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話」表面上是一種戲謔行為。但往往，它卻是通過自虐或自殘的過程來達到歡樂目的的。「笑話」是一種拆解、是一種破壞；作為它最大受益者的「人」，同時也是它唯一的受害者。

就以小浣熊這個笑話為例好了（參見，語言的「悖反常規性」使人產生樂趣一文 ），表面上，我們是用「小浣熊挨打」這個情節，藉機來嘲弄那些只會使用暴力，不會科學辦案的警調機關，或是行事荒腔走板、面對問題時沒法可想的愚蠢元首；但其實，我們卻暗中幫助了社會―這個最大的「匿名的他者」―來對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每一個人行使語言暴力。那隻無助小浣熊所代表的，其實每一個警察暴力下活生生的受害者。我們把自己對警察的恐懼和厭惡投射在它的身上；我們利用它來嘲笑一群「做錯事」的笨蛋。一個人之所以是「笨蛋」完全是因為他「做錯事」。「做錯事」是可笑的、是當被嘲笑的，這就是笑話的社會警示功能。

與其說，「笑話」是在拆解什麼，倒不如說，「笑話」是在拆解的過程中重建了什麼。事實上，笑話從來就是以反向的方式醜化並打擊常規的背叛者，以重建常規語言的「正確性」的。

讓我們想想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1574-1616）對唐吉柯德（Don Quixote）所做的事吧 ！唐吉訶德之所以可笑，完全只是因為他的行徑已「不合時宜」。而「不合群」和「不合時宜」就是我們定義瘋狂的唯一方式。為了不讓別人嘲笑我們，我們只好乖乖地繼續幹著別人已經幹過的事、說著別人已經說過的話。當我們嘲笑別人錯誤的同時，我們其實是又一次對自我進行無聲的約束。這就是社會以不統治的方式統治我們的方式。

我們這些「看笑話」的人所知道的充其量只是有人用別人的「苦」來成就我們的「樂」；但我們所不知道的卻是，我們自己其實就是受害者。事實上，用「笑話」來進行「反統治」的企圖，從來就不是那麼容易得逞，它的解放功能也從來就不像表面所顯示的那麼單純。許多時候，當我們因為一個「悖反常規」的笑話而洋洋得意起來之際；我們往往不知自己其實正誤入了社會統治的圈套呢！

一位有錢的老姑娘找來一位年輕律師寫遺囑。她說：「我手上有一千萬美元，我打算花八百萬元在我的葬禮上。生前，鎮上沒有人理我；死後，我要每個人都看看我輝煌的葬禮」。律師一邊快速地記著老姑娘的遺囑，一邊疑惑地問道：「那還有二百萬元，妳打算要如何處理呢」？老姑娘說：「這輩子從沒有人愛我，所以我打算在臨死前利用這二百萬元，好好來享受一次愉快的經驗」！律師回家後便和太太談起此事，律師太太聽完後便勸先生自告奮勇，完成老姑婆的願望。律師太太說：「畢竟，二百萬元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啊」！
第二天，兩人便開車前往老姑娘家，律師下車後，叫她太太二個小時以後來接他....。兩個小時後，律師太太依照律師先前的吩咐來到老姑婆家門口。但她左等右等，先生卻始終沒有現身。於是她便猛按汽車喇叭，一會兒後，律師自窗口探出頭道：「寶貝！四天後再來接我吧！老太太她決定喪事要從簡了」！



上面是一則嘲笑年老女人性愛生活的笑話。一個年輕力壯的律師，代替我們那可憐、受壓抑的慾望，去「強暴」了一個年老女人對性愛的渴望。一方面，我們的慾望因為「常規」被打破了而得到滿足（這裡的常規就是：一個年老女人「不應」享受性愛、一個有婦之夫「不應」有外遇）；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成了社會常規的「行刑手」；我們親自用這則笑話，去把那些從事這類「悖反常規」行為的人送上了社會常規的斷頭臺上。而且，在他們臨死前，我們還惡意地對他們嘲弄了一番。

這則「悖反常規」笑話其實並沒有永久性地破壞常規的穩定性和正當性；它反而只是再一次加強了社會常規對我們的控制；並讓我們有一個機會重新向社會常規宣示我們對它堅定不移的忠誠。

「笑話」，經常像陰謀叛國者般地誘騙我們去嘲弄、並打擊它的敵手―悖反常規行為。但它卻不曉得，這個「敵手」，其實也是它的「幫手」、是它自己的「造物主」；而且，它更不知道，它所參與的大部分顛覆活動，往往都只是重新增強了被顛覆者的力量罷了。

「笑話」是統治，也是反統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