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22 06:05:50于善祿

生之尊嚴的《野草天堂》

【本文首登於台南人劇團《劇場事》第2期「導演與表演專題」,2006年3月,頁9-17

時間:2006年2月5日
地點:台北縣新莊市樂生療養院中山堂
團體:台灣演劇集團「海筆子」
演出:《野草天堂─Screen Memory》演劇行動

開始注意樂生療養院(以下簡稱樂生院)的院民生計與館舍拆留的議題,主要是因為享用了幾年台北捷運的便利之後,就會很注意幾條興建中與規劃中的捷運工程進度,包括木柵線往北延伸至內湖、中正機場線、新莊線、板南線往西延伸至土城、以及貫串台北盆地西側的環狀線等,只要是尚未動工的,幾乎都會成為選舉時期候選人的競選支票,甚至還有人說要把板南線向東延伸到基隆去,和高雄捷運工程頻頻發生工安事件不同的是,大台北地區的捷運工程近兩年最引人注意的,則是新莊線捷運機場的設計竟與樂生療養院的院區重疊在一起,整個院區的東半部已經有很大一塊區域已經動工興建,為了安置院民的居住空間,衛生署已經耗資十億元在院區的西側蓋了一棟新大樓,以安頓大部分的院民,目前僅留的少數院區和館舍,則是夾在捷運工程與新蓋大樓之間喘息。

明治(1868-1912)末年,日本挾著在甲午戰爭(1894-1895)以及日俄戰爭(1904-1905)中的勝利,開始有了戰勝國的榮耀心態,自認為其國民性是優秀的,著有《國民性十論》(富山房1907年12月出版)的芳賀矢一更是明白指出「清淨傑白」是日本人的十項特質之一,他還特別指出「在奈良時代(710-794)是指將身體的污濁與精神的污濁等同視之,因而產生身體潔淨、精神自然潔淨的思維,人在道德上所犯的罪惡可以透過洗滌而被泯除」(南博2003:51-2),這種明治末年出現的日本人論,顯然可以看出日本人自身過高的評價以及當時日本的大國意識。

《野草天堂》的編導櫻井大造也在演出前的序文〈「髒」他個昏天暗地,何所懼!〉裡點出:「中世的日本曾有過相當數量的『痲瘋病』患者……自身是當時社會的重要問題之一。當時,在興起的民間宗教(佛教,於六世紀傳入日本)中,有關於『污穢的思想』。特別是在法華經的教義中,身體的缺損和皮膚的異常被視作『污穢』而遭忌諱嫌棄。」這種「潔癖」的心理特質,也使得日本在東亞的幾個殖民地建起了樂生院,以圈禁隔離痲瘋病(又稱漢生病、癩病)患,有些人幾乎一輩子都是在樂生院度過的,早就視這裡為他們的身心家園,奈何到了晚年,卻遇上了館舍拆留的問題,去年(2005)的11月22日部分病友前往總統府前,面對媒體公開他們的心聲與需要:「即使是天價的賠償金額,也換不回我們賴以為生的家園,換不回我們在此度過的一生。我們的一生,都在樂生院裡度過,剷除樂生,就等於摧毀一切我們活過的痕跡」。相較於台灣政府的模糊政策,日本參議院已經在今年的2月3日通過「漢生(痲瘋病)病賠償法修正案」,讓二次大戰期間在日本殖民地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台灣(約有廿五至廿八名)與南韓漢生病患,均能獲八百萬日圓(約合台幣兩百五十萬元)的賠償。

在過去的這兩年多,不斷地有社運團體、藝文界人士、專家學者加入「樂生院保留運動」的行列,去年夏天,「樂生大樹下行動」也開始積極參與其中,並在每個月月底籌辦藝文展演活動,結合音樂、劇場、影像、裝置等元素,在大樹下搭建舞台(相關訊息另請參考http://blog.xuite.net/sourtime/2005/4592553http://www.yasennotsuki.com/index.html)。今年的大年初八,算是連續年假的最後一天,卻有近兩百人擠在樂生院的中山堂,與長期居住其間的院友們一起欣賞由「海筆子」為他們所演出的《野草天堂》,雖然這個作品只要再過一個禮拜(2月11日、12日),就會到國家戲劇院的實驗劇場演出兩場,但想看門道的朋友們,多半選擇到樂生院來欣賞,這是一場義演,不只是超過五十位的台灣、日本演出工作人員都不支薪,更重要的,這是「樂生院保留運動」與「樂生大樹下行動」交會半年多來的演劇行動之一,樂生院未來的命運尚未可知(到筆者截稿為止,該院仍是爭議新聞不斷),與這些樂生院的阿公阿媽一起看戲,意義自然非凡。

經過改裝後的樂生院中山堂,主要分為表演區與觀眾席,磨石子地板鋪上一層軟土,上面再蓋上一大匹紅色帆布,成了保護演員身體的主舞台,三面環坐觀眾,正對舞台區的主要觀眾席,應該是配合原來樂生院中山堂講台的結構搭建的,至於舞台兩側的觀眾區,則置放高矮不一的椅子與板凳,甚至於為了考量部分病友的行動不便,也讓他們直接將助行小車開進中山堂內,大約有十輛左右,以利他們欣賞演出;上舞台以透光的竹簾與主舞台為隔,裡頭設計了可移動的廚房、臥室,兩側也架起了高台,有部分的戲是發生在上頭的,另外還有許多暗門、通道等機關,讓演員的進出場魔幻無比,同時也笑╱效果十足。舞台空間的設計概念主要來自帳篷劇,同時也展現了日本人的微小意識(裝填、折疊、攢握、聚合、收納等),這種空間是個「極度的親密空間」,它也決定了帳篷劇舞台與觀眾的關係(林于立立2003:8),這樣的親密空間,可能旁邊坐著的就是院裡的病友,在破除「圈禁」與「隔離」這一層次上,於這樣的表演場域裡更顯其特殊意義。

「野草天堂」在這裡當然是個比喻,象徵日據時代設立在小山坡上、野草間、大樹下的樂生院,一種被世人遺棄的空間意象;另外,「野草」也寓意人民,「草」可以是毒藥也可以是良藥。劇情的推展由一群來到野草天堂賣藥、說書的走唱藝人開啟,賣的是神奇草藥「辛苦之王」,說的是野草天堂裡死人復活的鄉野傳奇,並在接下來的角色陳列與呈示過程中,越發顯得跨越一甲子的「天堂風雲」、所牽涉到的前後任院長與職工╱患者之間關係,虛實的記憶與事件相間糾結,更形錯綜複雜。角色眾多,形象也鮮明,但很「魔幻」的是,經過一段時間回想,多半也只剩下角色形象與戲劇氛圍,故事的細節不易說得清楚;從1998年開始,幾次欣賞所謂的帳篷劇,都有類似的印象,毋寧說它是比較傾向於「意象劇場」(image theatre,像是河床劇團也是走這種路線的)風格的。

由於編導櫻井大造對於故事情節的交代手法──「說經節」,這是一種流行於12世紀至16世紀日本中世時期的民眾藝能,源於佛教的講經,兼取了贊歌和頌歌的曲調並使其音樂化,以三味線作為伴奏樂器,題材大多為神佛現靈的故事,另有買人的故事和御家騷動的故事,較著名的劇本有《愛護若》、《山椒太夫》、《刈萱》、《梅若》、《信田妻》等,這和唐代變文韻散夾雜、富於想像、講唱奇異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亦可見出大化革新對於日本唐化的影響──主要採取說書敘事為主,使得每個角色的獨白與分析式的台詞語言,比例大大地多過於凸顯張力衝突的對話,演員們(他們是櫻井大造、秦‧Kanoko、林于立立、李秀珣、朱正明、許雅紅、李薇、段惠民、林欣怡、陳惠善、林信宏、流星王‧龍)比較像是輪番上陣,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負責敘說故事的一部分,而不是和其他角色演出對手戲,來演出故事內容。有趣的是,每位演員在說書的技巧上不見得純熟,這些說書的演員多半是膝蓋微屈、左右來回走動、演說型的「大手勢」(或是像說鬼故事時的「小手勢」)、瞳目圓撐、口沫飛濺、高分貝的急切音量等調性相近的身體(或所謂「能量全開型」的表演方式),於是當我們看到結尾時,由日本演員流星王‧龍(應有腦性麻痺的狀況)在聚光燈下努力地跳著線條不完美、節奏不流暢的獨舞,則更讓人感動,因為很真實!

差事劇團的鍾喬在1999年引進了日本野戰之月劇團的帳篷劇,這個劇團在日本東京數以千計的小劇場當中,是個很特殊的團體,尤其是其所注重的庶民美學,更是強烈地批判了日本在二次大戰之後從社會凋敝一路走到經濟高度發展、過度消費、媒體模塑的價值取向,野戰之月劇團在導演櫻井大造(同時也是劇作家、演員、舞台設計、劇評家)領導之下,開創了在帳篷裡演戲的形式,企圖喚醒民眾死去或被物化的集體記憶,或以「賤民文化」相對於「皇民文化」,帳篷幾近於露宿,散發著游民棲息的卑賤與叛逆。

長期觀察帳篷劇在台灣的製作、演出與發展,近年來發現這一個帳篷劇演劇集團聯結得越來越大,並且與政府、企業之間產生了一種新關係:「謝絕政府單位及企業指導贊助,無專業專職的我們想與您搏鬥共創自主對等的劇場,×月×日起開始搭建帳篷舞台,歡迎苦力╱器材、花圈、飲食、紅白包等投注。」(引自另一齣帳篷劇《忘樂門》的宣傳DM文字,段惠民編導,演出日期:2006年1月12日至15日,演出地點:台北市同安街109巷紀州庵旁草地──文學森林公園預定地),採取一種抗拒國家機器、資本結構的姿態,這種「逆寫」(write back)的邊緣游擊策略,正引來更牢靠的協力單位與個人加入──海筆子、差事劇團、柳春春劇社、黃蝶南天舞踏團、水田部落工作室、牿嶺街小劇場、角落劇團、日本野戰之月劇團──隱隱然穩定地在劇場界蓄積能量,慢慢地結構出台北市西區與南區某種的政治劇場地圖;以劇場為能量源核,再結合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因物所加進來的資源,像是城南水岸文化協會、河堤里社區發展協會、辛苦之王出版社、樂生保留自救會、青年樂生聯盟、大樹下行動小組、樂生那卡西、地下社會、寶藏巖等,儼然就是劇場界的「紫色聯盟」(《野草天堂》的宣傳DM,有一面就是以紫色為底設計的)。他們總是選擇在城市的邊緣發聲(像是三重重新橋下的二重疏洪道河堤、穿上時尚新裝前的華山藝文特區、福和橋下公館夜市邊緣的寶藏巖社區、新莊╱樹林╱龜山交界的樂生療養院等),透過帳篷劇場舞台的短暫出現而介入附近社區民眾的生活,藉此引發民眾對劇場、空間、政策、歷史、身體產生新的文化思維與想像。

1987年解嚴,台灣的小劇場隨著社會運動所激發出來的戰鬥力與爆發力,在經過兩、三年的高密度釋放之後,多在1989、1990年間,逐漸地轉向美學風格的探尋,在台灣的社會裡還能夠看的到「政治劇場」之處,似乎只剩下零星配合抗議陳情時的「行動劇」,以及電視上諷刺時政的「政治人物模仿秀」,前者或可引起攝影記者的青睞,附上一、兩行的圖片說明,通常可以占據報紙版面一角,但多半也只有一天就被消費的生命,至於後者,則重在娛樂效果,演的人和看的人都在嘻笑怒罵之間,消遣了政治人物,在「被消費」與「消遣」之間,生命的尊嚴薄得像張紙一樣。

戲在一片掌聲中結束,走出樂生院的中山堂,思及這群多半被隔離圈禁近一輩子的樂生院痲瘋病友,長期以來被夾存在病體與空間禁制之間、社會歧視與癩病污名化之間,到了新世紀初,還無緣無故地被捲入捷運公共工程、地方社區的發展繁榮、院所建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於2005年12月中旬列為「暫定古蹟」,但期限只到2006年6月中)拆留的夾縫當中喘息,這一層又一層的身體╱空間╱時間╱記憶╱歷史╱劇場╱政治的交疊,豈是那一個個佝僂身軀所可負載,他們要的只是──生之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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