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跑標題上幾樁軍中命案時，在新聞界還算是個菜鳥。每回有老前輩在的地方，我只有靠牆站的份。不過菜歸菜，只要是達官顯要所說過的名言，我一刻也不敢忘記，因為那都是人生大道理。

其中，前國防部長蔣仲苓的一句名言：「哪裡不死人」，正是跑社會線的記者，幾乎每天都會驗證到的「事實」。他，曾經是我官校畢業證書上，名列總統、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之後的一位長官----陸軍總司令。換言之，在我服志願役軍官的頭一天，他就是我的高級長官。

後來退役進入社會找頭路，幸運地在報社、雜誌社謀得記者一職。開始跑社會新聞之後，軍中對我而言，就和非軍事記者一般，對於軍方內部的種種，總是隔著一道厚重的鐵門，變得既遙遠又陌生。

不過在接下要說的這「類型」重大刑案，得分三個場景來說。當然，案子都發生在部隊裡，而且相當駭人聽聞、而案情也渾沌不明。

空軍作戰司令部女童遭姦殺案

第一個場景，發生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二日，地點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蟾蜍山下空軍作戰司令部內，一名女童，在其母工作的福利社附近，被人發現遭姦殺身亡。

這位女童姓謝，出事當天上午十一時左右，擔任福利社廚房雜役工作的母親，正忙於中午出餐，只得將她放在營區福利社內玩耍。下午一點，謝母遍尋不著愛女，於是向轄區大安分局羅斯福路派出所報案。由於女童是在營區內失蹤，警方礙於軍事營區管轄權的問題，只能被動地填具相關人口失蹤資料，發佈協尋通報。

四點半左右，兩名修理水電的工務兵，前往福利社後方修理理髮廳熱水管線時，在女廁後方水溝內，發現全身赤裸，手臂外露在覆蓋板模和樹皮上的女童屍體。經工務兵向上級回報，營區軍官找來謝母指認，確定死者是失蹤四個多小時的女兒。

命案發生後，透過軍警雙方通報系統，嗅覺靈敏的媒體，一窩蜂擁到空作部。作戰司令部將營區完全封閉，同時拒絕台北市刑大和大安分局刑事組人員進入，僅同意刑事局法醫配合高檢署與軍事檢察署，進行現場跡證採樣。

軍事檢察官負責主導命案偵辦。他們發現，命案第一現場是在福利社女廁內，廁所地面留有一大片尚未沖刷乾淨的血跡，氣窗木板上留下一只明顯半截血掌印。相驗屍體的部份，軍法醫初步勘驗女童，主要死因係為窒息死亡；下體噴濺大量的血跡，顯示曾遭利器插入。另外，死者的嘴部，亦有明顯的摀痕。

軍事檢察官和法醫，在福利社交誼廳櫃台，找到一把疑似作案用的鋸形刀子，刀刃處沾有血跡。軍方隨即展開偵查行動，清查營區內具有前科記錄的二十多名軍士官，最後過濾出四名士兵。

十月五日，軍方專案小組人員，逮捕服役在營區福利社櫃台的上兵江國慶。經過軍方反覆偵訊，江國慶自坦承殺害謝童。

「江國慶案發後接受軍方訪談，已經呈現出心神不寧，供詞前後矛盾，反覆無常。經過我們突破他的心防，他才坦承犯案。」當時擔任軍法室主任發言人曹嘉生，在去年十二月二日接受媒體訪問時，回憶了這一段過程。

曹嘉生說，江國慶在自白書裡，描述犯案過程相當詳盡：「當日下午十二點四十分，我見謝童一人在玩耍，突然心生邪念，將她騙往女廁所內。但是我剛剛才在廁所裡自瀆，陽具無法勃起…….她因為我摀住口鼻怕她出聲，而呈現昏迷現象。」

「我原本把她棄置在廁所內，然後轉身離去。但是想想，萬一等她清醒後，將這件事說出來，我一定跑不掉，所以在回到廁所之前，先到福利社交誼廳，取了一把長形、帶鋸齒狀的水果刀返回廁所。」

「我用刀往她下體猛次幾刀…….怕事機敗露，將她拖到廁所外的水溝內棄屍……僅用幾片木板遮掩。在清洗完廁所後，我把兇刀放回交誼廳，然後跑去睡覺……」根據江國慶的自白，和現場採集的證據，國防部軍法局依陸海法空軍刑法「強姦殺人罪」，在隔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判處其死刑；八月十三日槍決伏法。

案發後三個月，我接到江國慶七十多歲的老父親江支安的陳情信。陸陸續續大概有五、六封。每一封陳情信都裝著厚厚一大疊的資料。江支安始終認為，他兒子是冤枉的，姦殺女童另有其人。

我曾經專訪過江支安，那一頭銀白髮絲的老人，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我也將專訪刊登在雜誌上，那是江國慶尚未槍決之前。顯然的，我在雜誌上四千多字的分析案情，並不能扭轉事實。

但是，真正是事實是什麼？我始終抱持著懷疑的觀點。尤其是發生尹清楓命案之後，我對於軍方在犯罪偵防工作上，打了一個大折扣，也慶信自己，在十年的軍旅生涯中，並無犯錯，否則……..。

並非是我曾經訪問過江支安，被他契而不捨，為兒子平反的精神所打動，或是那一頭白髮。只是，有太多的疑點，至今軍方仍是避重就輕、輕描淡寫地說：「國防部已經覆判案情，本案確實是江國慶所為。」而封存在檔案室。

首先，殺人兇器和死者的傷口不符。前刑事局法醫室主任楊日松，解剖屍體屍後，測量出女童下體的傷口，應該是長約二十公分，遭施暴者以螺旋狀的圓柱體鈍器所傷。這和軍方在法庭上所提示的兇器，一把長十九點二公分、刀柄長十點八公分鋸齒狀的水果刀不同。

刀刃長度可能會有若干的誤差，但是令我不解的是，倘若是水果刀所傷，那麼女童的陰道和腸子為何沒有刀痕？為何還完整？為何沒有刺傷、銼傷，僅有撕裂傷痕？

假設江國慶曾經自瀆，為何會在女廁，而不是在男廁？男廁不是比較安全、自在嗎？好吧！就算他在女廁，從軍方在女廁中找到疑似沾有精液的衛生紙，經送調查局和刑事局化驗，都呈現出不同的結果-----「不排除混有被告ＤＮＡ的可能」、「不排除有第三人體液污染或混合的可能」。即便是結果均有差異，但都找不到任何與江國慶有關的ＤＮＡ反應，換言之，缺乏直接證據。

另外，從氣窗上木板所上採得半截血手掌印，雖然不清楚，但是經過比對，無法證明是江國慶的。江國慶在案發當天，因在福利社櫃臺下睡覺，而遭軍方逮捕調查。但是，軍方在逮捕他時，他身上並沒有沾染血跡。

對照女童血液噴濺量，和女廁所發現的大量血跡，要從江國慶身上找出女童血跡並不難；假如案子是他做的話。然而，褲子唯一一處疑似血跡的「點」，經檢驗後，無法證明和女童有關。

根據軍方判決文所述，江國慶在行兇後，是從廁所上方釘有木條的窗戶中間縫隙中塞出女童屍體，棄置到廁所後方水溝旁地上。然後經過餐廳、福利社、廚房，繞道廁所後方掩蓋屍體。

作案現場僅有一道出入口，若依判決文所述，廁所氣窗是否能夠容納女童體型，而在不破壞廁所氣窗下「塞出去」？在第一現場的走道、餐廳、福利社的地面上，遺有女童的血跡，但是判決文上並沒有說明原委。

假設，江國慶說謊，他並不是從女廁氣窗向外丟棄屍體，而是從廁所經餐廳、福利社、交誼廳再到廁所後方棄屍，那麼，這段唯一路徑上，怎麼會沒有人看見？或是有人看見，卻因為某種原因不敢出面作證？

至於刑求的部份，牽扯到自白的問題。自白，不能當作證據，這是所有學法律、執法人員所必須具備的素養和知識。顯然地，軍方把江國慶的自白當作「神祖牌」，然後「按圖索駒」，一切按劇本演出，從軍事檢察官，到國防部。

直到今天，江支安仍在為兒子洗刷冤屈而奮鬥。老淚流盡的他堅信，兒子是清白的、無辜的。

名直腸整型外科醫師喪子疑雲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服役於泰山飛彈指揮部的士兵雷政儒，突然打電話回家：「陸博士要害我，趕快幫我調單位。」七個小時後，他躺在部隊廁所冰冷的地板上，頸部有道明顯的勒痕，軍醫宣告不治死亡。

雷政儒是國內知名直腸外科醫師雷子文的獨生子，新兵訓練中心結訓後，因父親和當時的三軍大學校長程邦治交情匪淺，所以運用些特殊關係，將他分派到泰山飛指部醫務室，擔任雜役工作。

不料，下部隊三個月之後，卻死於軍中。「教育長郭震對我說，只是老兵欺負新兵，不礙事，晚上就可以讓雷政儒休假回家。」雷政儒的母親吳淑華，在接到愛子的電話之後，接近中午十二點左右時，打電話給陳邦治求援，不過接電話的郭政，要她放心，並於下午四點回電，直說沒事。

我對陳邦治並不熟悉，但是郭震，就不一樣了，記得是在八五年左右，我在台中成功嶺擔任三○二（新訓單位）師師部連、排長、副連長的時候，當時的師長就是郭震。師部連，乃師直屬單位之一，師直屬單位包括了師（師部連）、憲（憲兵連）、工（工兵連）、通（通信連）和運輸營等單位。

師部連跟師部在一起，負責自師長以降，到各科、組、室科組長、業務軍官的吃、喝、拉、撒、睡等雜事。連上分為一部四排：連部、文書排、警衛排、運輸排。

文書排是由各科組室文書士官兵所組成；運輸排主要是師長、副師長、政戰部主任、副主任、參謀長、副參謀長們的傳令兵、駕駛兵所組成，另外還有幾部十輪大卡車。警衛排則支援憲兵連，負責大門安檢警衛任務，說白一點，就是站衛兵。

我記得郭震這個人相當的和善，雖然面容看起來相當嚴肅，尤其是他那一雙銳利的鷹眼，時時刻刻緊盯著你。不過和他相處久了，那種長者的親切感和風範，如沐春風，很自在。

我升任師部連副連長時，郭震曾單獨召見我一次。雖然我們平常見面不下十次，但是他仍慎重其事的召見我，要升我幹副連長。從此以後，無論我是在二九二師（野戰部隊）擔任海防獨立旅旅部連副連長，或是三一九師（金門七重峰）擔任師部連連長，似乎師部連已經和我結下不解之緣。

直到我在金門第二年，實在無法忍受，太多仗著特殊關係、虎假虎威，屌的二五八萬，拿著雞毛當令箭的師部文書兵種種近乎於「挾科組長以令排連長」的行徑，提出請調報告後，才能脫離集中權貴於一室的單位。

當我知道雷政儒的背景，和他下部隊的過程後，昔日穿草綠服的景象，又再度浮現於腦海。郭震的影像，我重新描繪出來。「這應該和他沒關係吧？」這是我的直覺，他是一位懂得避麻煩的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