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前進阿姆河之鄉》, 馬可孛羅出版）

 （Robert Byron, 1905-1941）

《前進阿姆河之鄉》（The Road to Oxiana, 1937）一書，是短命文學天才羅勃．拜倫（Robert Byron, 1905-1941）留給世人無限懷念的旅行文學經典，他所代表的這一脈旅行文學傳統，走在遠遠的前方的，是寫《日昇之處》（Eothen, 1844）的亞歷山大．金雷克（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 1809-1891），而接踵在不遠的後方的，則是另一位短命才子，寫《歌之版圖》（The Songlines, 1987）的布魯士．恰特溫（Bruce Chatwin, 1940-1989）。

不，我說的不完全對，我也許應該修正一下，羅勃．拜倫所繼承的不是一個旅行文學傳統，而是「一個半」的傳統，另外半個應該是寫《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 1853）的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羅勃．拜倫在他身上取得的養分也不少。另外我也應該修正補充一下他的傳承，不僅在寫作風格上，布魯士．恰特溫接了他的班，傑作《窮山惡水美國夢》（Bad Land, 1996）的作者強納森．雷班（Jonathan Raban, 1942- ）也是受他影響至深的旅行文學家。

要了解上述這兩段話，也許我們應該先從亞歷山大．金雷克說起。

當我試圖編選兩百年間的《旅行與探險經典》系列圖書時，內心其實懷藏著、並試圖體會其中兩個相互影響的主軸，一個是旅行「行動」的線索，一個則是文學「書寫」的線索。當我們在這裡說「旅行文學」時，其實對應的是所謂的「旅行敘述」（travel narrative），一種比純文學更寬鬆的文學定義或者文學視野。這當中有的旅行敘述因「行動」而偉大，無關乎嚴格意義下的文學藝術成就。譬如李察．柏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的幾本旅行著述，雖然也寫得文采飛揚，筆力萬鈞，讀來令人不忍釋卷，但衡諸文學規格，總覺得還只是深入蠻荒，采風獵奇，未入真正的藝術殿堂。但柏頓的冒險行動在旅行史上驚天動地，昔日洛陽紙貴的著作至今也還傳誦不休，任何人要談「旅行敘述」，怎麼能夠略過而不提他？

然而有另外一些旅行敘述，卻因為獨特的敘述與思考而使「行動」不朽；單從敘述者的行動來看，並不一定是突破性或里程碑式的旅行，我在《日昇之處》的序論裡就曾說，金雷克等人的作品「他們的旅行不再強調體能與意志力，也不再強調旅行路線的稀有與艱難度，相反的，他們追求了解異文化的協調能力，更追求自我反省的觀照能力」。也就是說，另一個旅行文學的傳承，是從「書寫」出發的，因書寫而彰顯了某一場旅行的意趣。

從金雷克始，不再把旅行者所見聞的，當作是全稱全知式的觀點，也不把自己所見當作是觀察客體的絕對真實，相反的，他對旅行者的局限十分自覺。他固然也描繪客體（描寫內在自己的也不少），卻從不把自己當作觀察客體的權威，而把它視為與觀察者自身互動的起點遭遇。金雷克的《日昇之處》就是開啟了這樣的創作自覺的開風氣之先作品，從此旅行文學才重新還給文學家所有，不再限於身上有十八處野人攻擊傷痕的冒險英雄。

沒有人能知道異世界的全部，每個人出發旅行時都帶了一雙「家鄉之眼」，你是通過「對照」才使客體有了意義（該崇敬？該嫌惡？該嘲笑？還是該讚嘆？），意義是與主體的既有經驗相連結的。但新的經驗（旅行之中與旅行之後），又在旅行者身上產生變化作用，一場旅行變成一場通過儀式，甚至是一場療程，旅行者所發現的不是外在，而是內在。這也許已經是旅行文學裡的老生常談了，但成為一種蓬勃發展的文類，算算起點，也不過才一百五十年。

我們前面不是說羅勃．拜倫是一位短命的天才？他出版他的旅行文學經典《前進阿姆河之鄉》（The Road to Oxiana, 1937）時，才三十二歲，但這已經是他的最後一部著作了；而他令人驚艷的第一部旅行文學作品《驛站》（The Station, 1928）出版時，他也才二十二歲，但他那種金雷克式的幽默機智筆調，略帶尖酸的刻薄評論，細膩委婉的洞察力，對異土文化的熱情，立刻風靡了英國讀書界，也為他贏得前途光明的英年俊才的關注眼神。

但，為什麼說他也繼承約翰．羅斯金所代表的某種書寫傳統？ 在少年之作《驛站》裡，羅勃．拜倫記錄的是他與朋友前往希臘聖山亞多士（Mount Athos，希臘文又作Ayion Oros，原意就是聖山）旅行的歷程。聖山亞多士千年以來是希臘正教僧院的著名聚集地，位希臘北邊向東伸入愛琴海的卡其迪其半島（Chalcidice）的末端，有大理石山從海平面直聳二千公尺，從五世紀起就有修道僧院在此建造，最後變成了一個歷史悠久、隔世獨立、不受俗世政治管轄的僧院自治體，有自己的規章、曆法（亞多士山不讓女性或雌性動物進入島上，至今不變，女性觀光客只能乘船從海上眺望，亞多士更規定這些船隻不能進入離岸五百公尺以內的水域；而它到今天還用當年拜占庭時期採用的朱利安曆法，與我們現行的太陽曆相差十三天），半島上共有二十座以上的修道僧院，保存了大量拜占庭時期的藝術文物與文獻經典。

羅勃．拜倫抵達希臘時，是歐洲風雲詭譎的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惡夢剛剛離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已經形成；但年輕拜倫的銳利隼眼，一下子就看到希臘拜占庭時期的特殊性（歐洲總是把前羅馬的希臘古典時期當作是希臘文化的代表，對它後來的發展漠不關心）；他在亞多士聖山看到各種獨樹一幟的建築風格，以及它背後所代表的思想意義，他也見到各式各樣的文物與人物，更在道途中看到各種現代希臘的貧困與窘境。在《驛站》一書中，拜倫和羅斯金對待威尼斯一樣，他對建築的樣式感到關心，並且細心記錄（包括各種手繪的建築素描，雖然畫得沒有羅斯金那麼好，但也顯得才氣縱橫了）。

從《驛站》開始，羅勃．拜倫就是金雷克和羅斯金的綜合體，他有金雷克的敏銳自覺和幽默尖刻，又有羅斯金的藝術敏感與學術修養，另一位寫威尼斯出名的旅行作家珍．莫理斯（Jan Morris, 1926-）在評論《前進阿姆河之鄉》的時候說：「所有旅行文學中最好、最博雅、最具娛樂性的一部書。」她提到的幾個特質就是這兩人的優點集合。

完成《驛站》之後，他並沒有以此自限，他又跳回去扮演他的「憤怒青年」，既是新聞工作者又是政治評論者，社會上熱鬧的事他幾乎無役不與。在他短暫的生命戛然而止時，與他同遊中亞（也就是不斷出現在《前進阿姆河之鄉》的那一位）的克里斯多佛．賽克斯（Christopher Sykes）在一篇懷念拜倫的文章中，忍不住說為什麼沒有人在他生前問他：「羅勃，你究竟是一位作家、政治思想家、藝術專家，還是什麼東西？」

可能羅勃．拜倫並不知道自己將英年早逝，他以為還有足夠的時間享受青春的「多元多樣」，以及它伴隨而來的多彩多姿；或者，他也早有預感？在遍嚐各種角色滋味多年之後，他突然再起遊興，重遊中亞，深入伊朗和阿富汗，用了十一個月的艱辛旅程，探索拜占庭時期的回教世界，尋找他們的地景與建築，細究建築與文明之間的關係，他用速寫、素描記下那些建築物的立面與細部，他的同伴克里斯多佛則用攝影記錄了昔日的浮光形影。拜倫並且潛心寫作，精彫細琢了一部既灑脫又含蓄（既浪漫又古典）的成熟著作來，也就是今天擺在我們眼前的《前進阿姆河之鄉》。他是有什麼時不我予的預感嗎？

他為什麼在停息多年之後，重新撿起畫筆與文筆？真相可能永遠無法追問；但這部作品不僅是我們說的「書寫派旅行文學」的經典，也是記錄了一個已經消逝的文明（以及眾多被後來中亞無數戰火所燬的建築與文物）的重要文獻。他重遊中亞寫下遊記的時候，中亞仍舊是旅行者的天堂，路途固然貧困艱難，但西方人還能通行無阻，那正是葛蘭姆．葛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所說的「當時日依舊美好」（When the going was good）；今天的中亞，烽火連天，仇恨橫行，要求一雙外來的清澈明亮的觀察眼睛，已經不可得了。

羅勃．拜倫完成《前進阿姆河之鄉》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旋即爆發，熱情洋溢的他立刻又投入了戰爭，他以觀察員的身分兼任戰地記者，一九四一年在往中東的路上，船被德軍擊沉，屍骨無存，結束了他短暫卻燦爛的生涯。他的朋友克里士多佛說，要等到一陣子，朋友們才意識到失去他之後的世界空缺，比想像中大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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