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應該都會注意到一個事實：關於台灣戲劇通史的書寫相當稀少，即使有相關著作，多半也已絕版於市多年，或少為人知；然而，關於台灣戲劇的斷代、專題、劇種、藝人、劇團等的研究，相對卻非常多。每每見台灣文學界、電影界、美術界等藝術領域的通史與專史不斷地書寫與出版，我總有羨慕之感！

林鶴宜的《臺灣戲劇史》幾乎是我僅知，且唯一符合於「通史」意義的台灣戲劇通史，多年來，倘若有戲劇教學同行希望我推薦教授「台灣戲劇史」相關課程的參考書或教科書，或學生需要瞭解台灣戲劇通史的入門書，這本書通常會在我的必選之列，只可惜它已絕版於市多年，曾聽聞作者要修訂再版，但幾年倏忽過去，言猶在耳，書市仍未見其芳蹤；欲擁該書者，只能各顯神通，或印或借或其它。

林鶴宜於該書的〈緒言〉中，分段說明了關於範疇、源流、定義、紀年、書寫風格、引用資料等方面的寫作考量，有些觀點，或許值得在此提出，做些討論。

首先，林鶴宜開宗明義地定位本書：「是一部以臺灣為本位的戲劇歷史。所有曾經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戲劇活動，都將被包含進來。……所有施諸於臺灣的，都將以臺灣觀點來陳述。」（林鶴宜 2003：1）這種土地主義的台灣本位與論述觀點，在經過1970年代末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解嚴之後，幾乎漸漸成為台灣學術界的主流話語，關於台灣戲劇的史料出土與研究調查，蔚然成風且方興未艾，尤其在1990年代以後，研究的數量與質量均有深化與拓展，研究的格局亦相對擴大而完整，各家各派都提出其看待台灣戲劇歷史的觀點及說法，一時之間，相關的論述出版，密集且不絕於市，不同觀點之間的碰撞與論辯，亦相當熱鬧精彩，如許風華，今日倒稍減幾分。

其次，林鶴宜認為台灣本土戲劇，

「廣義的來說，凡是在臺灣活動，擁有欣賞人口的劇種，都可以包括進來。但狹義的來說，它指的應該是在臺灣流傳有相當的時間，其語言、唱腔和表演藝術各方面，產生『本土化』，有了明確的臺灣特色者方屬之。」（林鶴宜 2003：1-2）

這是以影響深淺度來對眾多活動於台灣的劇種再做一區別，對於不同歷史時期有諸多劇種與表演藝術雖然曾經傳入台灣，可是卻未能與在地文化相互結合，提供了區別的基準。像1949年以後，國府撤台初期，有諸多大陸戲曲劇種隨撤台軍民而來，但終能發生「本地化」者少之又少；另外像1990年代兩岸開放文化交流，亦有諸多大陸戲曲團隊來台獻藝，但那終究只是「獻藝」、「觀摹」與「交流」，來台灣「沾沾醬油」，完全無法產生深耕效應。

王安祈於《尋路：臺北市京劇發展史（1990-2010）》一書，也提到了類似的現象。該書所述的年代，正好跨越二十世紀最後十年與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世紀之交，從近二十年台灣京劇創作的脈絡中，觀察出「從大陸熱與本土化交互影響，到逐漸走出大陸，台灣京劇新美學逐漸成形」（王安祈 2012：13）的發展主軸，做為該書的主要結構依據。類似的「本土化、「主體性」戲劇╱戲曲發展主軸，以及戲劇史的論述話語、史家的歷史意識，在解嚴與後解嚴的年代，幾乎既是顯學，亦是基本共識，不只反映在京劇史的發展論述，其它劇種與文化現象亦復如是。不論是京劇，或大陸傳來的戲曲劇種，甚至是現代戲劇，都面臨外來文化本土化過程的適應問題，尤其1990年代初期，大陸各大京劇團及名家名伶來台公演，對於台灣本土京劇團體與演員所造成的影響，一方面使得本土京劇環境顯得危機重重，另方面卻也使得京劇在本土化的政治文化風潮下重新尋找自我定位，近二十年來倒是慢慢地走出了台灣京劇新美學的本土特色。（王安祈 2012：15）

第三，治史很難迴避的，就是史觀，這個問題又總是與身分認同、政治立場、歷史階段、文化氣候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錯綜複雜關係，尤其自1895年以降，近百多年的台灣史╱台灣戲劇史，由於年代尚近於今日，加上許多不同立場的歷史詮釋觀點，以及這些立場和觀點背後，所代表的不同權力結構與政治╱文化資源，使得史觀問題更顯複雜。

舉例而言，林鶴宜在〈緒言〉中關於紀年的使用與說明為：

「本書紀年，概依各時代政權年號標示。明鄭、清朝、日據、民國皆同，再以括弧標示西元，目的在忠實反映不同政權的時代氛圍。這說明本書試圖保持清醒的歷史觀；然而，做為一部描述文化的戲劇歷史書，不能避免的是最根本的認同態度。對於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本書站在『文化』的位置上，幾經思考，不得不採用『日據』一詞，而稱其後為『終戰後』。」（林鶴宜 2003：2）

對比若干其他學者的論述，如楊渡的《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邱坤良的《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徐亞湘的《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石婉舜的〈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1895-1945）〉、葉龍彥的《日治時期臺灣電影史》等，以「日據」及「日治」來指稱日本於甲午戰爭勝利後佔領並統治台灣的五十年（1895-1945）均有之，但一字之差，卻差之千里。「日據」指的是日本佔據台灣，「日治」指的是日本治理台灣，一為佔據，視日本為十九世紀帝國侵略主義的一員，一為治理，視日本為促使台灣走入現代化的推手。綜而言之，即日本挾帝國侵略主義者之姿，對台灣施展其殖民治理，不論是「日據」或是「日治」，都只指稱了部分的史實。治近代台灣史，都尚且會經常碰到如此的名實之辯，更何況治台灣戲劇史，也不得不面臨類似的問題。

關於台灣戲劇書寫與史觀的觀察與思索，應該是沒有完美與終結的一天，只要台灣戲劇的活動、發展與歷史書寫繼續存在與發生，這項考察工作便沒有結束的時候。

【延伸閱讀】

王安祈，2012，《尋路：臺北市京劇發展史（1990-2010）》，台北：台北市文化局。

石婉舜，2010，〈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1895-1945）〉，台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

林鶴宜，2003，《臺灣戲劇史》，台北縣蘆洲市：空大。

邱坤良，1992，《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台北：自立晚報。

徐亞湘，2000，《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臺灣》，台北：南天。

楊渡，1994，《日據時期臺灣新劇運動》，台北：時報。

葉龍彥，1998，《日治時期臺灣電影史》，台北：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