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親職主義和解放論看校園中的無聲戰爭

----直昇機父母與機車老師            李章瑋

p.s.發表於2011「人權風‧瘋人權：人權理念的傳播與落實」國際研討會」

壹、前言

人權教育議題在臺灣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以課程融入的方式實施已逾十年；我有幸在十年前即參與臺北市教育局所舉辦的人權教育種子教師工作坊，迄今仍持續關注此議題在教育領域的發展現況與困境。在這段期間，因著生涯規劃之緣故，筆者也擔任了組長、主任、級任教師以及科任教師等等不同實務場域中的角色體驗與經歷。對於我們是否能由傳統文化(這意謂著組織文化、社區文化、學生次文化等)的脈絡之中，孕育出以人性尊嚴為基礎，並達成建立人權與公民法治社會的願景，卻有著令人不得不去面對的深層憂慮。

在此，我以David Archard在「Children:Right and Childrenhood」(Archard，1995)一書中所提及的「解放理論」(liberation theory)和「親職主義」(caretaking theory)的兩個思考理路，去論述存在於校園文化中的衝突現象；並以最近經常出現在媒體的「直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和源自本土文化的「機車老師」、「小白老師」等帶著戲謔的校園次文化語言，作為這場正在校園中進行的無聲戰爭的扭曲圖像與絮曲。而我也進一步用日用語言為例子，說明在「解放理論」(Liberation)和「親職主義」(Caretaking)不同的思維與價值，以及典範的衝突與轉移的可能性。

我認為教育工作者可以藉由理解親職主義的侷限性，並能以解放理論來提振學生的人格自由與平等地位，而這有助於制定符合人權普世價值觀，並能開展出立基於人之尊嚴的教育政策與教學實務，。

貳、親職主義的傳統                                                                

        親職主義的想法不僅淵源流長，而且深入人心，幾乎成為傳統文化教育價值的主要典範(paradigm)；不論是朱子治家格言中，言之諄諄的「教子要有義方」，或是在台灣俗語的「囝仔郎有耳沒嘴」，甚爾在晚輩犯錯時，從「關愛的長輩」口中悠悠說出：「他只不過是個孩子」的托辭等。

追索人類思想文明的進程，始終不乏親職主義的主張；例如：亞里斯多德(西元前 384—322)在他的著作「政治學」中將存在於家庭中的三種權力結構關係界定為：主人與奴隸、丈夫和妻子、雙親和子女這三者之間的主從身分。即使到了當代自由主義者重啟了思想文明的理性之光，鼓吹平等主義的同時，仍然承襲著傳統理性思維，把孩童當作是與心神喪失或心智耗弱者同樣的地位，並因而支持兒童的確是需要重要他人來加以扶持與代理的想法。

親職主義者基本的論述認為孩童不應被賦予自我決定的權利，而父母照顧者(caretaker)的角色則應該為孩童作出最佳的選擇。親職主義者從下面兩個部分，說明了孩童去做自主決定的荒謬性；其一、孩童對於和他們自身或是生活世界息息相關的部分，尚未完全發展出能作出理性決策的認知能力。其二、孩童們往往傾向於在盲目、情緒化的情況下來決定幹什麼事情，而且總落得三心兩意反悔賴皮的結果。為此之故，他們以下列論述作為取消孩子自主決定權利的正當理由：

一、我們應該讓人們有能力去選擇和執行良善的道德；這不僅止於發展孩子的選擇能力就可安然無事。還要諄諄教誨孩子成為分辨善惡的人，在生活上持續有正直行善的表現，不至於沾染上雞鳴狗盜的癖好；對他人有著同理心。我們當然也期待孩童能有文化的鑑賞力，對環境的尊重和對人的關懷。

二、文化和傳統對於人們是重要的事情；人們有歸屬感的需求，並且希冀成為特定社群的一員，共同分享著價值和歷史。這種社群文化脈絡供應了個體，也才能讓個體作出選擇，因此這成了個人自主的必要情境。由此也就順理成章的導論出：父母有權讓他們的孩子生活在大人所認定的習俗和價值觀中，而且如果不去承襲大人的生活方式，小孩似乎也不太可能得到這些寶貴的文化資產。

三、孩童的天賦異稟以及這項天賦的能力是否能夠實現，這兩者間也存在著問題。教養者應該會理解到孩子先天的潛能，不論是運動、音樂、智能或其他部分。這也就是所謂教養的機會成本的觀念。正因為這些孩子的天賦必須被密集和專門的訓練，他也就喪失了自我選擇的機會。如果不是犧牲這些自我決定的權利，沒讓孩童發揮才能，不僅是父母社會的損失，孩子的天賦也會被白白的糟蹋了。(Archard，1995)

參、解放理論的想法

        從教育思潮的淵源流變中去追索「解放理論」的相關想法，諸如：不要讓教育體制顯得那麼的獨斷；學習過程中的合作學習型態；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哲學等等，均和「解放理論」者的主張若相符節。吾人細尋其脈絡，可以在盧梭著作《愛彌兒》一書中看到：｢教育的唯一目的是造就人，不是政治人，也不是社會人，而僅僅是人｣。並且主張返回自然的狀態，意即在自由和人性的前提下，回歸到教育本質去重新思索教育的意義，並且屏除成人世界中加諸於兒童身上不合理的束縛等主張。

   到了二十世紀出現了重要的進步主義思想，則揭櫫了著重個人自由，創造與自然發展的教育主張，以及在教育場域中出現點點滴滴充滿熱情的教育實驗。諸如：A.S.Neill的夏山學校(Summerhill)，以及Michael Duane的Risinghill綜合中學等，以「使學校適應兒童，而非使兒童適應學校」的新想法，體現人本精神並實踐出值得重視的另類教育觀點。

    「解放理論」除了濫觴於上述兒童中心的思維體系，更在1960s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浪潮，尤其對於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批判中擷取了養分。其論點在於主張將婦女和兒童的角色從傳統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代表人物有DanielFarson的｢Birthright｣(1974)和John Holt的｢Escape from Childhood｣(1974)。另外一個基進觀點則由ShulamithFirestone於｢The Dialectic of Sex｣一書中所提出，他認為婦女和兒童在家庭中的角色，受到了生理限制和文化壓迫造成許多不平等現象，因此要對這些壓迫體制大聲疾呼｢少管閒事｣(leave themalone)。

   就像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一書中，考察了歷史背景和社會文明的進展，指明了今日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童年｣(Childhood)階段，是一種社會的人為產物(social artifact)。為此之故，解放論者質疑了以｢年齡歧視｣(ageism)為區分童年時期的恣意標準，以及想當然爾的認定所謂｢孩童｣沒有理性思考能力，或是相對應的行為能力的｢失能論述｣(incompetencethesis)，並據以剝奪了孩童青少年應該享有和成人同等的權利，是一件非常荒謬不合理的事情。因而沈寶瀠(2005)引述Harris的權利模型，提出｢人類因其存在而擁有權利｣的倫理命題；而這也是解放論者強調的核心主張：孩童必須享有和成人一樣的權利，也應該有更多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可能性。

肆、直昇機父母和機車老師

理解了前述「親職主義」和「解放論者」的想法，大致上前者以屏除兒童自我決定為主要的立論觀點，不僅在出發點是「為了孩子的好」，他們也從傳統文化和哲學論述中提出其正當性和合理性；而後者剛好想反，從改革的角度批判了現行體制的錯誤並標記出對於童年想像的荒謬，因而極力主張給予兒童更多的決定與選擇。在此，筆者嘗試以自身的觀察與體驗，運用這兩個在原則性、根本性上面充滿矛盾衝突的重要理論，以分析出現在目前教育的現象。諸如：「直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怪獸家長」（Monster Parents）和校園次文化中的「機車老師」、「小白老師」等口語現象；

一、直昇機父母

天下雜誌曾以「直昇機父母」作為封面主題，在文章中描述(李雪莉，2007)：

這是一群台灣新生的「直升機父母」，是歷史上不曾出現的一批「過度介入」與「過度焦慮」的父母。他們像極了直升機，在孩子上空盤旋，無時無刻守望孩子的一舉一動。

對於現今教育中，這群充滿焦慮的父母很顯然是「親職主義」的受害者而不自知。他們表面上關心子女教育，可是對於教育的目的，諸如培養美的鑑賞能力，卻又不太在意：

位在台灣大學旁的一所小學，不久前由家長舉辦了一場聯絡學童情感的班級音樂會；孩子開心的表演才藝，但活動一結束，媽媽們就圍著方才彈奏蕭邦別離曲孩子的父母，問道：「妳家兒子彈得真棒，從幾歲開始學的？怎麼練的？哪位老師教的？能不能介紹一下？」

這群直昇機父母們幫孩子安排各式各樣「對孩子好」的補習或「不輸在起跑點」的各種活動；參加坊間舉辦的各種競賽，也許只是執著於多拿些「才藝」獎狀獎盃，這豈不是「親職主義」奉行者的「模範」父母扭曲圖像？儘管直昇機父母在孩子童年成長過程中「竭盡心力」，然而我們卻也不能不在此引用「解放論者」的孩童自主決定觀點，提出一些疑慮：

1.             在直昇機父母的過度介入孩童成長過程中，會不會讓孩童喪失自我選擇或自我安排的可能性？

2.             只要遇見問題，都有保護者(caretaker)父母及時出現在眼前的孩童，是否不利於培養出問題解決和自我負責的能力？

3.             以自己孩子為「自我」中心思考的焦慮父母，是否有助於孩子具備與社會群體之間的同理與相處能力？

4.             延續上述，如果孩子在既定框架中成長而無需自我選擇與負責，這些成長過程中的稚嫩、對人冷漠，與社會疏離的副作用，如何在「成年」後，像電燈開關一樣，個體能夠瞬間成熟與轉化？

二、機車老師

在台灣學生次文化用語之中，出現了和「很難相處」類似意義的--「機車」俗鄙用詞。套用在老師身上，就成為「機車老師」一辭；有時這也會相伴著另一個次文化用語「白目」，意謂著「不識相」。

如果運用上述「解放論者」和「親職主義」的論述來分析這個語言代碼現象；此時，原本代替「孩童」決定他的特性、生活、未來的照顧者(caretaker)就替換成了老師這個角色。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正因為親職主義者剝奪了孩童的自主能力，以及潛藏價值中充滿對於孩童的歧視態度，認為孩童是一種欠缺理性思考的完整個體等。於是，面對體制壓迫的青少年次文化的用語，由此另外尋求抗爭的展現。所以這種過於強調地位不平等的老師和學校校園文化等，就變得「很難相處」，而成為「機車老師」的語辭指涉意涵。另外「無視」於學生的興趣想法，或這些學生其實具備了「可以決定事情」的理性與獨立人格，也就被稱為「白目」的人了。

伍、解放論者與人權理念

由於解放論者的主張和現實文化中的親職主義，在基本假設是幾乎相反與衝突的。筆者認為這導致了教育改革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扞格與校園衝突現象，而這也不利於校園人權文化的發展。簡成熙(2003)曾由下面四個觀察點來描述創新教學與傳統教育價值正反論辯的情形，包含：(一)反理性vs.重構理性；(二)技術控制vs. 反技術控制；(三)價值的解構vs.建構；(四)本土化vs.全球化的對壘。此外，林佳範(2001)在提出他對於人權教育推動的憂慮時也提到：「從師生間的教學關係到課程形成的老師、學校、教育行政機關、甚或與家長間的關係，其傳統的倫理價值觀，是否與近代人權理念相齟齬，或許是進行人權教育需先行反省與檢討者」。

如果對照上述的解放論者與親職主義的衝突論述，似乎也可作為前述四種創新教學與傳統教育價值文化的顛覆與註腳。而進一步的檢驗傳統文化，特別是親職主義的相關論述與影響，這有助於理解台灣教育推動人權教育可能遭遇的困難與迷思，並尋求出在類似典範衝突與轉移中的抗爭與出路。

我想用兩個理解的觀點來理解這種衝突的現象情形；

其一、如果老師或是教育行政當局在教育實務工作之中，不去辯證解析這些理念思潮與想法。那麼隨之引導出來的教育政策、教學策略或是教學設計，可是會南橘北枳，天差地遠。這往往讓教育改革工作流於表象，而無法深入文化底蘊去指引出教育改革的方向與對策。

其二、解放論者對於兒童自主與自決的想法，和人權教育重視「人之尊嚴」的理念，兩者之間可以相互觀照、不謀而合。這和林佳範(2001)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人權理念非僅是『人道的關懷』，其更強調個人自我實現之自由與自主性，和個人的獨特性」。由此看來，人權教育的推動以「人之尊嚴」為核心價值時，我們也可一併與「兒童中心教育」的想法來相互理解，在實際做法上則必須立基與學生平等的原則，尊重學生們更多的自由與自主。

陸、親職主義與解放論者的日用語言分析

最後，筆者應用上述的相關概念，試著從日常語言中舉出幾個具體的例證，並檢視解放論者和親職教育的可能語言代碼與型態。希望這幾個簡單的例子和列表，有助於教育夥伴更清晰來把握住這兩者的區別，試著去除些兩者渾沌不明的地方。

附表：親職主義與解放論者日用語言分析舉隅

柒、結語

綜上所述，教育解放論者和親職主義在校園中的無聲戰爭，或許因為彼此的立基點與相互背逆的邏輯價值觀，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繼續持續一段很長時間的爭辯。然而，教育工作者盡可能去辯證釐清這兩者的價值脈絡，這有助於教育工作者更能制定符合人權普世價值觀與立基於人之尊嚴的教育政策，或是教學策略與實施等。

在想像中，儘管直昇機的漩葉拍打聲以及低沉的機車引擎聲讓寧靜的校園出現了傳統文化和社會宰制扭曲機制的喧囂。然而，我也在文章的最後試著用語言分析的形式，探索解放出路的可能性，並期望能和夥伴老師一起在教育場域中繼續奮戰與實踐。

捌、參考書目

Archard,David.(1995) Children:Right and Childrenhood。 London: Routledge。

Postman,Neil原著，蕭昭君譯(2003)。童年的消逝，台北：遠流。

沈寶瀠(2005)。兒童是未來的公民？----從兒童的公民權之角度探討兒童權利。應用倫理研究通訊，34期。

李雪莉(民96)。別當直昇機父母。天下雜誌，368期。民99年7月4日，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id=2955

林佳範（2001）論人權理念與教改理念的一致性－從法治教育的言教與身教說起。台灣教育，611，35–45。

簡成熙(2003)。創新教學的哲學省思──從分析到後現代。教育研究集刊。第 49 卷第 3 期。

劉長菁。日本怪獸家長。親子天下。民99年7月4日，取自http://parenting.cw.com.tw/web/docDetail.do?docId=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