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19 20:49:50于善祿

台灣戲劇通史書寫與史觀的再思考──以林鶴宜的《臺灣戲劇史》為例

大多數人應該都會注意到一個事實:關於台灣戲劇通史的書寫相當稀少,即使有相關著作,多半也已絕版於市多年,或少為人知;然而,關於台灣戲劇的斷代、專題、劇種、藝人、劇團等的研究,相對卻非常多。每每見台灣文學界、電影界、美術界等藝術領域的通史與專史不斷地書寫與出版,我總有羨慕之感!

 

林鶴宜的《臺灣戲劇史》幾乎是我僅知,且唯一符合於「通史」意義的台灣戲劇通史,多年來,倘若有戲劇教學同行希望我推薦教授「台灣戲劇史」相關課程的參考書或教科書,或學生需要瞭解台灣戲劇通史的入門書,這本書通常會在我的必選之列,只可惜它已絕版於市多年,曾聽聞作者要修訂再版,但幾年倏忽過去,言猶在耳,書市仍未見其芳蹤;欲擁該書者,只能各顯神通,或印或借或其它。

 

林鶴宜於該書的〈緒言〉中,分段說明了關於範疇、源流、定義、紀年、書寫風格、引用資料等方面的寫作考量,有些觀點,或許值得在此提出,做些討論。

 

首先,林鶴宜開宗明義地定位本書:「是一部以臺灣為本位的戲劇歷史。所有曾經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戲劇活動,都將被包含進來。……所有施諸於臺灣的,都將以臺灣觀點來陳述。」(林鶴宜 20031)這種土地主義的台灣本位與論述觀點,在經過1970年代末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解嚴之後,幾乎漸漸成為台灣學術界的主流話語,關於台灣戲劇的史料出土與研究調查,蔚然成風且方興未艾,尤其在1990年代以後,研究的數量與質量均有深化與拓展,研究的格局亦相對擴大而完整,各家各派都提出其看待台灣戲劇歷史的觀點及說法,一時之間,相關的論述出版,密集且不絕於市,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與論辯,亦相當熱鬧精彩,如許風華,今日倒稍減幾分。

 

其次,林鶴宜認為台灣本土戲劇,

 

廣義的來說,凡是在臺灣活動,擁有欣賞人口的劇種,都可以包括進來。但狹義的來說,它指的應該是在臺灣流傳有相當的時間,其語言、唱腔和表演藝術各方面,產生『本土化』,有了明確的臺灣特色者方屬之。」(林鶴宜 20031-2

 

這是以影響深淺度來對眾多活動於台灣的劇種再做一區別,對於不同歷史時期有諸多劇種與表演藝術雖然曾經傳入台灣,可是卻未能與在地文化相互結合,提供了區別的基準。像1949年以後,國府撤台初期,有諸多大陸戲曲劇種隨撤台軍民而來,但終能發生「本地化」者少之又少;另外像1990年代兩岸開放文化交流,亦有諸多大陸戲曲團隊來台獻藝,但那終究只是「獻藝」、「觀摹」與「交流」,來台灣「沾沾醬油」,完全無法產生深耕效應。

 

王安祈於《尋路:臺北市京劇發展史(1990-2010)》一書,也提到了類似的現象。該書所述的年代,正好跨越二十世紀最後十年與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世紀之交,從近二十年台灣京劇創作的脈絡中,觀察出「從大陸熱與本土化交互影響,到逐漸走出大陸,台灣京劇新美學逐漸成形」(王安祈 201213)的發展主軸,做為該書的主要結構依據。類似的「本土化、「主體性」戲劇戲曲發展主軸,以及戲劇史的論述話語、史家的歷史意識,在解嚴與後解嚴的年代,幾乎既是顯學,亦是基本共識,不只反映在京劇史的發展論述,其它劇種與文化現象亦復如是。不論是京劇,或大陸傳來的戲曲劇種,甚至是現代戲劇,都面臨外來文化本土化過程的適應問題,尤其1990年代初期,大陸各大京劇團及名家名伶來台公演,對於台灣本土京劇團體與演員所造成的影響,一方面使得本土京劇環境顯得危機重重,另方面卻也使得京劇在本土化的政治文化風潮下重新尋找自我定位,近二十年來倒是慢慢地走出了台灣京劇新美學的本土特色。(王安祈 201215

 

第三,治史很難迴避的,就是史觀,這個問題又總是與身分認同、政治立場、歷史階段、文化氣候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錯綜複雜關係,尤其自1895年以降,近百多年的台灣史台灣戲劇史,由於年代尚近於今日,加上許多不同立場的歷史詮釋觀點,以及這些立場和觀點背後,所代表的不同權力結構與政治文化資源,使得史觀問題更顯複雜。

 

舉例而言,林鶴宜在〈緒言〉中關於紀年的使用與說明為:

 

本書紀年,概依各時代政權年號標示。明鄭、清朝、日據、民國皆同,再以括弧標示西元,目的在忠實反映不同政權的時代氛圍。這說明本書試圖保持清醒的歷史觀;然而,做為一部描述文化的戲劇歷史書,不能避免的是最根本的認同態度。對於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本書站在『文化』的位置上,幾經思考,不得不採用『日據』一詞,而稱其後為『終戰後』。」(林鶴宜 20032

 

對比若干其他學者的論述,如楊渡的《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邱坤良的《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徐亞湘的《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石婉舜的〈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1895-1945)〉、葉龍彥的《日治時期臺灣電影史》等,以「日據」及「日治」來指稱日本於甲午戰爭勝利後佔領並統治台灣的五十年(1895-1945)均有之,但一字之差,卻差之千里。「日據」指的是日本佔據台灣,「日治」指的是日本治理台灣,一為佔據,視日本為十九世紀帝國侵略主義的一員,一為治理,視日本為促使台灣走入現代化的推手。綜而言之,即日本挾帝國侵略主義者之姿,對台灣施展其殖民治理,不論是「日據」或是「日治」,都只指稱了部分的史實。治近代台灣史,都尚且會經常碰到如此的名實之辯,更何況治台灣戲劇史,也不得不面臨類似的問題。

 

關於台灣戲劇書寫與史觀的觀察與思索,應該是沒有完美與終結的一天,只要台灣戲劇的活動、發展與歷史書寫繼續存在與發生,這項考察工作便沒有結束的時候。

 

【延伸閱讀】

 

王安祈,2012,《尋路:臺北市京劇發展史(1990-2010)》,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石婉舜,2010,〈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1895-1945)〉,台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

林鶴宜,2003,《臺灣戲劇史》,台北縣蘆洲市:空大。

邱坤良,1992,《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台北:自立晚報。

徐亞湘,2000,《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台北:南天。

楊渡,1994,《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台北:時報。

葉龍彥,1998,《日治時期臺灣電影史》,台北: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