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保釣運動的風潮如花般燒紅了杜鵑花城。

1971年4月9日美國國務院正式聲明，將於次年將琉球群島交給日本，釣魚台列嶼也包括在內。4月10日美加各地台港澳留學生與僑界在華盛頓舉行保衛釣魚台大示威。4月12日台大香港德明校友會首先貼出第一張台大保釣運動大字報，率先在威權氣氛壟罩的校園中發聲。大論、電機、工學院學代會等陸續跟進。4月15日僑生又首開校外遊行禁忌。由台大學生保釣會籌劃的保釣大遊行於6月17日到美、日大使館示威抗議，是為台大保釣的高潮，也是其後兩年校園民主抗爭的開展點(參考洪三雄<烽火杜鵑城>，王曉波<尚未完成的歷史>，與鄭鴻生<青春之歌>第4,5章)。

1971年，我的父母才剛剛在羅東鎮郊的學校認識彼此。 在其後我所出生、成長年代的主流論述裡「保釣」長期的被與愛中國劃上等號，而一個以中國認同為其對立面的台灣認同逐漸成型。保釣顯得落伍、反動、不太愛台灣。30年來，釣魚台對我彷彿只是一場海內外大中國情結集體起乩的投射點，只在劉大任的文間、郭松棻的書皮上以一種我所認為的「過去的激情」存在。

直到30歲的我讀了當年台大保釣運動份子鄭鴻生在保釣30年後出版的<青春之歌>。

鄭鴻生在書裡說了這樣的一個保釣的故事：1950、1960年代，依附於美日「反共同盟」旗幟下的國民黨政府一方面高壓打殺島內異議份子，一方面又對於其「盟友」在1970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態度轉向，以及對釣魚台主權的私相授受無力反制。島內長期鬱積的反對能量，與外交局勢轉變所帶來對黨國體制信心的動搖，遂成為保釣運動的能量來源。鄭鴻生說，如同五四，民族主義是當年保釣份子批判「對內腐敗，對外無能」的黨國機器最具動員力的訴求。中國民族主義因而是保釣的策略，而不是原因。鄭進一步把保釣定位成一個對內反黨國威權體制、對外反帝國主義霸權的反壓迫運動，而在理路上上承<自由中國><文星>與殷海光自由主義傳統，下連弱勢發聲、反壓迫、反霸權、國際主義性質的左派世界觀(p81)。在實踐上，保釣的行動經驗，以及同年10月台灣退出聯合國引發國府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更使一群以法代會、法言社為根據的台大學生進一步以刊物與座談會等方式爭取校園民主，籲求國會改造。

這樣的保釣，或許只是鄭與他那一群「70年代左翼青年」的保釣，卻與我一直以來所認識的民族主義式的保釣有了比較清楚的距離。只是民族主義到底能不能只是一種策略而不是原因，我還是不清楚。2005年的此刻，美國的帝國主義霸權已經全球化，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霸權化，台灣的民族主義愈形本質化，而據說「亞洲」可以是一個兼顧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方法。思考民族主義與反帝反壓迫之間的歷史形式與關係，或許正是保釣所提出的一個至今猶新的重要課題。

後記：
一直關注魚丸間關於民族主義的討論，覺得很棒。只是我一直不願意就這麼說：我厭惡民族主義。對我來說，問題的根源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系統性的壓迫。民族主義可以是，也常常是，這系統性壓迫裡的重要環節。但是他也可以是，也的確曾經是，被壓迫者用以動員反對勢力的有力武器。

我相信如Ben Anderson等之所以相信有"好的"民族主義，除了老左們對於透過集體行動產生變革的相對樂觀以外，更是因為他們曾經親眼目睹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的印尼、菲律賓、越南、中國以及更多其他地方所召喚出的許多超越個人，願意為集體犧牲的無私情感。

結果的好壞是另一回事了。唯其情感的能量不可忽視。
所以，我覺得，以理性破解民族主義當然好，只是難免顯得有那麼點避重就輕。

我一直想了解的是，對於台灣與中國，民族主義，有沒有好的可能性？
(不是說一定要有，但是想想總可以吧！ )
在這樣的脈落下，其實一點也不意外的，保釣是一段我終於必須去了解的歷史。
回到保釣年代的歷史，其實也可以算是回到台灣當代政治文化精英們的青春期，
回到他們還沒有完全在今天壁壘分明的統獨藍綠等種種分類位置裡選邊站的時點，
也因而得以就此一窺他們在日見殊異的政治標籤下更根本的共同性，
以及統獨藍綠等分類之間看似高度對立實則同源互生的辨証關係。

這要另寫一篇好好整理了。在這裡只是想說句廢話，那就是任何分類都有歷史。
統獨藍綠左右都是。因為我隨意的批右言論使得文泰覺得他的職業尊嚴被污名化了，很抱歉。那天認真討論左右在台灣的歷史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