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別讓「監督政府」美化狗仔隊只求利潤的行徑
作者：管中祥（傳播學生鬥陣成員）
來源：投稿
轉路自南方（如果沒記錯的話）


「民代公款集體買春」、「阿扁唯親是用」、「議長炮兵團大陸荒淫」，一個個斗大、聳動的醒目標題出現在「壹週刊」的封面上，雖然這些內容對習慣於黑金政治及八掛醜聞的台灣讀者而言，不算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內幕，但配上「養眼」、「模糊」「真實」的照片後，確實增添了不少吸引力，這也是「壹週刊」能夠在台灣襲捲風潮的重要因素。

這些由狗仔隊費盡辛苦、現場直擊得來的戰果，正是「壹週刊」的賣點與特色，也突顯了「壹週刊」在揭發政治人物醜陋面貌之餘，能夠藉此馳騁市場，大飽私囊的高明手段。事實上，「壹週刊」尚未正式登台前，台灣的娛樂新聞便已開始批評香港狗仔隊的採訪方式不尊重藝人隱私，正式發行後，「文化界」更發出猛烈炮火，對狗仔的行徑大肆數落一番，認為將導致台灣媒體惡性競爭，甚至敗壞社會風氣、侵犯人權。雖然，此間對狗仔隊的評價貶多於褒，但也有人給予肯定，一種是認為狗仔隊鍥而不捨的扒糞精神值得台灣記者學習，另一種則稱揚他們發揮了第四權的監督職能，揭開政客名人的虛假面具。

「狗仔隊的精神其實是一種鍥而不捨追新聞的精神」，這是黎智英自己對狗仔隊的評價，他在接受「新新聞週報」訪問時，也指出台灣記者「比較被動」，永遠關心新聞「採訪完了沒有？」，而不像香港記者以「這新聞是我的」的態度一直追蹤下去。

確實，狗仔隊追蹤新聞的精神，是許多只會等待消息來源餵養新聞的台灣媒體所比不上的。不論是學術研究或實務操作都顯露出，台灣的記者過度依賴消息來源提供「公關資訊」，只會仰人鼻息，跟著消息供應者的衣袖起舞。更甚者，有些媒體工作者連新聞都懶得採訪，稍加改寫中央社、電子報的及時新聞或其它早、晚報的內容，就可以交差了事。特別是最近一當「壹週刊」揭露出某些消息後，許多媒體便緊追「壹週刊」的尾巴猛抄新聞，更曝露在市場邏輯下，商業媒體只想搭乘順風車以節省成本、分食大餅的苟且心態。

相較於狗仔隊的積極扒糞作為，台灣的媒體自當有檢討之處，不過，若以此認定狗仔隊便是監督政府的「看門狗」、是第四權的象徵，似乎是過於簡單。

第四權（或第四階級）是伴隨新聞自由而生的觀念，兩者皆以國家作為對抗的對象，強調政府不得干預媒體運作，如此媒體才能發揮監督政治部門的第四權職責。在英國，第四階級的概念主要是起源於自由派對傳統君主封建勢力的對抗，反對英國政府以「知識稅」限制報業自由經營，他們主張，賦稅不能成為意見表達的門檻，在自由、公平競爭之下，良幣將能驅除劣幣，並且強調唯有透過意見自由市場運作才得以彰顯「真理」。

這樣的理想表面上是獨立報業為爭取新聞自由、掙脫國家控制所展開的對抗行動，而媒體在不受政治部門控制的情況下，也確實較能發揮「監督」的功能。不過，換個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才是這些媒體意圖擺脫操控，進而能夠自由經營的主要因素。在當時，支持廢除知識稅的英國國會議員便主張，如果停止徵收印花稅，可以鼓勵擁有資本的人投入這個正在擴張的市場，並且吸引廣告主在無政治力量的干擾下，順利成為利潤市場的一員。對此，英國報業研究者 Asquith 便語帶諷刺的說：由於廣告為報業提供了經營的最起碼條件，使得報業的不再屈從國家的魔掌而獨立自主，因此，廣告才是報業得以成為所謂第四階級的最重要原因。就這樣「廣告」與「新聞自由」、「監督政府」自此結下纏綿悱惻的不解之緣。

這個道理就像客觀性的起源一樣，因為報紙若是立場鮮明、過於激進，以批判時政、倡議革命為生，銷售對象只會是立場相同的支持者，自然會讓廣告主望之卻步，不願投資，對媒體及廣告主而言白白失去另一片美好江山，相反的，如果新聞能夠客觀中立、兩面並陳，就能為報社吸引更多的讀者，廣告主也不會放過這塊大餅。易言之，客觀中立或者與政府對抗，根本就不是資本主義報業的主要目的，只是他們尋求生存的技倆罷了。

然而，吊詭之處便在於此。雖然，媒體資本家不會傻到要與國家決裂，但發揮某種程度的「監督」之責，卻能建立正當性、符合人們對媒體的期望，並且以此為由增加銷量。正如同英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 James Curran 所批評的，傳統自由主義將私有媒體當作公眾守望者的觀點，除了合法化自由市場對廣播電視事業（私有化）的改革目標，同時也正當化報業資本主義組織能夠不受約束地持續運作，進而合理化其擴大利潤的目的。也因此，我們無須給予狗仔隊過高的評價，他們也不過是複製歷史上的慣用技倆與說辭，在現實上，就像絕大多數政論性 call in 節目一樣，「政治」也不過是他們牟取利潤的商品，「監督政府」並非他們的目的，而只是一種商業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