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名為再論，乃因筆者之前已撰有〈論中華文化的善化功能〉一文，發表於「第四屆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啟動宗教、哲學與科學相結合的時代──中華文化與宗教、哲學、科學之關聯性」。[1]論文主旨，大要在從西方近代文化所結穴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近年來明顯出現衰敗之象，而論及中華文化傳統對此可能有的補偏救弊功能。

論文對此課題之處理，係先釐定西方近代文化之本質，在價值中立的知識之學，其弊則在道德生活出了問題。亦即：當科技發展、社會開放，導致宗教信仰萎縮，不足以安頓人的生命價值之時，生活即陷於過度外求、過度消費的歧途。然後進論中華文化傳統即以道德生活之實踐為主，足以納西方文化之精粹於道德生活中而予以價值之貞定，遂分就宗教、哲學、科學三層面論其善化之道，即宗教之人文化、哲學之實踐化、科學之道德化。最後以中西文化精神實亦一體之兩面，為辯證地相即作結。

由於此文係呼應研討會之主題，僅針對宗教、哲學、科學之道德化作一宏觀式的抒論，而未及對中華文化或儒學最核心的關懷：生命，就中西文化之性格差異作一較論，以是遂有本文之再論與繼作。

原來所謂道德生活出了問題，若不從生活外圍的宗教、哲學、科學活動去觀察，而直從生活內部的生命存在去體察，那麼所謂出了問題，實可凝聚為正負兩端。就負面而言，是生命的創傷如何療癒的問題，就正面而言，是生命的推擴以愛人潤物如何才能有效進行的問題。此兩問題的對應之道，中西文化傳統由於性格之差異，實各有長短，如何互補相融以成兼美，亦應為當今儒者所關切者也。

按生活在近代西方文化格局下的現代人，其生命之孤寂、感情之苦悶、人際之疏離，凝而為心理、精神之嚴重病痛，已久為吾人所知。憂鬱症將取代癌症、愛滋病而成為二十一世紀之明星疾病，亦已有愈多人提出如此警告與預言。但檢視迄今為止依西方文化格局所提出的因應之道，仍大體重在或止於症狀之緩解；至於如何治本？頂多只能漸有此問題意識，而迄未有解。儒學（廣義之儒學包括道、佛，蓋三者已在歷史長流中實踐地相融為一體也。）既深研心性，徹法源底，對惡或生命病痛之何自來？如何化？當然有深刻之了解與修行之體驗，而應足以為西方式的心理輔導、精神療癒之學更進一解。當然，儒學同時亦當吸納西方之資源以有助於儒學在此一領域之現代化。遂構成儒學在關懷生命此一核心課題上與西方文化融通的第一項子課題。

其次，近代西方發軔於十五世紀文藝復興之浪漫愛浪潮，到民初五四前後，亦伴隨科學民主同時傳入中土。百年來在女性啟蒙、兩性漸邁向平等的大潮流下，愛情浪潮亦對傳統男尊女卑的兩性格局、以男女分工傳宗接代為主要功能的家庭制度，產生劇烈的撞擊。但舊禮已壞，新禮未生，實源於西方浪漫愛之有始無終，所謂「結婚是愛情的墳墓」。而西方人之傳統婚姻所以仍得以維持，實有賴於宗教信仰之規範而非愛情。遂使愛情婚姻，打成兩橛，不成一體。近世西方基督信仰萎縮，男女關係任情而流，愛情更易變質為情慾，其愛情生活之缺憾遂更見明顯。而儒家之學善於疏浚泉源，湧現愛能，以實現仁者愛人的人性理想，當能以理生氣，幫助西方剎那生滅的愛情浪漫境界，在落入人間體制之後，仍能在愛情生活的心性修持中存活與重現，並從而建構出融中西感情文化於一爐的新家庭制度。此則應構成儒學在關懷生命此一核心課題上與西方文化融通的第二項子課題。

以下，即針對此兩項子課題予以進一步之析論。

二、關於生命療癒的中西融通之道

１、儒學的輔導傳統及中西異同

論及心理輔導之學，儒學本有其自家傳統，此即心性之學與師友之道，如陸王心學、程朱理學，合言之亦何妨總稱為中國式的心理學？又如《論語》有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2]又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3]合言之亦何妨總稱為中國式的輔導學？

當然，若與西方輔導學相較，是有異同的。其大同自然是同屬對生命本身的關懷，但其大異則在對生命的關懷領域截然不同。要言之，西方輔導學的主要關懷課題，在如何幫受傷的生命療癒，儒學則在如何引導健康的生命上達(所謂「有恥且格」)。

由於根本課題不同，自然其所依據的學理亦有異。西方輔導學之所據在心理學，此本質實屬形軀結構層次之生理學之延申，包括心理層面之正常結構與病態結構（如種種情結）。但嚴格言之，即正常結構亦是一種假(純結構面之假借義)，只是異常結構更涵有價值層之虛妄義（即所謂病痛）罷了！但二義會歸一義，而總屬於假；亦即其正常亦只屬相對，其輔導療癒亦只是調節其異常結構以回歸常態，真正的價值根源仍缺如也。

而儒家輔導學之所據則在心性學，此本質非屬形構之歸納釐定，而在創造動力之啟發培養。以是其所輔在仁，所導在德，皆是意在助人由小人上達而成君子者。這才是真能讓生命情志暢通、本性本願實現的成人之道。中西輔導學其課題目的與行動依據既不同，其操作方法、輔導形態自亦有別。要言之，西方是以知識去輔導，此包括由知識衍申而成的制度運作、數據評量、行為管控、藥物治療等等，總之是一種他律、他療的形態、輔導者與個案之關係。

至於儒學則是以人格去輔導，此本質上是一種身教示範、以心印心的方式，其所期望的效能，是啟發被輔導者之心靈自覺，以自改其過、自癒其病、自達其道，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4]總之是一種自律、自療的形態，人我互動相知為一體的關係。

2、中西輔導學的會通之道

關於中西輔導學之會通，首要的檢討應在西方輔導學所欲療癒的生命病痛，究屬何種病痛?只是如形軀生理之失衡嗎？抑是一種與人之心靈密切相關的身心症（即症狀在身而病源在心）？而所謂心靈是指一虛的心理結構（所謂情結）抑是指真實的自由無限心（仁心、良心、真宰、真如……）？西方心理學、輔導學正是因停留在科學價值中立的層次，所以其療癒只治標（症狀緩解）不治本。西方近代心理分析學派所以沒落，正因其以不見本源故勤苦難成；行為學派則正以能有效緩解症狀而蔚為主流；但可寄以厚望者實應屬人本主義一派，正以此派大將皆受到東方思想之啟發也。

就中最可引為津梁者厥為奧地利心理學家、意義治療之先驅傅朗克（Viktor E. Frankl），他發現人心理病痛的真正根源是意義的失落，由此構成存在的挫折。因此療癒之道，只有通過對苦難的正視、愛的實踐，去重新獲取存在的意義感而後可。這可說直接接通了儒學所一貫關懷的生命道德領域，而為中西輔導學的合璧開啟了一條可行之道。

我們於是可回顧前文區分中西輔導學之關懷領域不同，在西方主於幫助受傷生命復元，中方則在引導健康生命上達。如今可合併地說，先問生命何以挫折受傷？不正因在上達之途受阻，人之本性本願不得實現，遂產生意義之失落、存在之被否定嗎？因此療癒之道，除了緊急但暫時的症狀緩解之外，更當進一步疏通其上達受挫之鬱結，助其重新走通此上達之路以自我實現，才是根本之治療。換言之，引導生命之有效上達，才是幫助其創傷復元的徹底、充分有效的辦法。

於是儒家傳統的心性修養之學便可全盤引入西方心理輔導、精神治療的領域，以助其調適而上遂。這當然首要肯定人之性善，並實踐地知其良心，且存在地發用以愛人潤物。這一套心性修養之學即使不必期待於西方輔導行動中的個案，至少輔導者本人應有相當程度之修為才是。

然後，由此若進論其輔導活動進行的型態、方法，便亦可有甚多合作融通之道。如西方據知識、制度以輔導，長在症狀之有效歸類與緩解，而短於對具體生命之存在情態作深入之探索、細微處之感知，因此可於此建立一分工，即在初步處理之後，若仍有不足，便可轉介給更相應之輔導者，以進行深層之輔導。

至於所謂深層之輔導，便與儒學中陸王心學型之師友相處及程朱理學型之師友相處類似相關。前者主在助人根本豁醒其良知以起動其價值創造之動源；後者主在助人分析其受傷經驗，追溯其受傷歷程，重建其受傷現場，以撤消其創傷之陰影與情結。此一套格物之學，實與佛洛伊德學派之心理分析相類，但重要的不同處，一在於西方心理分析只志在找到行為現象與心理結構之因果關聯，程朱格物之學則更要還原到本心（那格之既久，一旦豁然貫通的本心存在境地）。二在於西方純是由輔導者負責對個案之分析，總不免隔靴搔癢，不得要領，更且容易引發個案的心理抗拒，造成對輔導者之躲閃、攻防，遂使分析的成效不彰；格物之學則主要在協助、啟導當事人的自我分析，通過真誠的自反而自知、自改其過。然後由程朱學之漸磨漸修，漸過度到陸王學之自覺自證，實為意義治療之充盡展開，而足以補西方輔導學之不足者也。

三、關於愛情生活經營的中西融通之道

１、西方浪漫愛浪潮之溯源與定位

近代西方文化發軔於十五世紀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此固早為人所熟知。但關於近代西方文化之內涵，國人卻只注意到或只強調其科學、民主法治一面（胡適所謂賽先生與德先生），卻忽略其別有一浪漫愛之傳統，與其科學民主傳統並行。若以希臘羅馬神話之諸神為象徵，前者不妨稱為太陽神即阿波羅（Apollo）傳統，後者則不妨稱為酒神即戴奧尼修斯（Dionysus）傳統。

按太陽神與酒神經常被相提並論，被視為西方哲學、文學之兩大類型或兩泉源。太陽神光明俊朗，代表理性、知識、結構之美或美之典範，不妨即逕視為理性的傳統，亦即下開科學與民主法治之血脈。至於酒神，則狂歡沉醉，代表生命力與熱情，不妨即逕視為感性的傳統，亦即下開浪漫愛之浪潮。此兩者之關係，太陽神傳統為近代西方文明之理想所寄，酒神傳統則為其動力之源。蓋理想之落實開發，仍有賴此浪漫熱情之貫注以奔赴也。故在西方，無論文學藝術之創作、學術之發明，乃至宗教之信仰，常以愛情為靈感之激發、動力之點燃。而愛情之浪漫觸動以及由此釋放之充沛熱情，亦常足以使人之生命衝破種種局限，提昇至一純淨絕美之境界，而與文學藝術之永恆嚮往、學術之極致格範、宗教信仰之神聖世界相呼應。故愛情在近代西方文化中之地位，實不容忽視。

太陽神傳統與酒神傳統此一對概念，若以周文明之組成要素相比較，竟亦極為相似。按周文明之組成，有結構面之尊尊原則與動力面之親親原則，前者即周公之制禮作樂，亦即宗法社會之結構。後者即據血緣親情以分封諸侯，以此感情之動力貫注於禮樂之中，以維持其有效運作者也。此禮樂理想、尊尊原則，即相當於太陽神傳統，此親情動力、親親原則，即相當於酒神傳統。

但在此雙原則中，其理性傳統與禮傳統是經由人為之創造而產生的，故具備人文之穩定性。而不論是周文明之血緣親情或近代西方文化之浪漫熱情，則皆屬自然血氣而不可久，此即周文明雖禮樂極優美亦不免崩壞之故。東周諸子以是亟思其故何在，而只有孔子正確看出其缺憾不在結構面（周文郁郁可從，並無不妥）而在動力面。以是孔子才在周公制作之禮傳統外，別開創一經由心靈自覺以開發出的可大可久的道德感情傳統，以取代周之親情動力，此即與禮並稱且為禮之動力泉源的仁傳統也。中華文化以此被確立為以動力為本的文化，即所謂心傳、道統。中華文化亦以此成為獨步全球，自饒特色之「連續型文化」之唯一例證。[5]

但反觀近代西方文化之酒神傳統，卻並無此經由內在心靈自覺以轉化為道德感情之階段，仍停留在原始之血氣感情。雖然此種男女間之浪漫熱情有別於中國文化傳統所重之親情，其浪漫觸動之剎那亦足上企於絕對境界（猶似孔子所謂「仁心日月至焉」），但其偶然湧現、旋起旋滅之無恆則與未經道德化之自然親情無異（故酒神固為歡樂之神，亦為狂亂之神）。此即西方愛情何以飄忽無憑（雖浪漫神秘），結婚何以為愛情墳墓之故，而有待善化者也。

2、儒家心性學與西方浪漫愛傳統的會通之道

若說近代西方文化中的愛情生活是一有頭無尾之愛情生活（偶然而生，倏然而滅，只有五分鐘熱度），則中國傳統夫妻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無相悅之情，亦能秉道德之貞信以白頭偕老為有尾無頭的倫理生活。則如何才能成就一有頭有尾、可大可久的愛情生活？中西文化在此一課題上之會通無疑是一最值得期望之正途。

當然吾人並非將二者作機械地嫁接，而應是實踐地善化。而此善化的關鍵要素即為心性修養。

前已述及孔子於禮傳統外另立仁傳統，以善化血緣親情為可大可久之道德感情。此善化之功實已於孝道之建立中有所表現。原來孝道雖基於血緣親情，而實已在孝子之求仁修養中轉化為「從道而非從父母之命」之道德感情。觀乎孔子責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6]孟子稱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預」，[7]可見一斑。

但，這求仁修養是如何進行的呢？則常是通過友道之扶持。所謂「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8]故孝友二道實應相連並論，即孝道重在肯定人性中與生俱來之愛（亦即孟子所謂性善）。但此自然湧生之愛落於實存生活中卻不免有形軀之私、血氣之雜，而有待釐清淨化。而友道即重在通過自覺之反省以純化、深化此血氣之情為道德之愛者也。故孝子必須秉此從友道中獲得淨化之感情，反以孝其親，然後為真孝。否則，狃於私情故習，適以成愚孝而已。故孝道友道分說為二，實連貫而為一體。而此友道固提振於孔子，實大盛於宋明，而為心性學所以發達之重要實踐依據。

本文回顧此一段藉友道以成全孝道之故事，實欲為今世欲藉友道以成全愛情生活作一張本。此即：針對西方愛情生活之有頭無尾，若問如何才能有頭有尾？則答案當是將儒學傳統之友道或心性修養全盤導入愛情生活之中，以理生氣。亦即轉化浪漫境界之血氣發生背景，為一道德生活之場域，期望在雙方心性皆有效淨化之餘，令此曾一度發生之兩位一體之浪漫境界，能在此道德場域中再度、再度發生。而如此一再生發之效應，則是不斷湧現愛人以德之充沛能量（而非徒無方向之浪漫熱情），構成合兩為一之發光體，以照亮周遭之人，而最近之受益人即其子女也。

於是，一種以愛情為本，以生命人格之成長為中心之新家庭結構便可望成立；以取代傳統以權力為本（所謂父權），以謀生與集體安全、社會秩序維持為中心之舊家庭制度。吾人有理由相信，此應即未來人類社會最重大之改革與善化，亦儒學對未來世界可能有之最重大貢獻也。

當然，在此仍有一疑待解，即：此友道為何未在傳統之夫婦倫中導入，以轉化男女情慾為道德之愛？此則一因如前所述，舊時代中之家庭功能，畢竟以謀生為中心，男女刻板分工為型態，故止於威權體制即可。其次更本質之原因則為女性尚未啟蒙，未能與男性構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關係。遂令家庭結構畢竟以禮教為主，仁教與心性修養之學只能求諸家庭外之書院與友道。但友道其實正有其重大之缺憾，即在朋友關係聚少離多，難在實存之生活情境中作更具體、深入之實踐性探討，而只宜論理。古人友朋之間尚能劇談數日，孔孟與宋明儒之弟子亦尚能離家以跟隨老師共同生活，於今則實難為矣。

但今世則不然，女性已普遍啟蒙，有機會修養為君子，兩性亦走向平等，有可能以友輔仁。然則當其因愛情之發生，啟動永恆相愛之願望與熱情之時，引入全盤之友道，何止適得其時？更是比傳統朋友關係更適合去通過輔仁活動以相知相愛，同臻聖域者也。吾故曰：愛情道實當為傳統心性學之最新形態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