為台灣的媒體沒有膽量也沒有臉去討論媒體本身是不是不公平。小媒體或許會講大媒體不公平。但是大媒體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