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旅行家的條件

──傳奇探險家理查．柏頓和他的《中非湖區探險記》／詹宏志

(本文摘自《中非湖區探險記》, 馬可孛羅出版)

(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

一

　　英國旅行作家蓋文．楊(Gavin Young, 1928-2001)在他的第一本旅行著作《回到沼澤地》(Return to the Marshes, 1977)裡，記錄了他的一場旅行奇遇。

　　那是一九五二年他初遇傳奇探險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910-2003)的時候，蓋文．楊已為自己橫跨阿拉伯半島的計畫準備多時，想請教大探險家前輩關於沙漠旅行的經驗。但塞西格告訴他不可能獲得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的簽證，這是新世代旅行家必須面對的新處境。潑了後輩一盆冷水之後，塞西格也許是覺得過意不去，他又告訴蓋文說：「做為一個替代，也許你可以考慮去沼澤地。」

　　當時年才二十四歲的蓋文在伊拉克巴斯拉港(Basra)一家船運公司工作，但他從未聽說「阿拉伯沼地」(The Marshes)；事實上巴斯拉港就在兩河流域的出海口，距離沼澤地只有幾十公里。接下來的故事，就近乎夢幻童話；大探險家塞西格駕了一艘精美的三十六呎黑色獨木舟，舟上還有四名划槳的阿拉伯人，親自迎接蓋文前往沼澤地，那是一個水汀交錯、蘆葦叢生的青翠濕地，正是伊甸園原型的桃花源，是尚未為世人熟知的「另一個阿拉伯」。

　　這趟旅行想必對蓋文影響深遠，因為不久之後他就辭去船運公司工作，留在沼澤地與阿拉伯人生活了兩年；然後他又前往阿拉伯西南部沙漠，與貝都人共同治理蝗害；離開阿拉伯之後，他繼續前往北非工作並旅行，足跡與行動都和塞西格的生涯相似。直到他在北非摩洛哥丹吉爾(Tangier)結識寫「007情報員」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系列小說的知名作家伊恩．佛萊明(Ian Fleming, 1908-1964)，佛萊明勸他接受報社駐外特派員的工作，他才開始展開記者生涯，但也因此二十二年後他才把沼地阿拉伯的經驗寫下來，第一本書《回到沼澤地》出版時，他已經快五十歲了。

　　但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九五二年才二十四歲的蓋文．楊，他想接續英國沙漠旅行家理查．柏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查爾士．道諦(Charles Montagu Doughty, 1843-1926)、「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 1888-1935)以及塞西格等人的探險香火，計畫橫跨阿拉伯半島的壯舉；為了這趟旅行，他勤奮修習阿拉伯文，並前往伊拉克工作，等待行動的時機成熟。對照前面幾位他的前輩，他的準備似乎不無道理，因為柏頓、道諦、勞倫斯、塞西格都是精通阿拉伯語文的人，他們都能深入阿拉伯地區的偏遠部落，與阿拉伯部落族人成為朋友。理查．柏頓甚至有能力假扮阿拉伯人，追隨回教徒朝聖隊伍前往麥加與麥地那聖地，長時間相處而不被識破身份；而查爾士．道諦雖不曾假扮阿拉伯人(他從不隱暪他的基督徒身份)，卻能與回教徒討論可蘭經教義，贏得沙漠民族的敬重。

　　蓋文．楊的時代已經不是「探險的年代」，雖然他還趕上親眼目睹即將消失的沼澤文明，也趕上了親炙最後一代的大探險家，但他自己的旅行只能說是「認真的旅行」(serious travels)，要說是「探險」似乎已經算不上了。但即使是「認真的旅行」，旅行者的準備也不可少，至少旅行地使用的語言，旅行者應該花費若干年加以準備。

　　那是「認真的旅行」還是旅行基本概念的時代，旅行還不是今天慣說的「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之類的休閒活動，更不是脫離塵囂、海灘仙境、舒適享受的「脫逃」(escape)行為。旅行，在那個時代認真旅行者的實踐下，還是一種「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自我磨練，更是一種深入異鄉、探索他者的心智活動。旅行者把旅行當「修練」來看，他們不僅不求舒適，還刻意尋求「折磨」，至少是刻意尋求一條「自找麻煩」的困難路線。為了完成這一條帶有難度的「旅程」，旅行者必須做好身心的準備，以便對付那旅行途中可能要面對的種種困難。

　　而在「認真的旅行」之前的「探險時代」，那就更不用說，旅行的每一步本來就是困難的，並不需要你刻意去「創造」出一條困難的路線。譬如說，原始森林是濃密難行的，林中更有凶猛野獸、有毒生物，以及不可知的疾病，每一步都可能「永遠」攔住了你。大探險家理查．柏頓有一次寫信給他的友人說：「在河流的千哩之上，以一塊挖空的木頭出發，安返的希望近乎渺茫！我問自己：『所為何來？』聽到的回音只有：『傻瓜！……不過是鬼迷心竅吧。』」(Starting in a hollowed log of wood—some thousand miles up a river, with an infinitesimal prospect of returning! I ask myself “why” and the only echo is “Damn fool!...the Devil drives.”)

　　「探險時代」是接續著「航海時代」而來的，海域的探險只是觸摸了世界的大塊分布，世人(歐洲人)通過航海家的努力，得到了關於美洲、非洲、亞洲，及至於澳洲、大洋洲的輪廓與路徑，但要了解陸上的細節，人們還是要用腳來丈量。十八世紀末葉，那些「闖入、突破、征服」式的陸地探險家就開始絡繹於途，用勇氣和毅力走進偏鄉僻地，用筆記和繪圖描繪地理空白，因此有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探險時代」。

　　但那樣的旅行並不容易，旅行者出發時並沒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能對應未來要遇見的種種實際風險。至少有一位旅行者注意到這個困難，覺得有必要去整理既有知識來幫助旅行。我說的這位旅行者是達爾文的表弟法蘭西斯．蓋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而他所做的努力則是他的一本著作叫《旅行的技藝》(The Art of Travel, 1855)。

　　今天重讀這本《旅行的技藝》，會發現它其實是一本「生存手冊」(Survival Handbook)；它假設旅行者即將面對「野地」，他必須面對飲水、負重、保溫、攀登、渡河、營地打造、獸力管理等諸多問題，他必須有足夠的知識來確保旅行的進行。那是一個沒有旅行服務業的時代，旅行者的目的地也常常不是熟悉的文明環境，旅行者出發前，這一切知識技能和裝配準備，都應該掌握在手上。

　　《旅行的技藝》在一八五五年初次出版，當時僅有一九六頁，但到了第二版(一八五六)就增訂到二四七頁，到了第四版(一八六七)更發展到三六O頁，內容也有大幅的修正。看起來，不管是蓋爾頓自己的、或維多利亞時代的整體旅行者的知識累積是快速增加的。出生入死的探險家，正用自己的經驗不斷提供旅行技能給全體人類社會。

　　但有沒有一位旅行家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無數的探險家，成為一種「旅行家的典範」？

　　用各種資料對照來看，我猜想最合理的決斷應該把這個頭銜頒給最傳奇、也最不可思議的探險家理查．柏頓……。

二

　　探險家理查．柏頓的性格之特異、技能之傳奇，以及生涯之多彩多姿，可能連最富想像力的編劇家都編寫不出來，或者害怕編出來無人願意相信。

　　柏頓生在富裕之家，但家中財富主要來自母親的家族。柏頓從小頗受外祖父的疼愛，他的父母為了討這位家財萬貫老人家的歡心，柏頓說：「因此三歲開始學拉丁文，四歲學希臘文……。」(……so began Latin at three and Greek at four.)

　　不料這個「揠苗助長」的舉動，卻無意中誘發了一位語言天才。在十九歲進入牛津大學之前，他除了拉丁文、希臘文，也能熟練使用英文、法文、義大利文等歐洲語言，加上像拿坡里語、吉普賽語等多種方言。進入大學之後，他又鑽研阿拉伯文；但在大學時，他因為違反校規而遭學校退學，學術生涯因而中輟。但他後來靠自己的力量成為一流的「東方學」學者，更在旅行途中憑自學成為博雅的民族學者兼地理學者，不過這是後話，我們稍後再說。

　　離開學校後，他旋即加入軍隊前往印度。在軍旅之際，他利用閒暇時間，學得印度語、古吉拉提語(Gujalati)、旁遮布語(Panjabi)、馬拉地語(Marathi)幾種最主要的印度語言，並及於若干地方方言。也在這個時期，他進一步掌握了大學時期學習的阿拉伯語，並熟習了波斯文。他也借公務之餘，前往印度偏僻地區旅行。上司發現他的興趣與特殊能力，乾脆派他前往印度北方信德省(Sindh，在今巴基斯坦境內)進行軍事與民情調查。信德自古是多種文明交會的要道，亞歷山大大帝曾經占領它，後來則為波斯人與阿拉伯人多次占有，境內居民多為回教徒，理查．柏頓在此地首度喬裝外地回民旅行，這個成功經驗使他有了潛入穆斯林聖地麥加(Mecca)和麥地那(Medina)的念頭。

　　一八五O年，理查．柏頓把他在印度中南部旅行的經驗寫成並出版為他的第一本旅行書《果亞與藍色山脈》(Goa and Blue Mountains)，這本書雖然是柏頓在世時最不為人知的一本書，但書中透露出的作者才華，包括他對各當地語言的驚人掌握能力，他深入當地人社會與了解地方風俗民情的能力，他敏銳的觀察能力，加上他勤奮記錄當地地質、植物、動物與人種的習慣，已經引起各地探險界與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注意。

　　經由皇家地理學會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許可與支持下，一八五三年理查．柏頓開始他第一個探險企圖，他計畫假冒來自信德省的回教徒(有時候視情況還要假冒其他族裔，譬如他偶而會自稱是普什圖人，避免被覺得口音怪異)，參加穆斯林的聖地朝聖之旅(也就是所謂的Hajj)。在當時，歐洲人還完全不被容許進入聖城，如果回教徒發現異教徒滲透於族群之中，幾乎是必死無疑。為了這趟史無前例的探險，柏頓做了許多準備與練習，甚至倣效回教徒接受了割禮，以免在特殊情形下被發現並非信德省的回教徒。

　　理查．柏頓有驚無險地完成了他的聖地之旅，他的外貌和語言都成功地假扮了一個朝聖的回教徒，他對可蘭經的知識以及對東方人舉手投足儀態的了解顯然也無懈可擊。旅行歸來後，他將驚心動魄的經過寫成《麥加、麥地那朝聖之旅的私人記錄》(A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Medinah and Meccah, 1855)，此書在英國一出，立刻洛陽紙貴，理查．柏頓的勇敢行徑、特立獨行，以及超人才能，吸引了大眾的目光並引發浪漫想像，一夜之間他成為當代家喻戶曉的大探險家。

　　這個時候，屬於柏頓的時代終於到來，他本來自嘲「一事無成，只好為一天六便士充當炮灰」的軍旅生涯，如今也有了轉折，英國當局發現這位小兵其實是殖民地治理所需的人才。他先是被調往阿拉伯半島葉門的亞丁(Aden)，任職於東印度公司的政治部，隨即又被邀請探勘北非索馬利亞的內陸，此事背後有皇家地理學會的計畫，他們希望借用理查．柏頓對阿拉伯世界的理解與語言能力，為他們探索英國亟欲染指的非洲。

　　但柏頓自己也有盤算，他對一切地圖上的「空白之地」，都有親身探險的雄心壯志，或者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鬼迷心竅」(the Devil drives)。他在阿拉伯旅行探險時，已經風聞阿拉伯古人曾在非洲發現有如內陸海洋一般蒼茫廣闊的「大湖」，他極想證明這件古老傳說的正確性。

　　理查．柏頓在非洲的初次探險，是試圖進入凶悍殘酷、對歐洲人極不友善的哈勒爾城(Harar)；哈勒爾在今日衣索匹亞境內，是北非回教世界的商貿與文化中心。但索馬利亞內陸當時仍是歐洲人的「未識之域」(terra incognita)，對非回教徒而言，哈勒爾更是個「禁城」(the forbidden city)，非回教徒擅闖禁城者，懲罰是「格殺勿論」。英國海軍與皇家地理學會長久以來一直想物色適合人選，潛入探訪，柏頓的回教知識與喬裝本領正是他們極想利用的才能。

　　柏頓在一八五四年底再度打扮阿拉伯商人隻身前往哈勒爾，成功進入古城，並在城中滯留十日，旋即返回亞丁，這是歐洲人首次抵達哈勒爾的記錄。但當他備妥補給，二度組團前往哈勒爾城預備做更長的探險時，卻遭遇災難與危險。他和探險團員在紮營時，遭到兩百名索馬利戰士的攻擊，團員中的威廉．索羅揚(William Stroyan)被殺，另一位後來也享大名的探險隊員約翰．漢寧．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 1827-1864)則力竭被捕，理查．柏頓被土著的標槍射穿臉頰，他帶著頭顱上的標槍脫逃，並從此在臉上留下無法去除的明顯傷疤，成為他後來肖像中最惹目的標記。柏頓將這段驚心動魄的旅程寫成《初履東非》(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1856)一書，他的獨特遭遇、語驚四座的談吐，和他帶著疤痕的魔鬼面貌，立刻成為倫敦社交圈裡的一景，柏頓此時已經是當代世人心目中的探險家代表了。

　　一八五七年柏頓再度獲得皇家地理學會的資助，終於有機會探訪他極欲證明的「大湖」傳說，他與約翰．斯皮克(他後來也自哈勒爾脫逃)繼續合作，兩人從今日的坦尚尼亞所屬的桑吉巴島(Zanzibar)出發，經由阿拉伯人的古代駱駝商隊路徑，穿過東非內地，直達剛果境內。但這趟旅程艱辛險阻，多災多難，兩位探險家輪流生病，斯皮克有一段時間因感染而耳聾目盲，柏頓則有一段時間必須仰賴挑夫背負而行，柏頓寫信給朋友，感嘆「在河流的千哩之上，以一塊挖空的木頭出發，安返的希望近乎渺茫！」指的應該就是這段經驗。

　　兩位探險家毅力堅強，百死無悔，半年的叢林旅程，終於讓他們目睹了坦干依喀湖(Lake Tanganyika)，阿拉伯人古老傳說中的「大湖」，果然真有其事。但這場旅行卻成了兩人交惡的原因，也成了探險史上最受爭議的一個公案……。

三

　　理查．柏頓與約翰．斯皮克可能是史上最不適合的「探險二人組」，原因是兩個人的氣質、性格都大相逕庭。柏頓一開始心目中的探險夥伴也不是只有他，他心中的另一位搭擋人選無法即時從軍隊請假成功，兩個人只好湊合上路。柏頓第一次與斯皮克合作探索東非索馬利亞時，他問起斯皮克參與探險的個人理由，斯皮克回答說：「對生命已感到厭倦，希望到非洲送死。」理查．柏頓雖然當面斥責他的想法是「兒戲」，卻對這個回答印象深刻，所以當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邀請柏頓組探險隊前往非洲求證「內陸大海」的古老傳說時，他又想起這位「不畏死」的昔日隊員。

　　兩人一面合作同行，卻都又記錄了對方的「缺點」，柏頓在探險日記裡說他的同伴：「有著巨大而異常的自尊心，卻又小心藏匿，除非極親近他的人根本不覺其存在……。」又說：「他習慣性隱藏他的想法和記憶，直到某個衝動讓他爆發出來。他常常在多年後，才對某句無心話忿忿不平，事實上那本來只要一句解釋就能釋懷……。」柏頓最後下結論說：「因此，旅程途中我只有『旅伴』而無『夥伴』，對他我始終還是個陌生人。」

　　斯皮克則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則抱怨說：「(他)是那種永遠不會錯的人，也永遠不肯承認犯錯。所以我們一起聊天時，沒有愉悅，只有無聊……。」又說：「不管談及任何事，他總是對我所說嗤之以鼻，我只好事事求諸自己……。」

　　兩人對彼此都不滿意，兩人的工作方式也截然不同。在桑吉巴島及海岸地區籌劃進入內陸的等待時間，理查．柏頓到處察訪，留下將近一千頁的筆記，他記錄了地理、氣候、動植物、當地政府與政治情勢、部落種族等資料，甚至也旁及當地部落民的居住條件、暴力風俗、常見疾病等不為當時旅行家所重視的資料。而桑吉巴正是當時黑奴販賣的大本營，柏頓也詳細記錄了人口買賣者對待奴隸的種種不人道的待遇。若還有空閒時間，他就用來勤練非洲內陸的各種語言。

　　但斯皮克卻是個沒有任何學術興趣的人，他從未學會旅行當地的語言，他對測量、觀察、記錄等工作也一概沒興趣，他唯一想做的事是打獵。和柏頓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除了大象，沒東西可供獵殺」。

　　以他們彼此討厭對方的程度，這趟艱辛旅程的氣氛不會太佳。但儘管如此，在一開始超過七個月的叢林穿越過程時，他們兩人輪流生病(叢林各種陌生的病毒老實不客氣地折磨著他們)，另外一人總是盡心盡力照顧生病的人。一路上比較嚴重的受難者是斯皮克，他感染熱病暫時目盲，又被小蟲侵入耳中也失去聽力；等到他們終於看見傳說中的內陸大湖「坦干依喀湖」，斯皮克病情好轉，柏頓卻腿傷惡化，無法行走了。

　　當他們抵達坦干依喀湖，一位傳記作者生動地說他們是「跛子帶著瞎子」(the lame man leading the blind)，完成了探險任務，但柏頓已經身體衰弱，又喪失大部分的儀器，無力進行大湖的周邊測量，即使他們在當地聽聞寶貴的傳說，大湖北側有河川相連，而且再往北還有更大的湖泊存在，他們連前往確認的體力都沒有了，更無從確認這湖是否就是傳說中的「尼羅河的源頭」。

　　柏頓是被抬在擔架上走返回程，途中逐步恢復體力的斯皮克要求隻身繼續往北，探究是否還有另一個大湖存在。他們在卡澤(Kazeh) 分道，也就是今天坦尚尼亞境內的塔波拉(Tabora)，斯皮克帶領若干土著前往尋找「北湖」，但合該斯皮克走運，這條往北之路大多平坦肥沃，並不難行，僅僅十六天之後，他就撞見另一個「渺無邊界」的大湖岸邊，那湖「彷彿延伸到世界的盡頭」(probably extended to the end of the world.)斯皮克讚嘆之餘，當下把新發現的大湖命名為「維多利亞湖」(Nyanza Victoria, Nyanza是土語大湖的意思)。

　　斯皮克並沒有對維多利亞湖進行測量，也沒有進一步證實它與尼羅河的關係，僅從它的高度高於坦干依喀湖，他就相信這應該就是「尼羅河源頭」。斯皮克匆匆趕回向柏頓報告，一如以往的兩人關係，柏頓對他沒有詳加記錄與驗證的結論「嗤之以鼻」，也不願意一同前往加以證實。柏頓的拒絕，一方面可能是補給物資已經青黃不接，另一方面也是雨季即將到來。但也可能是柏頓意識到這位小老弟並非他原來想像的「少不更事」，走運的斯皮克將會是「搶走」他一切探險成績和鋒頭的「競爭者」。

　　兩人的爭執持續到回國，持續到兩人出版的著作，那是「一場探險兩本帳」，兩人說的是不一樣的故事版本。柏頓的著作是如今已成探險經典的《赤道非洲湖區探險記》(Lake Regions of Equatorial Africa, 1860)，或稱《中非湖區探險記》(The Lake Regions of Central Africa)；斯皮克的著作則是更加聳人聽聞的《尼羅河源頭發現記》(The 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1863)，斯皮克出書較晚，因為回國之後，他就得到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委託(這一次不是理查．柏頓了)，再做一次維多利亞湖與尼羅河源頭的確認之旅，這一次他成功地從湖區進入，從白尼羅河出來，他毫無根據的猜測，竟然是真的了。

　　我常常想像這兩個人的不同遭遇，從某種角度看，理查．柏頓更像是個具備「旅行家條件」的人，如果我要倣效福爾摩斯的拍檔華生醫生檢查「他的界限」(his limits)，你就會發現我們得到的「理查．柏頓的知識清單」完全是一個天造地設的「旅行機器」，譬如說他到底會多少種語言？沒有一位傳記作者說得清楚，有的說他會「二十九種」 ，有的說是「三十一種」，但指的都還是主要語言，並不包括他學會使用的各種「土語」與「方言」，或旁涉的音系或腔系。他又是「自修的」學者，幾乎同時是人類學者、民族學者、社會學者、翻譯家(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就是他翻譯的)、詩人、動植物學家、業餘醫生、性風俗學者，當然也是多產而影響深遠的旅行作家。這些能力加起來，使他成為最適合成就「探險偉業」的旅行家。

　　但命運弄人的是，儘管他的旅行經歷和成績、旅行的行動與文學，都已經是承先啟後、永垂不朽，他卻擦肩錯過了可能的最大探險成就：發現尼羅河的源頭。有一位傳記作者提出說，如果當年理查．柏頓與約翰．斯皮克離開桑吉巴島，就直接由海岸的蒙巴薩(Mombasa)向東行，而不是先往南到巴加摩猶(Bagamoyo)再往東進內陸(那是聽從一位駐桑吉巴的英國前輩的建議)，他們將先遇見維多利亞湖，而不是坦干依喀湖，歷史可能會全盤改寫，兩個人的關係也許不會惡化到如此，也不會出現兩部旅行探險文學經典，裡頭充滿對另一方的不滿與攻擊。

　　柏頓可能終其一生都覺得斯皮克走狗運，感慨「遂使豎子成名」，這件事其實也對斯皮克並不公平。斯皮克多次參加困難的旅行，命運多舛，多災多難，但他的樂觀自信、無畏勇氣與堅持執著，一再使他化險為夷，最後幸運完成大業，他和柏頓的衝突，更像是不同性格的致命相遇，而非他不具備旅行家的條件。「旅行家的條件」也許不像是柏頓所掌握的各種「工具」，旅行家真正的條件也許是「心」不是「腦」，性格決定命運，在旅行史上看來好像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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