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新疆地埋寶藏記》導讀／詹宏志

（本文摘自《新疆地埋寶藏記》, 馬可孛羅出版）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

中國後院的盜寶者

五年前(1995)，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麥田出版的陳雨航要我為耶利米．威爾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寫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寫過任何與旅行史題材相關的文字，但多年的閱讀浸染與愛好，不吐不快，結果竟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序，弄得有點喧賓奪主兼不識趣了。

那篇文章寫三位前後探險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旅行家，軼事左右蔓生，年代縱跨百年，更兼手繪地圖以示足蹤，一發難以收拾。雖說文章述說的是三位外來的旅行家，卻也看見阿拉伯民族的近代歷史滄桑；我忍不住大發謬論說：「噫，旅行人所見豈祗風土人情咁簡單，我們從三個英國人在沙漠的故事當然也看見古國沉淪的歷史；而如果把這三個人換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換成另一個沙漠：戈壁，那這一段故事我們就看見鏡中的自己。」

這裡提到的其中一位，就是本書《新疆地埋寶藏記》(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的作者阿爾伯特．馮．勒．寇克(1860-1930)。

而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讀中國近代史有時難免興憂國之感；十九世紀末，歐美諸強已進入現代國家社會的政經架構，中國卻仍像遙遠記憶中的古老國度，而兩者之間的「傲慢相遇」則預示著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國族屈辱，這個傷痕至今未能撫平，許多驕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說，海峽兩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與這段挫傷的歷史有關。

我可能扯得遠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歷史的後遺症；我曾經自問，何以西方數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旅行探險經典」在華文世界裡長期無人聞問，成為一塊出版與閱讀的空白？我始終猜想這些西方探險家曾經闖入我們的後院，窺探我們最頹唐不堪的一面，並把它形諸文字(我們因而不得不讀到落後、奇異、神秘、野蠻等屬於自己的描述)，他們更趁著我們的昏昧無知，取走了無數的文化遺產，這段歷史是不容易面對的吧？

近幾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西北歷史時，光是對如何看待當年這些西方探險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場尷尬的考驗；這些西方旅行家進出中國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繪描地理、考察動物植被、更考掘古蹟文物，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民間並無現代知識可以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後來的中國學者有的把這些西方探險家指為「亡命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盜賊」，卻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的世界性學術貢獻(這些人許多是一流的漢學家，他們使中國的遺產廣為世人所知，甚至解決了某些中國學者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只是做為一個喪失大量珍貴文物的受害古國，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這一份探險家的名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許還應該加上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聞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亞地理考察而聞名，他常任意把俄國名字安在中國山川之上)，以及美國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國籍、勒．寇克的德國籍，這份穿堂入戶的探險家名單簡直另一個「八國聯軍」，心理上受辱似的創傷之感可以想見。

如今我們再到「絲綢之路」(這也是其中一位闖入者斯文．赫定發明的「異國情調」名字)觀光旅行，洞窟古蹟不時看到去了頭的佛像、和平整切去的壁畫(多半是本書作者勒．寇克的傑作)，不免令人興文物浩劫之嘆；這些美麗珍貴的古文物如今「花果飄零」，你得到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瑞典、德國等地才能見得齊全，有些流入私人收藏的就無緣得見了。

當然也有西方人說，這些文物當時無疑是帝國主義思想下的掠奪，但結果卻猶如天啟神佑，保護這些全人類共同遺產免於貧窮、愚昧或天災的破壞，至少躲開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性摧殘。而勒．寇克也曾經說，他在一九一三年在新疆考掘壁畫時，有許多精美文物不及取出，三年後一場大地震毀掉許多廟宇，那些壁畫也隨之沒入煙塵，令他扼腕不已。從中國人的立場，歷史文物是被「偷」了，但從當時的西歐人來看，這些文物是被「發現」了，這解釋了當時並沒有人譴責這些探險家，英國皇家甚至頒授了爵位給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兩人，表彰他們對文明發現的貢獻；對劫掠文物這件事，後來在西方有了比較同情中國的立場，乃是晚近的事。

地埋寶藏的出土記

對於這段情感上難以接受的歷史，我還是主張要閱讀的。一方面，我們如今已有足夠的知識，了解這些事發生的原因與意義；另一方面，這些書所記錄的中國與生活，已經是消逝的景觀，它們的另一個功能，反而是「保存」了某種生活型態和社會狀態的紀錄。

要了解那一段時間(差不多是清末到民國十幾年)，西方人在中國西部與中亞地區的活動，也許可以從楊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讀起，看這些對東方的探險好奇是如何點燃的；然後及於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看到探險如何轉為對歷史與考古的追求，進而成為致富的傳奇；再讀到勒．寇克，我們就看到追逐神秘東方寶藏如何成為一場帝國主義的競賽；如果行有餘力，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讀一九三五年銜命赴新疆查訪俄國人擴張活動的英國外交官艾瑞克．戴區曼(Eric Teichman)的《新疆之旅》(Journey to Turkistan, 1937)，我們就能明白後續的結果，以及中國內部後來對文物飄零的感受。而我自己，也預備按照這條線索，在〈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裡，陸續收入上述人物的著作。

幾位在中國新疆探險兼考察(並竊取)古代文物的探險家，都是勇氣與知識兼備的人物；即使是聲譽不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顯赫那般的勒．寇克，他也是多種中亞語言(至少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和歷史的專家。受了斯坦因在新疆發現大量古代文物的刺激，德國人也極力想取得這些令世人垂涎的寶物，以便增添帝國以及柏林博物館的收藏；勒．寇克把握機會，不求報酬爭取參加探險隊伍的任務，一九○二年他以四十二歲「高齡」如願以償，參加了第一次德國在吐魯番一帶的考察發掘，那是由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Albert Grunwedel)所領導的探險隊；這一次的考掘，帶回去了四十六箱的寶物，算是豐收了的。但如果和後來(1904年)勒．寇克親自領軍的三次探險隊，所帶回的寶物收穫比起來，就顯得微不足道。

可能是運氣，也有毅力，以及一種強烈的尋寶企圖心，勒．寇克是取走最多中國歷史文物的探險家。在《新疆地埋寶藏記》裡，他生動地記錄了他的運氣，譬如丟擲銅板決定探險路線(這段軼事後來成為英國史家霍布科克的一章篇名，就叫做「勒．寇克丟了一個銅板」)、以及他腳底沙地流動，竟然露出一面絕美上古壁畫的景觀；他也記錄了割取壁畫的方法，他把整面牆「片」下來，或仔細切割成駱駝可搬運的大小，前後都加了包裝，小心翼翼地運輸，我們今天仍可想像，那麼巨大笨重的壁畫，必須千里迢迢運回歐洲(當中要越過艱難的地形，以及充滿盜賊的區域)，其間的困難一定不在少數。

一次大戰爆發後，德國人不得不停止在中國新疆的掘寶行動；法國人伯希和接踵其後，取走了舉世著名的敦煌手卷；但在他之後，中國政府與民間學界再也不能容忍沙漠中的駝鈴，運走一隊一隊的中國歷史(以及一片一片的中國靈魂)，探險活動從此對外國人關上大門，直到一九二六年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者共同考察的研究再起，但那已經不是私自穿越中國的「後院」，而是一個與主人配合的行動，所發現的結果也就不離開中國的土地了。

勒．寇克帶走的寶物，後來終究流落何方？一開始，這些難得的寶物都保存在柏林的民俗學博物館；但二次大戰期間，盟軍轟炸柏林，民俗學博物館主建築被炸毀，失去了部分。勒．寇克寶藏有一部分在戰爭時被移到較安全的儲藏處，但柏林淪陷時，這批寶物消失了；有證據顯示，蘇聯紅軍至少劫走了其中十箱以上的寶物，但到今天為止，這批失蹤的寶物還未重現於天地之間。

重讀勒．寇克的書，心情不免是複雜的；他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塞外景致與生活情況，也記錄了他們克服萬難的探險生活，對他所親眼目睹的景物也都有一手的報導；也許我們應該慶幸他留下了這些已被遺忘的世界的描繪，使我們不至於失去一種記憶。但看到他取去的各種寶物，對照我們今日旅行所看到的空白牆面與失去頭顱的雕像，彷彿是一個難以痊癒的傷痕，如果連帶想起百年之間華人遷徙、文化流逝的舊事，也是很難不帶些傷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