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曾在一篇名為《文明與不滿》（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的短篇論文中，嘗試向我們說明：文明如何一方面藉由調和並化解「利他主義」與「利己主義」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又積極的運用兩者之間的矛盾來作為自我發展的動力。佛洛伊德認為：文明始終是藉著壓抑人的本能與原慾（Libido）來進行發展的。

佛洛伊德認為，由於要求紀律和次序的社會道德與文明規範，會一起對個體的慾望施以結構性的壓制，這會導致任何企圖與之抗衡的行動者因此而付上慘痛的代價。於是人們只好選擇在現實的壓力之下妥協，被迫學習並接受文明規範與社會道德所制訂的的各種好壞、真假、善惡和利弊得失的判斷與價值。因此，所謂的文明，其實就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維護群體次序的「節慾機制」。

然而，文明並不是一面倒地全由禁慾的過程所構成；相反地，「愛欲和需要也是人類文明之母」。佛洛伊德說：「文明的進化過程可以簡單地描述為人類為生存而做的鬥爭」；又說「愛和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發展過程中，失去了它們的單一性。一方面，愛反對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用難以忍受的威脅來威脅愛」。換言之，雖然個體的原慾不斷被文明壓抑、被社會否定，但慾望卻仍會躲藏在潛意識當中，不斷向文明發動攻擊，力圖奪回慾望的行動主導權。因此，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其實就是社會與個人原慾的一場大鬥爭。

佛洛伊德提醒我們：慾望對文明的抗爭行動，並非玉石俱焚、兩敗俱傷的對抗；而是建立在，既退讓，又挑釁；既妥協，又欺瞞的基礎之上；一個人究竟能向文明爭取多大的自由，完全取決於他如何適當地計畫並運用慾望來行使上述的詭計而定。因此，所謂人的幸福，其實就是「每一個人如何利用里比多的經濟學問題」。

佛洛伊德不斷強調，原慾向文明爭取自由的對抗過程，非但不是不理性的，反而卻是極理性的；原慾總是能以精巧的詭詐方式來逃避意識所設下的各種檢查機制 。就文明理性的標準來說，原慾的對抗活動，表面上雖然看似毫無道理可言；然而這卻是因為，原慾必須是不講道理的，如此它才有可能躲過意識的檢查，並才能以最秘密的方式去向道德文明宣戰。

從集體的角度來看，以偽裝、隱蔽方式來干擾文明道德次序的原慾，它所代表的，是一種「不合理的理性」；但若從個體的角度來說，藉由「悖反常規」行動來抒發個人潛抑壓力的原慾，卻又具有「合理的非理性」意義。原慾既是非理性的；又同時是理性的這種雙重矛盾性質，不但顯示出社會行動的複雜性與多重性特徵；同時，它也警告我們：古代對「瘋狂」行為的傳統定義方式，顯然存在著嚴重的缺失與偏見。

雖然，文明與個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長期性的壓迫與被壓迫關係，但佛洛伊德卻告訴我們說，在理性所建構起來的文明之外，人們還有一股隱藏在深層心理結構之內、被文明定義為「非理性」的巨大潛能，它永遠無法被任何形式的壓迫所消滅。換言之，這些隱匿在個體潛意識中的野性力量，雖然處處受到文明的打壓和限制，但它卻會不斷在社會常規的次序軌道之外，以無意識或偽裝的方式躲藏在理性行動的背後，暗暗地推動個人和整個人類社會向文明預設的「相反方向」運動。

佛洛伊德認為，文明結構所創造出來的大量心理壓抑，永遠是個體創造「背反常規」行動的最有利條件。由於，原慾對文明的挑戰，總是以別出心裁、無奇不有的「悖反常規」方式進行。因此，創新的活動永遠必將以人們所預想不到的樣貌不斷地出現。

文明的壓抑提升了「悖反常規」慾望衝動的潛力，而由「悖反常規」慾望衝動所產生出來的「別樣行動能力」，則又會反過來創造新的文明。文明不斷在壓抑和反壓抑的對抗過程中茁壯和改變。這，就是所謂「文明的辯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