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國家的電影研究方法中，國族電影(national cinema)可說是許多國家在面對好萊塢電影在文化上和經濟上的侵略與宰制時，所因應而起的一種策略和抵抗。在這種觀點下，所有國家的電影不是想和好萊塢競爭(如英國電影) ，就是模仿好萊塢(如加拿大電影) ，要不就是可以與好萊塢匹敵(如印度電影) 。然而，這種從好萊塢中心出發的研究觀點，充其量只能指出其他國家電影和好萊塢電影的異同，基本上仍是一種依附好萊塢主義的思維。法國知名電影學者蘇珊‧海華(Susan Haward)在其研究法國國族電影的著作French National Cinema一書中，對國族電影的意涵所提出的看法，顯然就較為宏觀且具文化自主性。她認為國族電影的研究與價值應該在於整理、描述與分析該國電影如何表現其歷史、文化或是電影美學等面向的國族經驗(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

海華的觀點為影像的閱讀與歷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除了傳統電影美學與技術發展之外的面向，亦即影像所可能負載的歷史文化記憶與內涵。

從這個角度觀看電影(不管是劇情片還是紀錄片)，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好萊塢的猶太人或是以色列電影局每年要花費鉅資，資助影像工作者長期且大量地拍攝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遭受德國納粹迫害的各式紀錄片。他們正有計畫地透過影像無遠弗屆的傳播力與快速直接的穿透力，為猶太民族遭受大屠殺與滅族危機的悲慘經驗，留下影像的記憶與難以消抹的歷史證據。

相較於猶太人的自覺與積極，同樣有著巨大歷史傷口的台灣人，在影像的整理與記憶上，就顯得蒼白與荒涼了。在將近八十年的台灣電影歷史中，我們幾乎
只有少數幾部正面談論歷史事件的劇情片：描述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城市》(侯孝賢執導)、五0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的《超級大國民》(萬仁執導)和《好男好女》(侯孝賢執導)以及兩岸分離的《香蕉天堂》(王童執導)和《海峽兩岸》(虞戡平執導)) ；至於紀錄片，較為知名的則有紀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徵調／誘騙台灣婦女從事慰安工作的《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事》(楊家雲執導)、五0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的《血染的青春》(蕭菊貞執導)、《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關曉榮、藍博洲執導)和《春天－－許金玉的故事》(曾文珍執導) 、大陸老兵的《紅簪子》(蕭菊貞執導)和《山有多高》(湯湘竹執導)。

雖然以影像紀錄台灣歷史的影片如此稀少，但，或許是因為歷史事件本身的高度爭議，或是事件背後人心的堅強勇敢與豐沛情感，這些影片總在光影的交錯之間，流露出一股深厚而動人的力量。去年獲得第三十九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和《山有多高》就是這樣的影片。

許金玉是五0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眾多受難者之一，她原本是一個養女，十四歲開始做女工，二十四歲進入台北郵局工作，因為參加讀書會，受了思想上的啟發而走上工運之路，卻換來了十五年的牢獄之災，從此改變了一生的命運。走過巨大的歷史創傷，今年已經八十歲的許金玉不曾後悔，也沒有怨懟，她依舊對台灣社會的未來高度關心，依舊積極地參與各式活動，甚至生氣勃勃地學習電腦和上網。對於這樣一位始終堅持理想，始終保有豐沛生命力的歷史人物，《春》片導演曾文珍除了利用訪談許金玉和其他受難者的方式，企圖接近歷史真相之外，她避開了尖銳的政治議題，克制了煽情的影像手法，將可能極為討好觀眾的控訴與悲情轉為對生命的思考與關照：她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事件？如何面對這一段人生經驗？如何在經歷過這些之後，以無比的勇氣堅強的活著？曾文珍選擇的角度，不僅召喚了台灣曾經失落的歷史記憶，更凸顯了超越影像與歷史之外的人本思考與價值。

在紀錄片的三角形溝通結構中(即影像工作者、影片主角、觀眾)，《春》片是影像工作者曾文珍以第三者之姿，企圖透過影片主角許金玉向我們傳達關於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與影響；《山》片則是導演湯湘竹企圖從第一人稱的角度，近距離觀看、思考與傳達他父親的故事，一個重要卻總也在台灣影像的歷史中缺席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湯湘竹正忙於將妻子腹中新生兒的超音波影像剪進他的第一部紀錄片《海有多深》，但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他接獲了父親中風的消息。他決定在父親康復出院後，陪著父親回到他夢中時常思念的故鄉－－大陸湖南。湯湘竹以他從小出生的新竹山區為影片拍攝的起始點，交互拍攝年邁父親返鄉的種種歷程，以及兒子從出生開始的成長過程。一路跟著父親的鄉愁回到湖南，迎面而來的湘字，雖然引不起湯湘竹太大的感覺，卻迫使他停下腳步了解父親的生命歷程，甚而回頭思索自己對生命源頭的記憶：｢如果每個人對生命源頭最初的記憶，也算是鄉愁的話，那我的鄉愁又在哪裏？｣

湯父的鄉愁是國共戰爭、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的大歷史所造就的；湯湘竹的鄉愁困惑則來自於台灣外省第二代所面臨的身分認同問題。雖然隨著時移事往，隨著老兵凋零，隨著兩岸的開放與往返頻繁，這樣的鄉愁，這樣的困惑依舊是台灣獨特的歷史經驗。《山》片雖是湯湘竹對家族歷史的追尋與自身生命的省思，卻在台灣以影像紀錄歷史的付之闕如中，提供了一頁可貴的家族史，讓後代得以想像／窺見這段即將消逝的國族歷史與鄉愁。

台灣如此多舛的歷史命運，卻僅有如此屈指可數的影像記憶，因此，不難想見，一向不受主流文化關注的台灣原住民族群，自然也在影像的選擇中被長期地忽略了。所幸，隨著影像運動的普及，以及弱勢族群的自覺自醒，台灣的影像紀錄中慢慢出現了原住民的身／音影。向來標榜著非主流與獨立製片精神的纯十六影展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難能可貴的現象，因此在即將舉辦的影展活動中，安排了去年以《夢幻部落》獲得金馬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的導演鄭文堂新作《風中的小米田》，以及受過專業影像教育，且本身即為原住民的馬躍．比吼拍攝原住民的紀錄片《揹起玉山最高峰》。而不管是感嘆原住民文化日益沒落的《風》片，還是紀錄東埔布農人為台灣登山運動付出的《揹》片，都為台灣的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留下了可貴而動人的影像紀錄。這些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失落的歷史、記憶與鄉愁豐富了台灣國族電影的面貌與意涵。

★台灣日報，2003年5月16日http://filmism.com/article.php?id=0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