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控制結構對行動者的一切限制主要是透過語言的「主體化建構」過程來進行的。語言的「主體化建構」過程，就是語言社會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語言統治社會的過程。語言並不是主體，也無須成為主體。因為語言能夠驅使說話的人成為主體來代替自己說話。當一個人說話的時候，不論他是這麼說，或那麼說，這都改變不了他是一位文明「說客」的事實。

文明是從有語言開始的。任何一個人所說的任何話，都成為文明的一種「延續」。

語言的「主體化建構」過程，不僅能讓行動者瞭解如何按照社會的角色期待與集體的價值標準來行動；並且語言的社會化過程，也能讓文明有機會將毫無章法、且漫無目的的個人慾望行動，逐步納入到由集體意識或社會規範指導的行動架構中，以配合團體組織與社會制度的次序一起把文明的次序「再」運作起來。

除此之外，語言的「主體化建構」作用，不但可以讓個人原本無法被預期和無法被解釋的言行能夠產生可以被預期和被解釋的次序，而且它還能進一步讓社會在穩定的語言次序中有系統地組織起來。對行動者而言，語言社會化的程序，是一種建立規範、價值與意義的意識型態建構過程；而就社會的層面來說，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乃是統治與支配的必要手段。

語言「主體化建構」過程，包含了傳遞一系列能夠讓某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建立合法性地位與正當性權威的權力操作程序。語言利用各種言說的途徑，先把特定的能指符號分配給某些事物，並把統治者所想要傳遞的意義焊接固定在各種有利文明體系運作的「正確」位置上，接著再利用知識、道德和權力來讓人相信，這些事物之所以是「正確的」、「道德的」和「合法的」，那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是這樣或那樣的緣故。語言不斷利用道德、法律和知識等觀念與行動的「禁令系統」，將一些能夠滿足某些人，而不能夠滿足另些人；能夠滿足某個時期的人，而不能滿足另一個時期的人的價值觀念與道德勸說，銘印深刻在每一個行動者的意識與行動之中。每一個人都在語言的現實化過程中不斷被逼著要向現實世界屈服和妥協。

當行動者逐漸屈服於語言的現實性之後，一方面，他會無意識地藉由語言來把結構化的社會行動模式銘印鐫刻到自己的意識中，然後形成個人化的意識型態。這一個人化的語言意識型態，能夠不斷為行動者生產和強化集體的行動規範，使行動者能對事物的意義與行動的目標產生標準化的認識；並在共識的基礎上「自動地」按照標準化的行動規範來相互共事。語言建立世界的方式是，它能藉由溝通化的過程把他人的期望傳遞給我們，然後再讓我們按照自我對「他人期待」的想像，把自己導向他人、把他人的世界觀和自我的世界觀融合為一，最後再產生一套我們的世界「就是如此」、「應該如此」和「只能如此」的想法和觀念。

語言的統治活動其實並不單獨藉由語言而運作，事實上，語言的統治還需另外配合語言以外的其他機制才能順利運作。這些機制包括：宗教團體、軍隊、學校、科學研究中心、商業團體、傳播機構、司法機關等等。這些團體和機構密切地與語言合作，並一起形成一個分工詳盡，組織龐大的社會控制結構，並且行動一致、目標一致地（即使手段不同）共同捍衛一個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壓抑性文明結構。以語言為中介的社會控制結構，不斷透過各種暴力化或非暴力化的方式來向行動者宣示，現存的規範結構和語言邏輯結構，就是唯一合法、且唯一合理的行動方式和思考規則。並且它還會不斷向社會行動者表明，自己就是行動者慾望和理智的真實投影。但其實，現存的語言並不真的反映、也不真的對映出行動者內在真實的慾望態度和想法；現存的語言只是反映、並訴說著在行動者之外、並把行動者牢牢地像緊箍咒般地套緊到一塊兒的那個壓抑文明結構的意圖和運作邏輯罷了。

以語言為主角的社會控制結構，挾其絕對的優勢和無以倫比的力量，不斷向行動者掩飾慾望存在的事實；而且它還不斷把關係顛倒著說，讓行動者誤以為現存的語言就是個人內心世界的合理「反映」或是理性智慧運作的結果；除此之外，它還刻意造成行動的一切行動都是出自個人自由意願的假象；語言不斷把行動者塑造成「主體」，好讓他們能在最自然的情況下，自動成為現有社會統治結構的宣傳導師或捍衛戰士。如此一來，就沒有人會懷疑或反對現存的文明；而文明也能藉由語言主體的自我言說，使現存的統治關係和壓抑性的文明結構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

每一個在語言符號系統底下擁有意義的社會事物，都是社會統治的「結果」，也是社會統治的「原因」。這些意義的存在，不斷讓社會中的人、事、物成為其所是，以及其所當是。由語言符號系統所構成的社會控制結構，不斷在社會運作的過程中，利用語言和語言的言說者來將行動目標殊異、利益取向殊異、價值觀念殊異的不同行動者，固定在集體目標和集體利益一致的社會行動格局與規範框架之中。最後，語言終於使自己成為整個社會控制結構當中，最神秘、最暴力、也最難以被質疑和被推翻的統治首腦人物。

然而，語言的社會統治過程並不總是通暢無阻的。因為，行動者的慾望―意即，語言所極力要壓抑的對象―它總是能夠躲藏在語言之外的潛意識之中，不斷找尋適合的機會來向語言常規進行挑戰。

娛樂歡愉感的發生和獨立於行動者、約束著行動者和塑造著行動者意識的客觀語言規則有關。雖然，這套語言常規是行動者壓抑的最大來源，但它同時亦是行動者改造生活常規的一個契機。因為，語言的壓抑會導致反語言慾望衝動的產生；一個處處受到語言限制的行動者，隱藏在他潛意識中的「悖反常規」慾望，會不斷呼籲他、要求他、逼迫他盡力去尋找各種可能脫困的自由機會。一旦「潛意識」擺脫常規語言的限制，或因為某種意外而突然置身於常規語言的缺席之處，此時，失去常規語言牽制的潛抑衝動，便會一擁而上地把意識的理智和道德性暫時衝垮。如此一來，歡愉感就能在「悖反常規」娛樂歡愉活動當中出現。

人們總是不得不靠語言來生活，但卻又總是想要脫離語言常規的限制。語言常規使人養成思考的「慣性」；這種語言慣性能夠為人的行動和思考帶來便利性。然而，一旦指導行動和詮釋意義的常規語言因為某種緣故而突然終止運作時，行動者便會立刻陷入到不知所措、進退失進的「失神」狀態之中；之前，被語言所禁錮的慾望衝動，由於不再受到語言的牽制，語言的慣性力量會使「潛意識」猛力地向定型化的常規意義系統和穩定的社會次序結構進行衝撞；緊接著，能指符號與所指對象間「不言而喻」的穩定關係被打亂了，導致指導行動的語言常規忽然在混亂、無所依據的狀態下受到終止，於是，慾望以更激烈的方式，而向四面八方擾動起來；最後，人們因為文明壓抑，而長期忍受的嚴肅、緊張、不安與不滿的感覺，就會在瞬時片刻間，像是活塞引擎裡突然被引燃的油氣一般，以「爆炸似」的方式，將汽缸裡的高壓快速轉換成輕鬆、樂趣、歡笑和喜悅的情緒。隨後，行動者就在這個「規範的真空領域」裡，被這股自由自在的「內燃」力量，壓迫著向前推進。於是，快樂就產生了。

娛樂歡愉活動的快感，它的形成實際上代表著社會控制結構已預先對個體慾望進行施壓，以致於個體才會在其被壓抑的心態結構內，醞釀並培養出一系列足以引發「悖反常規」衝動行為的潛抑能量和潛在嚮往自由的心態。由於社會控制結構一再對行動者施以各種制式化的壓力，導致後者對常規生活產生厭惡而被迫到社會規範較鬆散或社會控制力較不顯著的場合中，特別是在娛樂場所這樣一種合法的消費場域中，利用他自己壓抑能量昇華而成的行動者自為能力去主動創造出各種具「悖反常規」意義的行為。而行動者也能在「悖反常規」活動中，不斷藉著各種「反語言」的策略來擾亂常規意義的穩定次序，讓社會控制結構的語言規範暫時瓦解，最後終於使鬱積在行動者潛意識中的緊張與壓抑情緒得以迅速被釋放出來，並形成所謂的「娛樂歡愉感」。

由此看來，喜劇說穿了，不過就是痛苦被掩蓋起來的悲劇罷了；喜劇的發生總是以悲劇的存在為其前提的。

社會生活無疑就是一場大悲劇！然而，在悲劇之後，為了將人的憂傷情緒一掃而空，於是喜劇又接著被安排上演。為了等待喜劇的來臨，人們不斷心肝情願地忍受生活中的每一場悲劇。

悲劇與喜劇的穿插，使社會世界成為一齣意義豐富的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