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8／17蘇案再更二審第九次開庭有感

◎鄭揚宜（蘇案平反行動大隊志工，中央大學哲學所博士生，大學講師）

社會不公平，所以不能沒有你

一樣炎熱的夏天，一樣被旁聽民眾擠滿的高等法院第一庭，蘇案再更二審第九次開庭結束之後，我沒有跟著志工團轉移到東吳大學城區部，聆聽律師團針對這一次開庭的法律見解，而是到電影院看改編自真實社會事件的電影「不能沒有你」。

「社會不公平啦！」—故事從2003年一則社會新聞開始，一位從高雄北上陳情的男子武雄，希望政府單位或有力人士能夠協助他，好解決女兒妹仔無法登記戶籍和就學的問題，不過在層疊交錯的科層運作中還是失望了。走投無路的武雄，抱著女兒在忠孝東路和中山南路交叉口的天橋外緣，作勢要往下一跳。

真實的情節被改編成電影，全片黑白的畫面，卻意蘊深遠的透視出底層勞工滿腔憤慨，卻無法宣洩也無處訴說的無力與無奈。

從武雄在天橋上被制伏在地，驚恐的眼神叫著妹仔，到出獄後像大海撈針般，下工後一個人疲憊的惓曲在各個國小門口，只為了碰碰運氣，盲目的在放學人潮中等著妹仔出現，武雄什麼話都不說，工作只為了生存，生存只為了找尋女兒，這一段過程，沒有台詞，沒有言語，卻最讓人動容，因為沒有任何言語可以形容父親思念女兒卻無法相見的痛楚。之後武雄在社會局崩潰大哭，一直到站在船頭，順著船主的手勢，發現妹仔出現在碼頭，後半段的情節，讓我的眼淚沒有停過，電影落幕，我猶坐在椅子上兀自任淚痕乾涸。

依法行政，排除不正常的你

也許是接續著蘇案的開庭，讓我不由得把觀影之後的感慨，連結到蘇案的荒謬之上，也就是科層結構穩定性的基礎，正常的社會與不正常的他者，與其間的吸納與排斥作用。

「依法行政」是公務員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片中的公務員也都依照職權行使職責。從很大的程度來說，科層制就是一種「理性的操作效率」，為了讓社會正常穩定而且有效率的運作，分層負責、分工明確是必要的手段，因為唯有如此，有限的資源才能在龐大的系統中被最有效率的分配。四海豆漿店裡的每一個店員都可以聽你點餐、做個燒餅夾蛋給你、再跟你收銀找錢，雖然有效率，但是一間豆漿店只能同時服務個位數的客人；如果去台大醫院看病，從掛號到候診，再從批價到領藥，至少要花上一、兩個小時，看起來冗長的流程，卻可以同時處理千百名病患，從這個角度來看，台大醫院的運作方式才是真正的效率。

從這裡我們可以瞭解，分工明確的科層制是一種講究效率的理性架構，而這裡卻必須預設一個前提，就是管理的對象也必須是理性的，或說是正常的對象。四海豆漿店沒辦法讓人點雞排，我們也不可能要求台大醫院的醫師幫你掛號收費，提供一條鞭式的服務。

所以，要在正常的社會裡生存，就必須像個正常人，只有正常的個體才會為正常的社會所用，也只有正常的社會才能分配給正常的個體各種資源。

戶政人員：「依照法律.....就算你驗血驗DNA也沒用.....」

武雄：「這瞎米法律，驗啥血，要不然你們拿我的血去驗.....」

於是武雄沒有想到，正常的父女關係是婚生子女，也就是有法定意義上的父女關係。而妹仔是他過去和張姓女子同居時所生的小孩，雖然是他一手拉拔長大，但身為低層勞動者的他，沒有意識到這種父女關係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他更沒有料到張姓女子在跟他同居之前，早已經跟謝姓男子結婚了，所以這種不正常的關係，不僅不被法律承認，也不被正常社會所接受。

片中的公務員看似冷漠，但其實一點也沒錯，每個人都在有限的職權中「依法行政」，要他們做出職責之外的決定，不僅與法無據也於理不合。看完電影深受感動之餘的我們，常會因為其情可憫而批判公務體系的迂腐，卻不瞭解在科層體制的結構之中，此非不為實乃不能也。

但如果沒人有錯，難道武雄和妹仔就活該被拆散，於是我們看到社會局介入以保護之名將妹仔吸納進來，實際上卻拆散父女關係行排斥之實。然而問題不在於戶政事務所的不近人情，也不在立法院門口警衛的不願通融，也不在立法委員的同鄉服務，更不在警政署組長的敷衍太極，而在於武雄和妹仔的不正常父女關係。

立法院警衛說的有道理，「我知道你從高雄來，不過從美國來的也很多，每個人都像你這樣來陳情，那委員都不用開會了。」的確，如果結構沒有管理的機制，那麼台大醫院永遠也應付不了成千上萬的病患。所以問題在於，既然是正常的社會，怎麼會有不正常的個體和關係。

原來所謂的正常，是主流價值的正常，而不是異於主體的他者，不是不諳法律術語的底層勞動者，更不是同居「逗陣」的非婚姻男女關係和非婚生子女，不是流浪漢，也不是性工作者。我們因為促進社會正常運作而自豪，卻以排斥不正常他者為代價。

正常的社會以不正常的他者為祭品

而蘇案的荒謬，就在於他的不正常。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一個正常社會的保證，為了維持結構的穩定運作，所有的不正常都必須像盲腸一樣剪除。於是如果承認當年檢警辦案起訴的草率，法官審理的糊塗與怠惰，不就間接承認了結構的鬆散與無能。於是為了喚起社會大眾對正常的印象，不正常的責任就只能著落在蘇建和、劉秉郎和莊林勳的身上。

另一種荒謬也在於，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就算是當死刑犯，也是三個不正常的死刑犯。正常的罪犯，理應像包青天裡演的一樣，各項人證物證俱全，犯人啞口無言，即便親如父子或高如權貴也只能含淚揮斬。如果深入關心這個案子，就會知道完全沒有證據可以指控他們三人犯案，只憑真兇王文孝死無對證的口供，就必須成為被剔除的不正常好讓社會得以正常運作。

因為，從來只有正常社會脅從不正常的他者就範，而不願面對不正常他者之所以出現的原因。對正常社會來說，存在一個不正常的他者實在太刺眼了，這無異迫使社會必須時時面對自己藉以建構正常社會的不堪面目。

回想起當天開庭的重點，控辯雙方在李昌鈺博士的現場重建報告中針鋒相對，李博士的結論為極可能一人犯案，對控方來說，則要盡一切力量否定報告的可信度。然而我無法理解的是，就算證明兇案現場可容納多人犯案，也始終無法說明為什麼就是蘇建和三人，而不是王文孝第二次筆錄中杜撰出來的謝廣惠、黑點和長腳。於是三個不正常的死刑犯，成為了正常社會的祭品。

故事之外，真實事件中的父女終究透過法律的修改而團圓，蘇案和其他不正常的他者卻還在正常的壓迫之下苟延，盼望社會莫以正常自詡，能夠真誠的面對建構而成的不正常。不能沒有的你，無論在真實生活裡或在電影情節中，指的是不正常關係之下的父女，而在蘇案中，卻是三個不正常的死刑犯。不能沒有的，更是開放社會中的真誠力量，能夠反省思考，正常與不正常的對立，是有可能被取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