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岩波書店《後醍醐天皇》的封面。本書的課題在於藉由探討日本史上重大轉變時代所出現的後醍醐天皇（1288-1339，在位1318-1339）的實像與虛像，考察這位天皇所引發的政治史、思想史上的各種問題。過去先行研究中，後醍醐天皇的「新政」屢被當作中世日本的個別專題來討論，雖經史家網野善彥（1928-2004）努力，被擴大為貫通日本歷史的民族史方面問題，但直到平成三十年（2018）本書問世，析論後醍醐的「新政」從中世、近世至近代對日本歷史的影響與意義，始得以刺激日本學界從更廣闊視野重新思考後醍醐這位人物及其政治計畫的相關問題）

【譯前說明】

本文譯自序言。作者主張，在內亂中挫敗的後醍醐天皇的「新政」，其後經歷五百年歲月演變為「名分論」與「國體」思想，如幽魂般咒縛著近代日本。其後醍醐天皇論不把日本的王權論侷限於中世，而當作貫通歷史的全體史來認識，否定並修正了網野善彥「後醍醐乃異形異類」之觀點。在此介紹的作者與森茂曉（1949-）、龜田俊和（1973-），以及未及介紹的石原比伊呂（1976-），四人儘管研究射程各異，按學界輩分又分屬兩代，卻不乏交疊共織之處，充分展現近年日本南北朝時代史研究的新動向。

【作者簡介】

兵藤裕己（1950-），愛知縣人。昭和五十九年（1984）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平成十三年（2001）以論文《平家物語的歷史與藝能》取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學習院大學文學部教授。研究領域為中世日本的文學與藝能，不但從物語本身的「傳述」，也從外部的王權、與近代的關係諸視角解讀《平家物語》、《太平記》等軍記物語，跨越文學與歷史學的界線展開論述。著作《太平記「講釋」的可能性》獲三得利學藝獎，《「聲音」的國民國家・日本》獲山梨文學獎，另著《口傳故事概論》、《王權與物語》、《物語・口述・共同體》、《被演出的近代》、《琵琶法師》、《平家物語的讀法》、《後醍醐天皇》、《物語的近代》等。

〈後醍醐天皇的實像與虛像〉

南北朝的動亂

後醍醐天皇（1288-1339，在位1318-1339）的時代，是形成日本政治、社會、思想、文化一大轉換期的動亂時代。

動亂肇始於後醍醐天皇討伐鎌倉幕府的計畫，元弘三年（1333）幕府滅亡，三年後的建武三年（1336）後醍醐的新政權由於足利尊氏（1305-1358）謀反而解體後，南朝、北朝兩個朝廷並立，樹立擁戴不同朝廷的武士們相互爭戰，引發全國性的內亂。

超過半個世紀的動亂時代，大為改變了日本列島的社會形態。例如，家族、村落等基於原有的共同體的結構出現變化，此外，一揆、一味同心等不靠血緣、地緣建立起來的人的連結，創造出日本社會新的社會編制的可能性。

人與土地的支配及從屬關係、女性與社會上少數群體的地位，也以南北朝時代為界出現重大變化。

在日語的世界裡，這時代是從古典日語過渡至近世、近代日語的時代。文化史方面，能樂、茶道、插花等今日被視為「日本式」的各種技藝，許多都源自南北朝的動亂期。

像這樣形成日本政治、社會、文化一大轉換期的南北朝動亂的肇始者，即是日本史上極為特異罕見的帝王後醍醐。本書透過探討後醍醐天皇的實像與虛像，考察這位天皇所引發的政治史、思想史上的各種問題。

從王朝歷史故事到《太平記》

後醍醐天皇生於正應元年（1288），文保二年（1318）虛歲三十一歲時即位，延元四年（1339，北朝曆應二年）五十二歲時於吉野的行宮逝世。

公家社會深刻體認到後醍醐這位天皇的存在，此一現象充分反映在文學著作《增鏡》裡。《增鏡》是自《大鏡》展開的一系列王朝歷史故事（所謂「鏡物」）的最後一部，從後鳥羽上皇（1180-1239）的治世及其討伐鎌倉幕府失敗（一二二一年承久之亂）講起，一直講到元弘三年（1333）後醍醐天皇討幕成功為止。

《大鏡》、《今鏡》、《水鏡》、《增鏡》一路接續下去的王朝歷史故事，到後醍醐天皇討幕畫下句點。總之，這意味著講述公家社會歷史即足以代表「日本」歷史的時代，到後醍醐天皇時已結束。

講述後醍醐天皇討幕事蹟的《增鏡》，並不繼續講其後建武新政引發的混亂，以及這個新政權短短兩年便瓦解之後的南北朝戰亂。因為，對於後醍醐討幕成功後開啟的混亂與戰亂時代，王朝歷史故事的敘事方法根本應付不來。而記述這種混亂與戰亂時代的是《太平記》。

《太平記》一如後述，意圖作為記述室町幕府創始事蹟的某種正史，由足利政權有關人士編纂而成。從後醍醐天皇即位起筆的第一卷，在開頭處評論其治世「上違君德……」，另一方面又讚揚天皇親自裁決訴訟案件，飢荒發生時抑制米價上漲，果斷拯救窮困的庶民。

作為天皇，後醍醐對政治的熱情堪稱過度，被人評為「命世亞聖」。但同時也被評為，其政治手段與其說是王道，實則更近乎霸道。

是「賢才」，還是「瘋狂」

《太平記》裡的後醍醐天皇像，與該書階段式的成立過程有關，混雜著正反兩面的評價。據描述其駕崩之事的第二十一卷記載，罕見的帝王風範，「自延喜天曆以來，如先帝聖主神武之君，未曾有也」（〈吉野新帝受禪事〉）。

同時代的北朝公家中院通冬（1315-1363），在接獲後醍醐天皇逝世消息後，回顧後醍醐的治世，稱：「諸道再興，盡在彼一代，賢才卓爍于往昔」，哀悼其死「乃天下之重事」、「愁嘆之外無他」，可知後醍醐天皇實為罕見帝王（《中院一品記》曆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條）。

另一方面，後醍醐無視先例的政治手段及不看家世門第任用人才的做法，遭到南朝的公家北畠親房（1293-1354）批評（《職原鈔》、《神皇正統記》），而北朝的三條公忠（1324-1383），也猛烈批評其治世全是「瘋狂之舉，後代豈可因循也」（《後愚昧記》應安三年三月十六日條）。

從三條公忠、北畠親房等上層貴族的角度來看，後醍醐天皇不依據先例而實行的政治，確實是「瘋狂之舉」，按照公家社會的常規是不能「因循」的。

《後愚昧記》對後醍醐的批評「瘋狂之舉」，這詞經常背離原意，被人引用來強調後醍醐的王權是怎樣異常、奇特。但必須注意的是，只就《後愚昧記》來看，「瘋狂之舉」的評價，是一味墨守敘位任官先例且想保住門閥貴族既得利益者的發言。

部分公家讚揚其「賢才」，但也正因「賢才」之故，過度的政治熱情，反招來「瘋狂之舉」的批評。

中世史家佐藤進一（1916-2017）就後醍醐的評價「瘋狂」，先是推論後醍醐想打破貴族階層牢固之門閥觀念的果敢嘗試，會有怎樣發展並達成何種結果，接著說三條公忠的反應耐人尋味（《日本的中世國家》）。對於後醍醐天皇所籌劃的「新政」的評價，是有必要回到佐藤這穩當的看法上來進行思考的。

「怪僧」與「惡黨」

過去強調，後醍醐天皇的討幕企圖與之後的建武新政，跟他經「怪僧」文觀（1278-1357）引介崇信密教，以及跟被視為「惡黨」的武士都有所關聯。

後醍醐天皇崇信真言密教，受文觀傳法親自唸咒修法，是事實無疑。此外，透過文觀及近侍日野資朝（1290-1332）、日野俊基（？-1332）等人接觸號稱「惡黨」的土豪階層，將這批人編入討幕戰力，還有在建武政權下，讓楠正成（？-1336）、名和長年（？-1336）等「惡黨」出身、來歷不明者出任政權要職，也全是事實。

在此冒然重提，「惡黨」一詞，係鎌倉幕府體制對反體制危險分子之稱呼。

再者，被真言宗內部的對立勢力詆毀為「異類」、「異人」的文觀，在經歷這類誹謗中傷之後，又被稱為「邪教」真言立川流的中興之祖。不過，就今日研究水準觀之，文觀弘真為學識淵博之真言僧的實像已被闡明，文觀的「怪僧」、「妖僧」形象以及作為真言立川流中興之祖的說法，被認為不過是世俗之見而遭到否定。

後醍醐天皇史無前例的政治手段，以密教及（更重要的）中國宋代儒學為後盾。這點可從同時代人兼好法師（1283？-1352？）的《徒然草》所記之事中窺知。

《徒然草》所描述的後醍醐

關於後醍醐天皇的皇太子時代，《徒然草》二三八段有以下一則軼事。

後醍醐天皇還是皇太子時，兼好拜訪了在東宮御所服侍的堀川大納言（具親，1294-？，元弘元年（1331）就任大納言），大納言一面不停翻查《論語》，一面說皇太子殿下想看《論語》裡「惡紫之奪朱也」的段落，下令找出該處，眼下正在查找。於是兼好告知出自第九卷某處，大納言聽後十分高興，將《論語》第九卷帶回東宮御所。

這是通曉儒學經書的兼好在炫耀才學，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後醍醐當皇太子時想看的《論語》裡的一段。「惡紫之奪朱也」是《論語‧陽貨篇》的一段，與子路篇的「子曰必也正名乎」在《論語》裡皆是展現「正名」（端正名分）思想之處。

中國南朝梁代的儒家皇侃（488-545）的《論語義疏》（《論語》的古注）第九卷指出，周代崇尚朱色（紅色），以朱色為正色，紫色為間色（雜色）。然而世人多好紫色，正色的朱色漸漸被奪去地位。《韓非子‧外儲說篇》記載齊桓公（春秋五霸之首）愛好紫色，世人仿效之。正色的朱色被奪去原本地位，象徵著霸道昌盛、王道衰落的局面，此即孔子所厭惡者。

從日記《花園院宸記》（正中元年（1324）十二月晦日條）可知，花園上皇（後醍醐皇太子時代的天皇，1297-1348，在位1308-1318）也曾讀過皇侃的《論語義疏》。兼好自不用說，而精通和漢之學的後醍醐天皇，當然也知道《論語》的皇侃古注了。

皇太子時代的後醍醐特別重視《論語‧陽貨篇》裡的這一段，此軼事是否屬實已無從稽考。不過，兼好藉此譏諷後醍醐之後的政治、軍事行動，是毫無疑問的。換言之，後醍醐天皇還是皇太子時，便已湧現討幕的念頭。

兩種天皇形態

同時代人一方面將後醍醐天皇的「賢才」評為「卓爍于往昔」，另一方面又將出於「賢才」而對政治的狂熱評為「事事皆瘋狂之舉」。

雙方都呈現了片面的真實，但歷來對後醍醐天皇的評價褒貶不一，在這之中盡可能一致地掌握矛盾與分裂並存的後醍醐天皇像，為本書之目的。

構成日本史上一大轉換期的南北朝的動亂，當然不能只歸咎於後醍醐這位天皇的個人資質與性格。

動亂的原因，實則在於十三世紀後半的元寇（蒙古襲來）至鎌倉末期之間，日本社會所累積的各種政治、經濟矛盾，以及無法妥善處理的鎌倉幕府統治體制結構上的缺陷。

就此意義上來說，後醍醐天皇的討幕計畫，可謂回應時代的需求。然而討幕後實現的「新敕裁」（《梅松論》）政治，僅維持兩年便受挫崩解，天下演變為南北兩朝並立對抗的時代。換言之，即是欲樹立天皇親裁萬機之政治體制的後醍醐天皇，與擁戴持明院統（北朝）天皇以圖再興武家政權的足利尊氏之間的鬥爭。

由天皇「敕裁」（天皇親政）的政權、天皇把統治權委任給武家的政權──這兩種近世、近代所繼承的天皇制形態，可謂隨著後醍醐的「新政」計畫及其挫敗，以南朝對北朝的形式變得表面化了。這在之後的日本政治史上，也漸漸變成意識形態方面的最大爭議點。

例如，自南朝重臣北畠親房所著《神皇正統記》開始，到近世由水戶藩編成的《大日本史》，再到近代的國定教科書為止，南北朝的正閏（正統與非正統）問題始終是敘述日本史時最重要的課題。

尤須注意的是，除了南朝對北朝或公家對武家的對立軸外，後醍醐天皇的親政（王政），還把跟過去不同次元的對立軸帶進了政治史與思想史的領域。不同於天皇與臣下（公家、武家）的君臣上下構造，天皇不經臣下直接統治「民」，即一君萬民的天皇制，可謂源自後醍醐天皇的「新政」計畫。

探究「何謂天皇」的天皇

這個南北兩朝歷經數十年對抗的動亂時代，在近代以前是天皇最被當作意識形態問題的時代。南北朝的動亂，因明德三年（1392）的和議而暫時平息。但之後在反幕府、反體制的動向中，打著大義名分旗號起兵擁戴南朝（實際上是後南朝）的活動，又斷斷續續持續至十五世紀後半應仁之亂的時代。

到了近世末期，在當時緊張的對外局勢與危急的政治情況下，後醍醐天皇的政治手段伴隨南朝正統史觀，再度被叫上政治史的前台。

例如，近世幕末的「志士」們（明治維新的元勳們）所實現的「王政復古」，被視為建武「中興」的再現。近代的天皇制國家，參照後醍醐天皇的王政（天皇親政）而成立。

就此意義上來說，後醍醐天皇所謀劃的「新敕裁」政治，可謂咒縛著近世、近代的日本社會。

南北朝動亂的主角後醍醐天皇，也是近世、近代所繼承的天皇問題的主角。對後醍醐天皇的實像與虛像進行探討的本書，將把歷史上的後醍醐天皇以及因其「新政」計畫而浮現出來的天皇論述，當作一個考察的重心。

譯自：兵藤裕己，《後醍醐天皇》（東京：岩波書店，2018），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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