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11 14:03:24眉卿
THOMAS P.M. BARNETT：21世紀中國龍翔於天
“我認為現在的美國正如1900年代早期的英國一樣，面臨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我們（美國人）看如今的中國就像20世紀時英國看美國一樣，將之視為上升的強國而被先行的強權和平地接受；還是將其視為上個世紀的德國，即全球戰爭的根源。如果美國將中國看成朋友，中國很可能會成為美國的朋友；如果美國將中國看成敵人，中國將會成為敵人，”巴奈特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專訪時指出。
托馬斯·巴奈特的新書《行動藍圖：一個值得創造的未來》（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作為一位未來學學者，巴奈特以全新的、前瞻性的視角，審視了世界未來發展趨勢及對美國安全的挑戰，尤其是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的“臥龍”
在2004年出版了《五角大樓的新藍圖》之後，巴奈特在美國軍界聲名鵲起，被美國軍方和政府各部門邀請作了數百場“時勢報告”，系統闡述、介紹他的觀點。也許他對世界局勢深刻獨到的分析對許多為撲朔迷離、變化莫測國際局勢所困擾的軍方人士來說，無異有拔雲見日的效果。怪不得作為一介書生，巴奈特幾乎像“臥龍”諸葛亮一樣深美國受軍方器重。
對中國人來說，《五角大樓的新藍圖》的重要之處在於它不僅僅是一部只有抽象意義的學術專著，而對政府，尤其是軍方，則有現實的影響力。
《行動藍圖》影響力是否可與《五角大樓的新藍圖》相提並論呢？
巴奈特回應說，美國媒體對《行動藍圖》的關注不如《五角大樓的新藍圖》，但軍方對《行動藍圖》的內容的接受程度卻比《五角大樓的新藍圖》更高。巴奈特現在每年定期為美國海、陸、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新晉陞的將軍辦講座。在美軍中像他這樣有“人緣”和“人氣”的人可謂獨一無二。
因為種種原因，他的《五角大樓的新藍圖》的中文本出版商北京大學出版已經將該書翻譯完畢，但遲遲沒有出版，因此，許多中國讀者都不能一飽眼福。因此，巴奈特不無幽默地說，“我提出的‘建立中美戰略同盟倡議’在美國的將官中所獲取的知音遠比在一般中國讀者中要多。”
在《行動藍圖》中，巴奈特指明全球化是美國新安全環境的一大戰略特點。美國為全球化創造了“源碼”（source code）。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世界各國相互依賴，大國間爆發戰爭的機率幾乎為零。世界各國的關係不再是一種“你贏我就輸”的零和遊戲關係，而是一種“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不可分割關係。
在全球化中形成的新的世界體系的支柱是一系列“功能核心”（Functioning Core）國家：包括西方國家以及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所謂的新興大國。那些被全球化遺忘的角落被巴奈特稱為“裂縫”（Non-Integrating Gap）。“裂縫”對美國和世界安全構成了最大的威脅。冷戰後美國介入的大多數國外軍事行動都集中在所謂的裂縫國家。(關於“核心－裂縫”理論的詳細介紹，請閱讀《華盛頓觀察》週刊2005年第5期巴奈特2004年出版的著作《五角大樓的新地圖》一書的書評。)
巴奈特認為：要最大程度地確保美國的安全和影響，必須“兩手抓”，即一方面擴大“核心”國家範圍，增加它們之間的合作；另一方面要縮小“裂縫”，將位於“裂縫”的國家納入全球化的網路，讓他們可以從世界獲取資本、技術和資源，釜底抽薪，從根本上破壞孳生恐怖主義的溫床。巴奈特特別強調全球化不要留下任何尾巴，“一個電腦網路的整體安全程度取決於該網路中最易受攻擊的那臺電腦的防禦能力。”
作為五角大樓的高參，巴奈特可謂是個異類。他出身哈佛大學，曾經在哈佛大學教過馬克思主義。他最早的研究領域是前蘇聯。蘇聯解體後，他“轉業”搞未來戰略研究。自1998年至2004年，他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Navy War College）高級研究員和教授。自2001年11月至2003年6月他出任美國國防部“戰略未來助理”，成了五角大樓的高參。巴奈特現在已經“下海”，為軍方及民間企業提供戰略諮詢及管理方面的服務。此外，他還在2004年在江西領養了一位中國女嬰。
對深受現實主義“流毒”影響的人來說，巴奈特的許多觀點看起來頗為離經叛道。比如他認為對全球化來說，只有規則（rules）,而沒有統治者（rulers）；他提倡新思維，要求美國不再把世界其他國家當成對手，而是平起平坐的夥伴；他認為亞洲收取了冷戰結束後最大的紅利，因此美國根本沒有必要對東亞的發展杞人憂天；他認為確保全球發展和安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擴大女性權利，尤其是發展女孩的教育；他認為在未來，美國同中國、印度、俄羅斯和伊朗的關係將分別比美國同日本、英國、德國和法國的關係更密切。
中國龍的世紀？
自從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將中國稱為“利益相關者”之後，利益相關者成了大家嘴裏經常提起的流行語，但其內涵卻語焉不詳。巴奈特向《華盛頓觀察》週刊解釋了中國在國際上作為利益相關者在的權利和責任。
“首先，作為一個好的利益相關者，至關重要的是要在大多數國際安全事務中，不持零和遊戲的態度，而是盡力尋求雙贏的方案。比如在伊朗核問題上，中國可以作為美國同伊朗進行外交斡旋的中間人，對各方都有好處；比如在蘇丹的達爾福爾問題上，中國積極提供維和部隊，既保證了自己的石油供應，也維護了當地的平安，”巴奈特說。
巴奈特指出，要追求雙贏，必須雙方都要尋找共同的利益。在這點上，中國和美國領導人都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尤其是太多的美國領導人在對待中國時，仍無法免“俗”，將中國看成是自己的威脅和敵人。
“我認為，在國際安全問題上，中國現在為扮演一個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做的準備遠比美國和中國預想的更充分。”巴奈特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現在的問題是，布希政府還沒有同中國就此事進行戰略對話。中美雖然有高層交流，但在交流中，美方多數時候是擺出好為人師的架勢，盛氣淩人地提出一些建議，以換取在北京一些國際事務中的支援；其實美方並沒有給中方任何實質性的東西。”
“值得慶倖的是，再過五、六年，中美雙方都要更換最高領導人了。在《行動藍圖》一書中，我描述的是中美未來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中美雙方的領導人仍然不能對中美關係進行超前戰略思維，與我書中描述的仍然有一段距離，”巴奈特說。
在巴奈特的《行動藍圖》中，中國作為一個利益相關者，在美國的戰略中佔有中心地位。正如美國在20世紀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那樣，在21世紀，中國也將取代美國的地位。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對此，巴奈特認為，美國應該作出明智的選擇，順應歷史潮流，不要作無謂的抵抗。中國將不僅是規則的遵守者，而且將是規則的制定者。
面對許多對中國政治改革的批評，巴奈特不以為然。他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必定會推動民主進程。中國現在民主發展“滯後”不是民主發展太慢，而是經濟發展相對太快。
巴奈特不主張美國對外輸出民主。美國自己的民主也是經過血的洗禮、長期發展的結果，婦女和黑人為獲得選舉權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因此，他認為那些主張輸出民主的人在文化上有傲慢之嫌。他更認同於美國對外“輸出安全”。巴奈特認為美國應該淡化意識形態。如果以前美國以政治標準選擇“志同道合”的盟友的話，現在則應該以“經濟利益”的杠桿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朋友。
巴奈特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環境的惡化，尤其是不均衡發展深表憂慮，他認為“火車頭跑得再快也快不過最後一節車廂”來說明扶貧在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此外，他預測在2025年，中國將變成一個政治上的多元社會。
巴奈特非常重視中美兩國間的人際交流，認為面對面的交流有利於形成對彼此的正確認識。
“在各國相互連通（connectivity）的過程中，人際關係和交流至關重要。在未來10年中，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都面臨改朝換代的問題。因此，中美這種幾代人之間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對新出現的中美之間的戰略同盟關係都是至關重要的，”他指出。
巴奈特告訴《華盛頓觀察》週刊說，他事業中的一大要務就是建立這種人際關係。他已經結識了不少中國的“同齡人”：即那些步入權力和影響圈高峰的40多歲人。“在6月份，我會到北京，希望可以拜會舊雨新知，建立新的關係，強化舊的關係。在這方面，中美兩國仍然任重道遠。”
為什麼美國對臺政策的“戰略模糊”已經不合時宜？
“美國不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台灣。如果‘台獨’分子一意孤行，執意同大陸挑起戰端，就讓他們自己去承擔後果，不要將美國牽扯進去，”巴奈特說。他在《行動藍圖》中指出，如果美國因小失大，為了台灣而同中國開戰，將對世界“核心”造成巨大的震蕩。在台灣問題上同中國開戰是把美國和中國變成二流國家的最快途徑。巴奈特發聾振聵的觀點可能會讓‘台獨’分子坐臥不安。
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一直採取了戰略模糊的政策，從大陸和台灣兩邊獲利。然而，巴奈特對此並不茍同。
“我沒有對美國的對臺政策進行再思考。我只是第一次明確地闡釋了這個政策。這非常重要。在五角大樓中有許多人和部門（尤其是空軍和海軍）以台灣因素作為藉口，一方面為不必要的軍購進行辯護（以至讓陸軍和海軍陸戰隊沒有必要的資金進行全球反恐怖戰爭），另一方面也阻止中美兩國進行軍事合作，發展兩軍關係，”巴奈特說。
“我最大的擔心是現在要保留戰略模糊的話，將會讓台北在它自己挑選的時間，自己選擇的條件下，引發中美的戰爭。這將極大地威脅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長期戰略利益。”巴奈特告訴《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現在美國應撤回對台灣的安全保證，以免除有朝一日台灣領導人突然心血來潮，採取非理性行動，將兩個核大國捲入戰端的惡果。”
巴奈特在《行動藍圖》一書中寫到：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第五代、第六代領導人即將在2010年到2015掌權，對美國來說是個戰略機遇。美國如果因為台灣領導人想從大陸永久分割出去，就放棄這個戰略機遇，將是巨大的錯誤。現在以放棄台灣為誘餌同中國結成戰略軍事同盟非常划算，就好比當初美國以極低廉的價格從俄羅斯手裏辦買辦送地得到阿拉斯加一樣。機不可失，如果美國現在不看準時機敲定這筆交易，以後肯定會後悔不迭。
他認為現在是美國放棄台灣，同中國結成軍事戰略同盟的最好時機。在亞洲成立類似北約的組織，讓中國領頭。中國現在有200萬軍人，他們以後在維和行動中將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維和軍人相比，中國軍人的工資將會低許多。
“我也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北韓問題及東亞的導彈防禦問題，為在東亞建立一個北約式的軍事同盟清除路障。有了軍事同盟後，美國不僅可以將在亞洲的軍事力量抽調到中東和非洲，也可以同中國在中東和非洲進行軍事合作。”巴奈特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美國）為了台灣而放棄這麼多同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實在太不值得。”
巴奈特在書中提到，冷戰時期，台灣是制約共產主義在全球擴散的一顆重要棋子，但冷戰已經結束了。時移事易，中國現在實施市場經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中國大陸現在只想維持現狀，是民進黨想完全排除同大陸統一的可能。即便統一後，台灣的政治制度也不會改變。西方也看到，香港回歸大陸，是香港影響大陸多。對西方來說，“放棄”台灣從感情上來說，也不是什麼丟面子的事情。因此，美國要公開攤牌，防止“台獨”勢力越過大陸的底線。
巴奈特認為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了長遠的理想主義目標，為了“核心”的整體及長期利益，在台灣問題上可以丟卒保車，採取現實主義態度。
《行動藍圖：一個值得創造的未來》（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托馬斯·巴內特（THOMAS P.M. BARNETT）著，普特納姆出版集團（Putnam Publishing Group）2005年10月出版，精裝本448頁，定價26.95美元。
粟德金，《華盛頓觀察》週刊第17期，2006/05/10
托馬斯·巴奈特的新書《行動藍圖：一個值得創造的未來》（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作為一位未來學學者，巴奈特以全新的、前瞻性的視角，審視了世界未來發展趨勢及對美國安全的挑戰，尤其是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的“臥龍”
在2004年出版了《五角大樓的新藍圖》之後，巴奈特在美國軍界聲名鵲起，被美國軍方和政府各部門邀請作了數百場“時勢報告”，系統闡述、介紹他的觀點。也許他對世界局勢深刻獨到的分析對許多為撲朔迷離、變化莫測國際局勢所困擾的軍方人士來說，無異有拔雲見日的效果。怪不得作為一介書生，巴奈特幾乎像“臥龍”諸葛亮一樣深美國受軍方器重。
對中國人來說，《五角大樓的新藍圖》的重要之處在於它不僅僅是一部只有抽象意義的學術專著，而對政府，尤其是軍方，則有現實的影響力。
《行動藍圖》影響力是否可與《五角大樓的新藍圖》相提並論呢？
巴奈特回應說，美國媒體對《行動藍圖》的關注不如《五角大樓的新藍圖》，但軍方對《行動藍圖》的內容的接受程度卻比《五角大樓的新藍圖》更高。巴奈特現在每年定期為美國海、陸、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新晉陞的將軍辦講座。在美軍中像他這樣有“人緣”和“人氣”的人可謂獨一無二。
因為種種原因，他的《五角大樓的新藍圖》的中文本出版商北京大學出版已經將該書翻譯完畢，但遲遲沒有出版，因此，許多中國讀者都不能一飽眼福。因此，巴奈特不無幽默地說，“我提出的‘建立中美戰略同盟倡議’在美國的將官中所獲取的知音遠比在一般中國讀者中要多。”
在《行動藍圖》中，巴奈特指明全球化是美國新安全環境的一大戰略特點。美國為全球化創造了“源碼”（source code）。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世界各國相互依賴，大國間爆發戰爭的機率幾乎為零。世界各國的關係不再是一種“你贏我就輸”的零和遊戲關係，而是一種“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不可分割關係。
在全球化中形成的新的世界體系的支柱是一系列“功能核心”（Functioning Core）國家：包括西方國家以及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所謂的新興大國。那些被全球化遺忘的角落被巴奈特稱為“裂縫”（Non-Integrating Gap）。“裂縫”對美國和世界安全構成了最大的威脅。冷戰後美國介入的大多數國外軍事行動都集中在所謂的裂縫國家。(關於“核心－裂縫”理論的詳細介紹，請閱讀《華盛頓觀察》週刊2005年第5期巴奈特2004年出版的著作《五角大樓的新地圖》一書的書評。)
巴奈特認為：要最大程度地確保美國的安全和影響，必須“兩手抓”，即一方面擴大“核心”國家範圍，增加它們之間的合作；另一方面要縮小“裂縫”，將位於“裂縫”的國家納入全球化的網路，讓他們可以從世界獲取資本、技術和資源，釜底抽薪，從根本上破壞孳生恐怖主義的溫床。巴奈特特別強調全球化不要留下任何尾巴，“一個電腦網路的整體安全程度取決於該網路中最易受攻擊的那臺電腦的防禦能力。”
作為五角大樓的高參，巴奈特可謂是個異類。他出身哈佛大學，曾經在哈佛大學教過馬克思主義。他最早的研究領域是前蘇聯。蘇聯解體後，他“轉業”搞未來戰略研究。自1998年至2004年，他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Navy War College）高級研究員和教授。自2001年11月至2003年6月他出任美國國防部“戰略未來助理”，成了五角大樓的高參。巴奈特現在已經“下海”，為軍方及民間企業提供戰略諮詢及管理方面的服務。此外，他還在2004年在江西領養了一位中國女嬰。
對深受現實主義“流毒”影響的人來說，巴奈特的許多觀點看起來頗為離經叛道。比如他認為對全球化來說，只有規則（rules）,而沒有統治者（rulers）；他提倡新思維，要求美國不再把世界其他國家當成對手，而是平起平坐的夥伴；他認為亞洲收取了冷戰結束後最大的紅利，因此美國根本沒有必要對東亞的發展杞人憂天；他認為確保全球發展和安全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擴大女性權利，尤其是發展女孩的教育；他認為在未來，美國同中國、印度、俄羅斯和伊朗的關係將分別比美國同日本、英國、德國和法國的關係更密切。
中國龍的世紀？
自從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將中國稱為“利益相關者”之後，利益相關者成了大家嘴裏經常提起的流行語，但其內涵卻語焉不詳。巴奈特向《華盛頓觀察》週刊解釋了中國在國際上作為利益相關者在的權利和責任。
“首先，作為一個好的利益相關者，至關重要的是要在大多數國際安全事務中，不持零和遊戲的態度，而是盡力尋求雙贏的方案。比如在伊朗核問題上，中國可以作為美國同伊朗進行外交斡旋的中間人，對各方都有好處；比如在蘇丹的達爾福爾問題上，中國積極提供維和部隊，既保證了自己的石油供應，也維護了當地的平安，”巴奈特說。
巴奈特指出，要追求雙贏，必須雙方都要尋找共同的利益。在這點上，中國和美國領導人都有值得批評的地方。尤其是太多的美國領導人在對待中國時，仍無法免“俗”，將中國看成是自己的威脅和敵人。
“我認為，在國際安全問題上，中國現在為扮演一個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做的準備遠比美國和中國預想的更充分。”巴奈特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現在的問題是，布希政府還沒有同中國就此事進行戰略對話。中美雖然有高層交流，但在交流中，美方多數時候是擺出好為人師的架勢，盛氣淩人地提出一些建議，以換取在北京一些國際事務中的支援；其實美方並沒有給中方任何實質性的東西。”
“值得慶倖的是，再過五、六年，中美雙方都要更換最高領導人了。在《行動藍圖》一書中，我描述的是中美未來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中美雙方的領導人仍然不能對中美關係進行超前戰略思維，與我書中描述的仍然有一段距離，”巴奈特說。
在巴奈特的《行動藍圖》中，中國作為一個利益相關者，在美國的戰略中佔有中心地位。正如美國在20世紀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那樣，在21世紀，中國也將取代美國的地位。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對此，巴奈特認為，美國應該作出明智的選擇，順應歷史潮流，不要作無謂的抵抗。中國將不僅是規則的遵守者，而且將是規則的制定者。
面對許多對中國政治改革的批評，巴奈特不以為然。他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必定會推動民主進程。中國現在民主發展“滯後”不是民主發展太慢，而是經濟發展相對太快。
巴奈特不主張美國對外輸出民主。美國自己的民主也是經過血的洗禮、長期發展的結果，婦女和黑人為獲得選舉權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因此，他認為那些主張輸出民主的人在文化上有傲慢之嫌。他更認同於美國對外“輸出安全”。巴奈特認為美國應該淡化意識形態。如果以前美國以政治標準選擇“志同道合”的盟友的話，現在則應該以“經濟利益”的杠桿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朋友。
巴奈特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環境的惡化，尤其是不均衡發展深表憂慮，他認為“火車頭跑得再快也快不過最後一節車廂”來說明扶貧在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此外，他預測在2025年，中國將變成一個政治上的多元社會。
巴奈特非常重視中美兩國間的人際交流，認為面對面的交流有利於形成對彼此的正確認識。
“在各國相互連通（connectivity）的過程中，人際關係和交流至關重要。在未來10年中，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都面臨改朝換代的問題。因此，中美這種幾代人之間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對新出現的中美之間的戰略同盟關係都是至關重要的，”他指出。
巴奈特告訴《華盛頓觀察》週刊說，他事業中的一大要務就是建立這種人際關係。他已經結識了不少中國的“同齡人”：即那些步入權力和影響圈高峰的40多歲人。“在6月份，我會到北京，希望可以拜會舊雨新知，建立新的關係，強化舊的關係。在這方面，中美兩國仍然任重道遠。”
為什麼美國對臺政策的“戰略模糊”已經不合時宜？
“美國不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台灣。如果‘台獨’分子一意孤行，執意同大陸挑起戰端，就讓他們自己去承擔後果，不要將美國牽扯進去，”巴奈特說。他在《行動藍圖》中指出，如果美國因小失大，為了台灣而同中國開戰，將對世界“核心”造成巨大的震蕩。在台灣問題上同中國開戰是把美國和中國變成二流國家的最快途徑。巴奈特發聾振聵的觀點可能會讓‘台獨’分子坐臥不安。
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一直採取了戰略模糊的政策，從大陸和台灣兩邊獲利。然而，巴奈特對此並不茍同。
“我沒有對美國的對臺政策進行再思考。我只是第一次明確地闡釋了這個政策。這非常重要。在五角大樓中有許多人和部門（尤其是空軍和海軍）以台灣因素作為藉口，一方面為不必要的軍購進行辯護（以至讓陸軍和海軍陸戰隊沒有必要的資金進行全球反恐怖戰爭），另一方面也阻止中美兩國進行軍事合作，發展兩軍關係，”巴奈特說。
“我最大的擔心是現在要保留戰略模糊的話，將會讓台北在它自己挑選的時間，自己選擇的條件下，引發中美的戰爭。這將極大地威脅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長期戰略利益。”巴奈特告訴《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現在美國應撤回對台灣的安全保證，以免除有朝一日台灣領導人突然心血來潮，採取非理性行動，將兩個核大國捲入戰端的惡果。”
巴奈特在《行動藍圖》一書中寫到：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第五代、第六代領導人即將在2010年到2015掌權，對美國來說是個戰略機遇。美國如果因為台灣領導人想從大陸永久分割出去，就放棄這個戰略機遇，將是巨大的錯誤。現在以放棄台灣為誘餌同中國結成戰略軍事同盟非常划算，就好比當初美國以極低廉的價格從俄羅斯手裏辦買辦送地得到阿拉斯加一樣。機不可失，如果美國現在不看準時機敲定這筆交易，以後肯定會後悔不迭。
他認為現在是美國放棄台灣，同中國結成軍事戰略同盟的最好時機。在亞洲成立類似北約的組織，讓中國領頭。中國現在有200萬軍人，他們以後在維和行動中將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維和軍人相比，中國軍人的工資將會低許多。
“我也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北韓問題及東亞的導彈防禦問題，為在東亞建立一個北約式的軍事同盟清除路障。有了軍事同盟後，美國不僅可以將在亞洲的軍事力量抽調到中東和非洲，也可以同中國在中東和非洲進行軍事合作。”巴奈特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美國）為了台灣而放棄這麼多同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實在太不值得。”
巴奈特在書中提到，冷戰時期，台灣是制約共產主義在全球擴散的一顆重要棋子，但冷戰已經結束了。時移事易，中國現在實施市場經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中國大陸現在只想維持現狀，是民進黨想完全排除同大陸統一的可能。即便統一後，台灣的政治制度也不會改變。西方也看到，香港回歸大陸，是香港影響大陸多。對西方來說，“放棄”台灣從感情上來說，也不是什麼丟面子的事情。因此，美國要公開攤牌，防止“台獨”勢力越過大陸的底線。
巴奈特認為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為了長遠的理想主義目標，為了“核心”的整體及長期利益，在台灣問題上可以丟卒保車，採取現實主義態度。
《行動藍圖：一個值得創造的未來》（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托馬斯·巴內特（THOMAS P.M. BARNETT）著，普特納姆出版集團（Putnam Publishing Group）2005年10月出版，精裝本448頁，定價26.95美元。
粟德金，《華盛頓觀察》週刊第17期，2006/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