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發現，也不指南

《日昇之處》（Eothen, 1844）極可能是第一部具有「現代精神」的旅行文學作品。

但在了解這句話的意義以前，也許應該先問在此之前的旅行作品又是如何？「現代精神」又是何所指？我似乎可以借用兩條線索來做一點說明。

在本書作者亞歷山大．金雷克（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 1809-1891）的序文《致友人書》裡，他開宗明義就說：「這本書徹底地拋除了所有的地理發現或古文物研究的細節、歷史或科學方面的實例、一切實用的統計資料、所有的政治性專題討論，以及一切有關仁義道德的觀感……。」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幾乎是帶著十足歉意的口吻，因為他的前行者或同輩旅行者寫下的旅行文字，大致上就包涵了他聲稱他的書所欠缺的特質。事實上，我應該為他再加上一項，「這本書也拋除了一切可以做為旅行導覽的指南……。」

金雷克旅行的年分是一八三五年，那個時候，一種全新的旅行文字才剛剛冒出歷史渾濁的水面。一八○○年，一位名叫瑪麗亞娜．史塔克（Mariana Starke）的英國女作家，寫了一本記錄她義大利旅行的書《義大利書簡》（Letters from Italy），和其他十八世紀興起的旅行寫作者一樣，她描述了各地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社會人情，但與其他旅行寫作不同的是，她放棄了基督教義的道德戒勉，而在書中放入了許多實際的旅行路線與食宿資訊，成了今天所謂的「旅行導遊書」（travel guidebook）的雛型與元祖。

這種新型書寫及其工具性格，立刻受到很大的歡迎，在一八○○年到一八三九年間，這本書一共修訂了九版；一九二○年起更被大出版家約翰‧墨瑞（John Murray，他當時因為出版拜倫的作品而聞名）看上，開始接手過去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出版社就叫約翰．墨瑞出版社，現在還在經營，仍然是旅行文學重要的出版社），並發展成一個系列性的新型態出版品。在不斷修訂的過程中，史塔克發展出旅遊路線和旅遊景點的概念，提供食宿資料，介紹文化性的景點，更列出各地藝廊的重要作品（還依一到四顆星標示不該錯過的程度），幾乎今天我們旅行導遊書的主要功能，幾十年間全部演化完成了。

但如果我們再讀其他知名探險家李察．柏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或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之流的探險記實文學，就看出金雷克向友人致歉的另一個理由，因為這些探險家的親身行動及其著述，記錄的正是偉大的地理發現加上古代歷史的考掘。在這些傳奇性的大行動裡，也許行動本身已經吸引了所有的注意，作者們似乎把力氣放在記錄事實本身的驚險與歷史分量，時間、氣候、地點與發生的事實，看起來比什麼都要更重要，譬如斯文．赫定在《我的探險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 1925）就是用這樣的方式記載他的戈壁沙漠經驗：

「四月二十八日清晨，一場前所未見的沙暴襲擊我們的營地，狂風將沙子襲捲而起，霎時帳棚、行李、駱駝全被蓋上一層如雨散落的沙粒。而當大夥兒起床的那一刻，迎接大家的竟是另一個悲慘的一天，因為我們幾乎被沙堆所深埋；所有的東西都覆滿了沙子，我的靴子、帽子、皮製儀器和其他東西都不見了，我們必須用雙手把東西從沙堆裡挖掘出來。」

這裡說的是自然環境不尋常的殘酷，但也有些旅行文學則記錄了身處野蠻世界的困難與艱險。譬如在李察．柏頓的《東非初履》（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1856）一書中，他的妻子在序文中描寫李察．柏頓在完成偉大的索馬利蘭探險後，在哈拉（Harar）再度溯尼羅河而上，卻遭遇了最凶險的場面：

「……三百名土著在夜裡一湧而上包圍住他們，試圖拆毀他們的營帳，把他們像老鼠一般團團困住。他們奮力抵抗，但史派克身中十一傷，可憐的史卓揚葬送了性命，赫恩則毫髮未傷；至於李察．柏頓，他從敵人群中揮刀突圍，忽然聽見背後有友好的招呼，稍一遲疑，一支標槍射透了他的雙頰，打落四顆牙齒，也貫穿了上顎，因為槍頭上有倒鉤無法拔除，他只好帶著它在海岸狂奔直到天亮。最後他們全都逃到水邊，……才設法拔除標槍，並將他的下巴綁紮起來，直到他們安抵亞登。」

李察．柏頓當然是歷險多數的英雄人物，他的書所記錄的常常是危險、死亡威脅、機智、不可想像的勇氣，以及第一手的見證與發現。但他可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民族學者、歷史學者、東方學者等），也是一位語言天才（他會二十五種語言，加上十五種方言，並曾把許多東方經典譯成英文，包括卷帙浩繁的《天方夜譚》在內）。他親身書寫的探險文學正是十九世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就是金雷克要聲明他的作品不能比擬的對象。

看似在外．其實在內

但金雷克為平凡的血肉之軀找到一種新的旅行書寫策略，你並不需要標槍穿透雙頰，也毋庸提供旅店客棧的名字與價格，也能寫一本關於旅行的書。他的方式是把自己變成一雙觀察的眼睛，既觀看異文化的尋常事物，也觀看自己在異文化中的處境與心境。這一雙眼睛不再是巨人俯瞰的視野，只是慧黠機智的眼神，看穿一點人情世故，也小小地嘲諷了自己與別人。從這一本書開始，旅行不只是旅人對外在世界的行動，也是一種內心的活動。

這正是今天主要的「藝術性」旅行文學師承的由來，現代的旅行家其實是「無險可探」了，他們無緣扮演征服者或領先者，在任何地方他們都將發現自己是「後來者」；他們已經不適合再上報紙的頭條，像個驚動世界的英雄，他們將更像我曾經寫過的另一段文字：

「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遊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而不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

金雷克的旅行路線不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雖然也不容易），他只是他的時代旅行風潮的一部分。但他是一位極有意思的路上觀察者，他對微不足道的事物感興趣，並且注意到它的人性層面；在《日昇之處》一書中，他記錄與多種人相會相聚的經驗，許多描述都令人噴飯，譬如他寫到在賽普勒斯一位一心想成為英國人的希臘人，他對真正英國人的卑躬屈膝，以及他對英國事物的放言高論，那種「生動的扭曲」放在今天的台灣也足以讓人拍案叫絕。其中，金雷克還寫到在希臘人家中吃飯時，聽到女主人呵斥小孩，不禁覺得莞爾，因為「這些孩子全都有個不朽賢哲的名字──這些也是傳統上所使用的名字，絕對不是因為父母熱中古典著作之故。」所以在飯局進行中，「古聖先賢」被斥責的聲音不絕於耳：「蘇格拉底，把杯子放下！」「亞西比亞德，你老老實實坐好！」

類似像這樣的幽默機智，以及對人生凡俗的熱情擁抱，充斥於書中，令人讀來愛不釋手，這在旅行書寫上，這是劃時代的，而這些特質，則是「現代精神」的。他的旅行寫作方式，被後代旅行「文學家」所繼承，他們的旅行不再強調體能與意志力，也不再強調旅行路線的稀有與艱難度，相反地，他們追求了解異文化的協調能力，更追求自我反省的觀照能力。這使得後來的旅行文學道路大開，各種創作大放異彩，產生了豐厚的傳統。

有一次，英國首相邱吉爾被問到他文筆絕妙的師承來歷，邱吉爾露齒一笑，說：「金雷克。」金雷克的確是古典英國紳士的代表，對所有事物都有一種反諷式的幽默感，不管眼前的困難危險，他都不失抖擻精神，從不抱怨。他的文字輕鬆宜人，像對親密的友人說話（實際上這也是他的寫作「設計」，他的確是對一位特定的讀者說話）；即使今天讀來，也覺得生動鮮明，節奏輕快，彷彿是「現代的」旅行文學作品，忘了它的出現已經快一百七十年了，而那個時候，鴉片戰爭後的南京條約剛簽，中國的苦難才正要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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