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人劇團《浪跡天涯》
時間: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關於Martin Sherman這個劇本所「大膽揭開了同性戀在二戰期間遭納粹集體迫害的歷史,更促進了許多相關的研究論述」,至少我手上就有兩本論著,都是法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第一本是Florence Tamagne的《歐洲同性戀史──柏林、倫敦、巴黎,1919-1939》,2000年由Éditions du Seuil出版,200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由周莽所譯的中文簡體字版,主要研究兩次大戰之間同性戀的含義和性質,為了要重現那一段歷史時代風貌,作者引用了大量的運動成員、警察、司法、醫療和文學領域的資料,試圖探索與釐清法國、英國和德國在1920年代初至1930年代末的同性戀問題,主要鎖定同性戀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同性戀的認同。
第二本則是Jean Le Bitoux的《不該被遺忘的人們──二戰期間歐洲的同性戀者》,原著2002年由Hachette Litteratures出版,2007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由邵濟源所翻譯的中文簡體字版,同樣運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當事人證詞,甚至還有作者與沙特和傅柯的談話紀錄,對長期遭到壓抑幾致遺忘消失的二戰同性戀者進行研究。德國及其佔領區之所以會對同性戀者實行「大清洗」,主要是因為希特勒上台擔任總理之後,為了雅利安人的世界霸權,鼓勵生育,於是不能繁衍後代的同性戀者遭受極嚴厲的不人道懲罰,送進集中營,從事繁重、低賤的勞動,最後則「優先」送進毒氣室。長期以來,在各式的悼念活動中,均很難看到同性戀囚者倖存者的蹤跡,直到
除了學術論著之外,這些年為人所知的《我的妻子就是我》(I am My Own Wife)也處理了相關的主題。因此,從時間上而言,發表於1979年的《Bent》,的確是開路先鋒者之一,而且由於劇中的史實基礎與寫實風格,細膩地呈現了那個時代裡被強烈扭曲的人性與刻骨銘心的同性之愛,不論就題材的特殊性,或情節的暴力與殘酷,都讓人印象深刻,我想即使台南人劇團在三十多年後,以中文演出,時空背景雖非台灣的文化歷史脈絡,但劇中主角的真摯情感,仍能打動觀眾,散場時,我看到好多觀眾都淚眼盈眶,鼻頭泛紅,可見不只是劇本的力量很強,演出的效果也相當成功。
戲共分成上下半場,但上半場故事所發生的地點顯然較多,有租賃的公寓客廳(看起來像是頂樓)、酒店、公園、森林等,下半場則在集中營的一處勞動場所。基本上,舞台的設計是一景到底,看得出來是以下半場所需要的集中營做為基底,畢竟有那些鐵絲網、水銀燈、類似瞭望台或監視室的兩側高台等;而上半場的場景轉換,則主要是透過表演區和角色台詞來改變與辨認,再加上燈光的變化,也就成了,雖然在視覺上還是避不開那些鐵絲網的強烈意象,但此時正值納粹搜捕黨衛軍的風聲鶴唳時節,就戲劇氛圍而言,也蠻搭的;只是開場Max(蔡柏璋飾)和Rudy(鮑奕安飾)的對話,以及兩人的打情罵俏,看起來比較像當今的同性戀縱樂,而沒有那個時代的不安之感,基本上要到納粹進屋逮捕Wolf(洪唯堯飾;節目單上,他的學歷似乎寫錯了,可能是複製而錯植成了吳柏甫的學歷,事實上,他仍在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就讀),嚴肅的氣氛才慢慢濃烈。
從納粹對Wolf的拘捕,到迫害的魔爪伸向同性戀、Rudy被虐打至死(Max為求生存,也裝作不認識Rudy,並被迫揍了Rudy幾拳)、Max被捕下集中營、Horst(魏雋展飾)和Max透過語言和想像隔空做愛等,戲的進行其節奏和內容發展,幾乎讓人沒有喘息的空間,寫實與扭曲相互交織,為了生存,為了愛,劇中人及觀眾都不願意放棄任何片刻的努力與感受,生怕只要有任何一秒鐘的鬆懈,生命與愛就會被剝奪,離我們遠去。不論是Max和Rudy,或是Max和Horst,他們遭受強大外力破壞的愛與死,都是令人深感揪心的,幾位演員的表現都相當出色。
下半場幾乎大部分的戲劇行動就只有Max和Horst來回不停地搬沙包,視覺上雖然有點單調乏味,但是兩人的對話關係卻仍不斷地在變化,有疑惑、憤怒、抱怨、愛慕、恐懼、釋懷等,許多複雜的情緒在累積與糾結,劇本與表演都相當精彩。只是,那些沙包畢竟是做出來的,所以在表演「搬」它們的重量感時,少了許多份量,有幾些時候,那些沙包看起來,「輕」得有些令人跳脫了。
吳柏甫在上下半場,一人分飾兩角,分別飾演扮裝舞者Greta,以及納粹軍官,同樣都帶有一種陰陽怪氣的特質,尤其是軍官命令式語言下的遊戲╱踐踏╱暴力,讓人不寒而慄,吳柏甫掌握得還不錯。
台南人劇團設有推動「新劇展──尋找劇作家」的演出計劃,但近幾年的投稿作品質量似乎不甚理想,於是另闢「歐美當代經典」的蹊徑,望能暫解劇本荒的困境,但也因此培養出幾位年輕導演,像我個人很欣賞也很期待的廖若涵,她前陣子所導的《安平小鎮》,有令人一新耳目的感覺,台灣戲劇界在
台灣亦不乏許多具有扭曲感與戲劇性的歷史時空,但幾乎非常少見類似《浪跡天涯》的劇本,甚至連歷史劇都很奇缺,是台灣人都善忘,還是台灣的歷史有太多政治與意識型態的雜質?使得創作人碰到歷史就倒彈(大部分的學生也是)。搞到現在,我們經常在戲劇舞台上所見的,多為處理╱虛構當代人生活中的小確幸,愛情中的小波折,要不就是莫名所以、不知所云的假文青作品,頂多對現實作一些「丟鞋」式的阿Q諷刺,誠如駱以軍所謂「經驗匱乏」,滿是嘴砲,幾許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