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世代歧異的遠因與近況─寫在經貿國是會議之際／詹宏志

 (本文原載於2014年《壹周刊》專欄)

五月，在旅途上，雜誌裡讀到一段話：「看看今天我們國家，社會上仍有很多貧窮，而中間薪資已經很久沒有成長了。你提到貧富不均的暴升，還有不同世代感到階層流動與機會的消減。這是極其損傷之事。當今之務是重新尋回一種能力，提出較有效的政策，讓今天步出校門的一般人能夠更有機會…。」

這讀起來像是一篇討論「當下台灣社會情境」的文章，而且讓人心生同感，但其實完全不是。說這句話的人當時可能壓根兒沒有想到台灣，這是美國前財政部長提摩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 1961- ）今年五月間接受新聞雜誌採訪時，討論「當下美國社會情境」的一段有感而發的言談，中文是我勉強翻譯的，英文原文如下：

“If you look at this country today, we still [have] high levels of poverty, a long period of almost no growth in the median wage. You referred to the big rise in inequality, but also there's a diminished sense of mobility and opportunity across generations. And that's a very damaging th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rediscover a capacity to try to deliver policies that do a better job of improving the chances the average person has out of school today.”

的確，掩蓋住受訪者名字不看，我們不小心真的以為這是一段熱騰騰討論當下台灣社會情境的文字，裡面每一個描述都若合符節。台灣，經過一連串脫離貧困的經濟起飛階段，國民所得看起來成長多倍，似乎躋身富國之列，但你仍在報上時時讀到窮困人家攜子赴死的慘劇，「社會上仍有很多貧窮」；更不用說，新入社會的年輕族群「起薪」（starting salary）已經「很久（十多年）沒有成長了」；而年輕人的世代剝奪感顯然是強烈的，他們覺得翻身（階層流動）和機會都是匱乏的，不是拿二十二K的起薪令人難堪，而是往前看也看不到希望（就算你的薪水經過幾年從二十二K漲到三十三K，相對於不斷上漲的物價與遙不可及的房價，你也改變不了太多的處境）…。

是的，這是極其損傷之事。

要提醒上一輩人（也就是我自己這一輩），不要小看這件事，以為它損傷不大（以為只是少數不耐操的年輕人愛抱怨），更不要動不動就說「我們年輕時也一樣艱苦」、「忍一忍將來就有發展空間」、「台灣再鬧下去就連二十二K也沒有，只會剩下十五K」或者「不要害怕和全世界競爭」…，這些都是沒有認真體會年輕人處境的風涼話。

沒錯，這些話固然也都有部分道理，只是無濟於事。我們當年（四十年前）的確一無所有，社會群體的財富比起今日微不足道，貧窮是普遍的，同學當中家境艱難的所在多有；一九七四年我的第一份工作薪水只有一千二百元，用起來捉襟見肘，還必須到處打一些零工，但我沒有絕望或喪志或抱怨，我只是個半工半讀的學生，得到固定工作已經讓我心存感激，而社會正在快速發展，各種打零工的機會也很多，我看到「翻身」的希望。不過才四年，我從學校畢業，我已經拿到八千元的薪水，大部分同時畢業的同學很多只拿四、五千元的起薪，但我租來的房子二房一廳是一千五百元（位於偏僻的木柵軍功路），已經足夠讓我把父母親接來台北同住；又過了二年，我的薪水來到了一萬六千元，我已經是「高薪」的族群了，的確應了「忍一忍將來就有發展空間」那句話…。

但那是充滿「社會流動」機會的年代，我們又是戰後第一代沒有戰亂接受完整教育的幸運兒，台灣社會全速發展經濟，需要各式各樣的能力和人才，我父母親那一代又無此技能也無此教育，各種新生機會全落在我們頭上，我們同輩當中（包括我自己在內），二十幾歲就擔當重任十分常見，不是我們這一代特別能幹，而是我們有了得天獨厚的豐沛機會。更不要小看當時平穩而低廉的物價（以及尚未肆虐的房價），它給了我們「低廉」的轉業或創業的「風險」，它讓我們易於儲蓄（我們當時有極高的儲蓄率，不是嗎），易於「置產」（如果我們當時買了房子，今天就成了一切不公平的由來了；如果有更聰明的人買了王永慶台塑的股票，那更是不得了）…。

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要提醒四、五年級的朋友，請你看一看，請你想一想，這是今天「步出校門的學子」可以享有的情境嗎？

必須承認，我們所享有的大量社會流動機會的時代是過去了，社會階層似乎是固著了、結晶化了，它的流動機會少了、難了（不是沒有，而是相對不利了）。也必須痛苦地承認，雖然我們今日擁有的一切（包括財富和民主），是「白手起家」，是辛辛苦苦清白奮鬥而來，但如今我們已經變成「占據所有有利位置」的擋路鬼了，而我們努力儲蓄、投資得來的「個人財產」，它的增值速度超過年輕人薪資成長的速度，已經變成「下一個不公平」的由來了；年輕人批評老一輩「得了便宜還賣乖」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我為什麼一開始就提美國前財政部長蓋特納說的話？我是想提醒年輕人，不是台灣面對了這個問題，美國也遇上了，歐盟各國更是為世代不公平頭疼，而且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已經變成許多國家社會衝突的主要來源，想想看，為什麼「占領華爾街」式的運動可以一呼百應？如果沒有一種「社會不公平」的憤怒之氣，這些運動是不可能有這樣的能量…。

 了解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世界性的議題」，目的是要擴大視野，也尋求更準確掌握問題的根源，以便開更準確的藥方。如果我們誤以為這些問題來自台灣內部，只是「執政黨」的錯誤政策，或是「領導者」的無良無能，那麼我們所有的困難和衝突只要「一次選舉」就能解決，其實並不嚴重。但如果我們注意到它在全世界都出現同樣毛病，注意到不是一個政府失靈，而是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政府，甚至政治制度本身都失靈，我們才會看到蓋特納說的：「當今之務是重新尋回一種能力，提出較有效的政策，讓今天步出校門的一般人能夠更有機會…。」這句委婉的話語裡不但論定了政府與政策的失靈，而且暗示了它失靈已久，即使是民主社會，也已經失去提供「調整政策」的能力，所以當今之務是「重新尋回」那種能力…。

但要找回創造「有效政策」的能力，我們得先問我們所面對的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處境或問題。事實上，社會浮現的問題很少自行招供它所屬的「科門」，有時候我們以為它是經濟問題，後來才發現它是政治問題（譬如油電價格）；或者我們以為它是工程與管理的問題，後來發現它有更大的社會心理與價值信仰的層面（譬如核能政策）…。眼前這個讓「所有人都在生氣」的社會氛圍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生氣，是一種心理現象；但生氣的對象，則是一種「不公平感」；而這個不公平感，卻直指過去五十年來台灣自己的奮鬥故事。從六○年代以後，台灣從「加工出口」起步，用廉價的勞力與土地，用製造代工，一點一滴尋找自己在「世界分工」的一個卑微位置，也就是說，我們是全心全意要融入「全球化體系」；當時「世界富，台灣窮」，任何世界其他角落需要的東西，都可以給我們一點機會與利潤。

六○年代到七○年代，我在我的鄉村家中「目睹」這場全球化的進程，母親為了賺取幾毛錢的工資貼補家用，客廳裡有各種需要簡易勞力的商品，有時候是毛線衣收針頭的工作（一件三毛錢），有時候是替木偶畫上眉毛和眼睛（一件也是三毛錢），有時候是用膠水黏合玩具的頭與身體（看玩具大小與零件多寡一件兩毛到五毛不等）；這些簡易的「加工品」都是要輸往遠方的陌生國度，我們也不敢想像有一天來去到那裡；雖然鉤一件毛衣要收十幾處線頭，耗工耗時耗眼力，三毛錢並不好賺，但一天三十件、五十件地做，也能賺取一些窮人渴望的收入，我們向世界輸出我們的「貧窮」（因而是物美價廉的勞力），輸入了零星的「機會」和些微的「財富」。大體上，台灣幾十年來的「成功故事」都是這樣的型態為主；一開始是聖誕燈，然後是紡織品，然後是球鞋、腳踏車，然後是計算機，後來才變成我們誤以為是高科技的主機板與電腦（其實是較高級的貧窮勞力）…。

現在我們到大陸、越南、柬埔寨鄉下，我就看見我的「童年」以及我那位埋頭苦幹的「母親」；我們是來到全球化故事的「下半場」了，在這裡，我們輸出了工作機會（帶來我們的失業），輸入他們的「貧窮」（因而抑制了工資）…。

是的，看數字財富，我們幾十年來的國民所得是大幅成長的，但剛跨出校門年輕人的「艱難」卻是前所未見，如果他們去「上班」，依照當今薪資的「市場行情」，他們極可能存不了錢，買不起房，看不到明朗的未來，除非他們冒險去「投資」或「創業」；但尚未存錢累積資本的年輕人為什麼有錢投資、創業？那一定是他有個富爸爸或「較富爸爸」伸手相助（你以為他們的錢是從創投或政府的青年創業貸款來的嗎？別傻了），這就是我要說「有錢人變成世襲」的緣故，當今之世，窮人生活更難，翻身也更難…。

But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台灣這幾十年的社會財富累積都跑到那裡去了？透過法國經濟學家湯瑪士．皮克提（Thomas Piketty, 1971- ）新近轟動的研究與解說，或許可以讓我們恍然大悟，當資本報酬率超過經濟成長率時，財富就會集中；擁有第一階段財富的人將持續擁有優勢，財富階級將形同世襲，貧富不均不是偶然的，它根本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特質」（feature）。如果要避免貧富不均帶來的社會不穩定，資本主義需要一個激烈的修正，他的建議是針對「財產」課征到二％的累進稅，以及針對「所得」課征累進到八○％的高所得稅…。

評斷皮克提的理論得失超出了我有限能力，也許應該留給我那些後來變成教授的經濟系同學，但我要說的是，這才像是蓋特納所說的「重新尋回一種能力，提出較有效的政策」的一種努力，小鼻子小眼睛的小格局討論是看不到這樣的景觀的，這也才是台灣要開任何「經貿國是會議」應該追求的方向…。

對我個人來說，這些似乎是遲來的痛苦領悟；我本來頗以自己所屬的世代為榮，覺得三、四、五年級共同打造了台灣社會的民主政治、精緻文化與經濟富庶，我們從一無所有做到縱橫天下，從一無所知做到老成世故。但三月間的「太陽花學運」（雖然是個錯誤的描述）讓我幾天輾轉難眠，那些對「既得利益者」的指責似乎直接指到我的鼻頭；大部分我的同輩人可能覺得難以接受，覺得手中一切都是清白奮鬥得來，怎麼可以和那些世襲者或官商勾結者並肩同受指責？但如果社會不公平的成因是制度上的「特質」，我們都無意中使用了也享受了這個「特質」，這就使我們成了共犯。我們過去引以為豪的「台灣奇蹟」本來包括了「成長」和「平均」兩個面向，如今在皮克提的實證研究裡我們才明白，那原來是因為「大戰」打破原有財富階級的短暫現象，經過一段財富休養累積的時間之後，它的不均就加速了。現在再看，如果我們沒有做些什麼重大的突破，這個不公平的社會只會加劇，不會自動好轉了。

「服貿協議」極可能不是廣場上的真正議題，它其實只是催化行動的「引信」；如果學生或社會大眾要討論的真是「服貿協議」的利與弊，我們就應該看到利的主張與弊的檢討，以及最後關於利弊的計算，但社會上這樣的討論是稀少的（也許只有我的同班同學鄭秀玲教授是認真討論的人）。也有人把三十萬人上街頭的運動看成不理性的「逢中必反」，我也覺得這種說法缺少更深層的分析，如果中台之間經貿協議帶來的利益都給了「資本」（也就是資本利得超過薪資成長），從中國大陸得來的經濟利益只會加深既有社會的不公平，人們為什麼不反？

如同我在公開場合說的，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打造一個年輕世代喜歡的社會，我們的離場是「不光榮的」；我們聰明地造就了一兩個產業以及幾十上百有份量的企業組織，卻糊裡糊塗創造了一個不公平、不合理、又沒機會、又難以翻身的社會，我們留下的只有罪過，沒有光榮…。

當今之務，是我們這些即將進入「生涯終局」的人（我們還能占據社會主流地位多久），應該花主要的力氣與年輕人合作來改變這件事，「重新尋回一種能力，提出較有效的政策」，打造一個較合理的社會，那怕尋找到的答案像皮克提的建議一樣嚇人，也應該勇往直前…。（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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