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棄生〈賣兒翁〉參考資料


一、作者介紹部分
（一）名字
關於洪棄生的名字，據洪炎秋〈先父洪棄生先生傳略〉所言，「先父諱攀桂，學名一枝，字月樵；臺灣淪陷後，改名繻，字棄生。」其中最通行的是洪月樵、洪棄生兩個。至於「洪繻」一名，並不甚通行。
洪棄生早期的名字：攀桂、一枝、月樵，都和科舉有關。「像『月』亮上的『樵』夫，『攀』折『一枝』『桂』樹樹枝」，指的是科舉登第。

典故出處：《晉書‧郤詵傳》：「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後因以「折桂」、「攀桂」謂科舉及第。杜甫〈同豆盧峰知字韻〉：「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四：「今試期日近，若迷戀于此，不惟攀桂無分，亦且身軀難保。」李漁《奪錦樓》第一回：「那些未娶少年一發踴躍不過，未曾折桂，先有了月裏嫦娥。」

台灣割讓後，洪棄生的名字則透露著抗日的昂揚之氣。繻、棄生，同出於「棄繻生」的典故。此外洪棄生還曾用「洪棄父」這個名字在大陸刊印書籍。「棄父」，即「棄甫」，意思近於「棄生」。

典故出處：《漢書‧終軍傳》：「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繻，帛邊。書帛裂而分之，合為符信，作為出入關卡的憑證。「棄繻」，表示決心在關中創立事業。後因用為年少立大志之典。王績〈晚年敘志示翟處士〉詩：「棄繻頻北上，懷刺幾西遊。」杜甫〈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之二：「虙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吳偉業〈感舊贈蕭明府〉詩：「授簡肯忘群彥會，棄繻誰識少年裝。」

棄生的意思並不是「放棄生命」，固然台灣割讓使洪棄生悲痛難抑，然而他取這個名字的用意，卻不是消極地了此殘生，而是積極地想有所作為。

（二）著作
洪棄生的全集，主要有二種，第一種為《洪棄生先生遺書》，第二種為《洪棄生先生全集》。兩種內容大同小異，主要差別在於前者為毛筆抄寫（部分內容為活版排印），後者全為鉛字打字。後者應當是據前者打字而成，但如果詳細比對，內容仍有差異。例如前者的《寄鶴齋試帖詩集》、《寄鶴齋制藝文集》，後者便未收錄。
關於前者的出版經過，可參考洪炎秋〈「寄鶴齋選集」弁言〉一文，敘述甚詳（見附錄）。至於後者，出版於1993年，據洪炎秋過世（1980年）已有十三年，因此洪炎秋未及述及。臺灣省文獻會於1993年前後，出版了連雅堂、洪棄生、吳德功等同時代文人之全集。該版本以鉛字打字，較易閱讀；且為政府出版品，得以贈送給國內各圖書館，流通較廣。

（三）三臺掌故
「三臺掌故」，此語出自彭國棟《廣臺灣詩乘》。原文為「其所為詩，多繫三臺掌故。自清末政治設施，以逮臺亡前後戰守之跡、日人橫暴之狀、民生疾苦之深，皆著於篇。信乎不愧詩史。」三臺，即臺灣的代稱。為什麼叫三臺？即北臺、中臺、南臺，合稱三臺。（類似的說法：山西稱為三晉、福建稱為八閩、印度稱為五天竺或五印度）至於三臺掌故，指的是洪棄生的詩涉及許多臺灣的時事。嚴格說來，洪棄生的詩不太詠臺灣的歷史，但卻常常詠臺灣的時事。他所寫的「清末政治設施，以逮臺亡前後戰守之跡、日人橫暴之狀、民生疾苦之深」，皆為時事。稱之為「掌故」，似微有不妥。然而透過他的詩，我們得以瞭解清末、日治初的臺灣，故「掌故」云云，乃對今人而言，而非對作者而言也。

二、課文串講
（一）課文意譯
男者奴，女者婢，田園稼穡生荊杞。昨日催科到閭里，求生不生死不死。老妻典盡禦寒衣，老農賣盡耕春耜。今日家中已無餘，所未盡者惟有子。

男孩賣給人當奴，女孩賣給人當婢。田園荒蕪，長滿野草，然而昨天催租收稅的僚吏催到鄉下地方來（按：早年官府都只跟大租戶收租的，但「變法」之後，已經改成跟小老百姓收租了），小老百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稅賦暴增，人們繳納不起，老太太賣掉了冬天要禦寒的衣物（先度過秋天再說），老農夫賣掉了明年春天才要用的農具（先度過冬天再說）。現在什麼都賣掉了，只剩下兒子還沒賣。如今人家來催科，為了繳稅，連兒子也得賣了。

欲別泣漣洏，欲往何處依？皤皤雙白髮，何日再生兒？出門得溫飽，勝在家中饑。養子已無期，生子復幾時？旁人聞之心骨悲，老翁吞聲前致辭：

要離開啊，老夫老妻與孩子涕淚交流；孩子你出去，將要依靠誰啊？而家中二老頭髮都已經斑白了，什麼時候才能再生兒子呢？孩子啊，你出去給人當奴僕，至少主人會給你飯吃，總比在家裡挨餓強。這輩子要養孩子已經沒指望了，要生孩子，更是遙遙無期。一旁的人，聽到慘狀，不禁悲從中來，老農夫忍淚吞聲，向我說道：

「吾台前日稱樂土，不知何人造嶮巇？量盡田園增盡賦，地無膏腴民無脂；人事天災一齊下，哀鴻嗷嗷何所之？重以役胥如貙虎，削朘不得須臾遲。

「我們臺灣以前是塊樂土，賦稅不重，但不曉得是什麼人啊，將賦稅增重到教人無法負擔。他們覺得臺灣農民很肥，要丈量盡土地、增加我們的賦稅，不讓我們有一點點私匿。土地的收成、人民的收入，都被徵收殆盡。有時候遇到天災，跟人禍一起來（因為凶歲、歉收，一樣要繳稅），遍地災民，都不曉得該往哪裡去。加上那些丈田、收稅的辦事人員，比虎狼還兇惡，他們要我們限期繳稅，就算繳不出來，也不稍寬限。

我願君心光明燭，燭盡逃亡田家屋；蜂蠆不得生其毒，民雖赬尾無魚肉。」嗚呼此語天地為之哭！

唉！先生，我希望你的心地光明，能夠聖明燭照，去照見那些逃亡的農民們。希望來日你當官時，不要讓那些毒蜂似的胥吏有機會上下其手，老百姓本來就已像紅尾的魴魚一樣勞累，別再剝削、欺凌他們啊！」嗚呼！聽了這些話，天地都要哭泣啊！（按：雖字解釋為「本來」，無字解釋為「毋」）

此處較有爭議的是「我願君心光明燭」的「君」字，是不是指作者？依上下文看，將君字訓為你，似較通順。至於「希望來日你當官時」這樣的解釋，亦非毫無根據。洪棄生曾有〈問民間疾苦對〉一文，文末有陳太守的批語曰：「他日為人父，其願宏此遠謨。」清朝時候的洪棄生，尚抱著功名的希望，因此他關心民生的同時，同時也抱著有朝一日當了父母官，一定要好好地抒解人民痛苦，那樣的心情。

（二）〈賣兒翁〉中的民間疾苦
〈賣兒翁〉：一詩中提到「量盡田園增盡賦，地無膏腴民無脂……重以役胥如貙虎，削朘不得須臾遲」，道出清代台灣的民間疾苦。然而土地重畫、依法徵稅，為什麼會被詩人視為惡政呢？

一切依法辦理
　　劉銘傳理臺後，提出清丈土地、增加賦稅的政策。各縣知道這麼做會招惹民怨，皆不奉命；唯獨捐官出身的彰化縣令李嘉棠為了逢迎長官， 急急地下令重新丈量土地，依照新丈量的土地來徵稅。在此之前，台灣土地丈量不清，人民私下開墾了許多土地，都不在官府的登記之內。因此老百姓都還偷偷地保有「外快」，遇到政府徵稅的時候，都還拿得出稅來。此外，台灣還存在一種特殊的「大租」制度，一般老百姓向大租戶繳納租稅，而官府也只跟大租戶徵稅。因此大租戶可以概括承受。他們既有能力應付官府的需要，也不至於向狀況不好的農家急著索租。「下蒙其惠，上獲其報，不與民爭利，亦未嘗不利，寬大之風，二百年如一日。」〈賣兒翁〉的「吾台前日稱樂土」，指的就是這時候的政風。
然而隨著朝廷財政緊縮、加上新政需款孔亟，官方必須想出新的財源來。因此 執政者有了全新的思維：增加土地。增加土地，就可以增加稅收。但是台灣的土地就這麼大，如何增加土地呢？答案是：重新丈量。重新丈量後，農民土地的「數據」會增加。首先，重新丈量，可以把百姓私墾的土地納入登記；其次，溝洫、岡阜都可以計算到土地面積裡；第三，量尺可以做弊，縮短量尺，以增加丈量後的土地數據。全面丈量完土地後，人民的土地雖然沒有增加，但「數據」上卻暴增了。因此人民必須繳納數倍的租稅，一切依法辦理。

專心地收稅
　　重新丈量土地後，官府就不再是只跟大戶催租，而是直接向人民催租了。1888年，令人民領丈單，引發施九緞之變。事平後，官府專心催科。然而土地重新丈量後，人民三年的存糧，只夠繳納一年的租稅。一年才剛繳完，第二年的稅又要繳了。使人民應接不暇，疲於奔命。
此外，收稅人員中飽私囊，兼之態度惡劣，對民咆哮，使人民不勝其擾。明明只有一錢的賦稅，非得剝削數兩，不能滿足。這一切都造成人民極大的負擔。

十種民間疾苦
清丈事件後五年，洪棄生在1893年〈問民間疾苦對〉曾提出十條建議：賑濟宜速、催科宜緩、丁役宜戢、盜賊宜弭、洋教宜防、內教宜敦、農利宜通、蠶桑宜興、兵政宜修、時政可汰。這十條建議，其中多項顯然與清丈事件有關。如「催科宜緩」，指的是應該對人民百姓的催科稍微和緩些，在他們有能力繳納時，才令其繳納。對於已經負債累累的民家，不宜頻頻催繳；對家境寬裕的富紳，則不必和緩，以充實國家稅收。又如「丁役宜戢」，便是指官員的幕賓、門丁、役吏這些基層執法人員索賄風氣過盛，兼之狐假虎威，讓百姓懼怕地方官，因此宜多加整飭。此外，「時政可汰」一項，建議廢除新政中農人的田賦、商人的釐稅；並廢除機器局、鐵路等新建設。前者增加農商的負擔，後者增加所須的款項，也會導致田賦、釐稅無法廢除，人民的負擔無法解除。
　　從這些建議中，可以看出民間之苦苦在何處。本課〈賣兒翁〉，寫的便是一個已無能力繳納租稅的老翁，為了納租，不得以販賣自己的兒子的實況。他向未來可能會當父母官的讀書人訴苦，希望如果有一天，有良心的讀書人當了地方官，要好好地照顧百姓，不能讓底下的人胡做非為。

不知何人造險巇
　　〈賣兒翁〉裡頭的老翁曾說：「吾台前日稱樂土，不知何人造險巇。」詩人溫柔敦厚，未直指其名，但我們讀詩都知道，就是劉銘傳、李嘉棠等人。然而劉銘傳和李嘉棠畢竟是兩種不一樣的官員。劉銘傳是銳欲見功、積極想要有所作為的地方大官；他很想要大刀闊斧地改變，想要增加朝廷的稅收。其出發點固然是良善，但他「慮田之浮於糧」（認為百姓擁有的田產比他們繳交的稅還多得多），因此不免有了「與民爭利」之心。
　　至於李嘉棠，他正是在朝廷財政困難的時候，靠著捐官而當上縣令。他知道朝廷正在缺錢，更知道他的長官希望能收到很多租稅，因此逢迎官長，對清丈與催租二事，雷厲風行；兼之魚肉鄉民、中飽私囊，使人民苦不堪言。
　　洪棄生雖然知道劉銘傳是想要「興利」，但他飽覽古籍，加上久居民間，深知許多「興利」的改革，往往引來許多小人上下其手、從中牟利。因此他並不主張「興利」，只關心「除弊」。如果弊端能消除，利益自然就會出現。他在〈治縣說〉提到：「利之所在，弊即生焉。政之所行，姦即萌焉。」一味地主張生利、主張改革，看似能富國強兵，實際上卻等於製造了「弊」、「姦」的溫床。而〈訐姦論〉一文，更不乏激動地指出：「小人之姦，心雖誤國，跡近謀國。內雖利己，外似利君。」直接認為那些看起來像「謀國」的改革，其實都是「誤國」之舉。

三、延伸閱讀參考
按：此處所錄，皆只取原文中提及「評價」的部分。欲觀全文，可逕翻原書。其中王松《臺陽詩話》、許天奎《鐵峰詩話》、李漁叔《三臺詩傳》等，已收入林正三等編《臺灣近百年詩話輯》，讀者可參考。

連雅堂《臺灣詩乘》摘
「洪一枝字月樵，彰化諸生也，居鹿港。乙未之後，改名繻，字棄生。閉門述作，不鶩外事。「寄鶴齋詩、文矕」及「詩話」，皆可傳也。」
「月樵又有〈詠古〉四首，亦不朽之作也。」

王松《臺陽詩話》摘
「洪月樵（一枝），彰化名諸生；與余神交數載，深以未得謀面為憾。其詩各體俱佳，牢騷之氣、幽憤之懷，時溢言表。」

許天奎《鐵峰詩話》摘
「洪棄生先生月樵，彰化名諸生也。改隸後，杜門不預世事。生平著書甚富，已刊行者，有《寄鶴齋文矕》、《寄鶴齋詩矕》、《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等。一經剞劌，莫不風行海內外。其古體詩如〈留聲機〉、〈阿片〉、〈題科山生壙〉，排律如〈食烏魚〉、〈詠虞美人〉等篇，均已膾炙人口，無容再續。余愛其〈科山生壙〉七律八首，體裁之完備，氣魄之雄壯，用意之深，託辭之雅，無不並臻其妙，洵為集中律詩之翹楚。」

李漁淑《三臺詩傳》摘
「月樵詩甚負才氣，五古亦頗著力為之，可貴也。」
「月樵亦能為古文，以余所見，當不在林幼春、連雅堂、林小眉以下。幼春之文清，雅堂之文健，小眉則思以奇勝，而未能至者也。月樵有〈讀變雅詩說〉一篇，載《臺灣詩薈》第十二，文有深思，蓋以抒其亡國之哀，詞頗雅馴，非俗手所能逮。所撰《寄鶴齋詩話》，分載《詩薈》，自漢魏六朝，以逮明清之交，於諸名家詩，皆有論列，可見其致力之勤……論詩自有其見地，不隨人俯仰。」
「『宋人學古人，往往雜以自己油腔。』月樵所論，不為無見，然余細閱月樵諸作，正坐此病。如『嘆我生此邦，眼淚作飯漿』、『木箱駝砲子，稻草覆釜甑』等句，不一而足，不僅去陶、韋萬里，又豈能與所舉簡齋累句爭衡？大抵月樵天稟未高，乙未以前，足不出州門，學歷未充，觀摩無自，讀書覓句，囿於聞見，俚鄙為多。至編定《寄鶴齋詩集》，盡棄前作，已見其進德之猛，所錄五古諸篇，與昔相較，殆判若兩人，然粗獷處仍所不免。〈詠古〉四首，頗有蒼涼之氣，最為雅堂所稱，實則僅前三首較佳，末篇『壯士揮返曜，英雄挽頹沱』、『大荒蹲獷獥，黑洋發蛟鼉』諸句，抑仍所謂自己油腔耳。」
「江都陳含光丈嘗言：『臺地諸公，似皆致力近體，意以為禮儀筐篚之用，質以建安、元嘉、開元、大曆，或不暇稱也』云云，此為近日風氣如此，而溯之於幼春、雅堂諸賢，雖各抱淹雅之才，其於五言古詩，猶未能肆力為之，以自成門戶，則月樵之作，尤可貴也。」
「聞月樵於乙未割臺後，不肯剪髮，自比殷之頑民。日人屢招不出，旋假他事誣陷，被繫經年，鬱鬱卒。其集中憤惋之詞，隨處可見，如〈自敘〉五首有句云：『抱有殷周器，餓與溝壑填。薇蕨甘如飴，夫豈飲盜泉』，又『出門無高會，日月長西傾。託身棲遠島，室有巨鯨鳴。愧無伐蛟手，寶劍空鏗鏗』……皆可見其志行。」

彭國棟《廣臺灣詩乘》摘
「洪棄生……潛心詩古文辭，所著有《寄鶴齋詩集》、《寄鶴齋古文集》、《寄鶴齋駢文集》、《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八州詩草》、《臺灣戰紀》、《中東戰紀》等書，都百餘卷。余從哲嗣炎秋先生處得《寄鶴齋詩集》鈔本二十五卷……篇章之富，蓋為臺灣第一。其所為詩，多繫三臺掌故。自清末政治設施，以逮臺亡前後戰守之跡、日人橫暴之狀、民生疾苦之深，皆著於篇。信乎不愧詩史。」
「自劉省三撫臺以後，始有鐵路電燈、及近代工業設備，實為建國要圖。棄生詩中頗持異議，蓋時代之囿見也。」

附錄

《寄鶴齋選集》弁言（作者：洪炎秋）

徐道鄰先生在《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出版時，寫了一篇序文，內中說過：「就中國過去讀書人的心理談，作兒子的，刊印他父親的著作，差不多是一種近乎神聖的義務，同時也是一生中最大的滿足。我現在也還有如此的感覺。」徐先生這幾句話，可以說是道破了我數十年來所一直懷抱於衷的心情。因為辜鴻銘先生曾經對我稱讚過先父的文學造詣，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同時，惋惜先父的作品，恐將成為廣陵散，從此絕響 ；所以民國十八年先父去世後，我對於先父遺集的出版，念玆在玆，費盡苦心，多方籌劃，一直到了前年，纔得到成文出版社黃成助先生肯於犧牲血本，予以影印，使我完成這份「神聖的義務」，感到「一生中最大的滿足」。

我為要出版先父的遺集，曾經找過胡適之先生幫忙。有一天，接到胡先生一封信，說他要到上海去，叫我把書稿送給他，他要帶去碰碰看，我就把書稿送給他。可是他從上海回來後，告訴了我，他跟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商量過，高先生說，這種舊文學己經缺乏商品價值，出版後沒有地方銷售，而且一經開例，就不好再拒絕同樣的稿子，所以他們不便接受。這使我非常失望，因為由文化界最有權威的胡適之先生去向出版界最有力量的高夢旦先生推薦，已經達不到目的，那還有什麼別的門徑好走呢？我想來想去，求人不如求己，就下了決心，要自己創辦一家出版社，先出有商品價值的書籍，建立好販賣網，賺出相當的資金，然後再來出版這部沒有商品價值的遺集，半送半賣，就可以完成我這份「神聖的義務」了。

那是民國二十二年距離九一八事變不久，國人正熱心於研究日本事倩，所以我就在北平開設了一家「人人書店」，販賣日本書籍，以維持店費，同時出版新書，以奠定基礎。我為了佈置新書的販賣網起見，親自到上海向開明、民智、北新各書店，抄錄他們全國各地來往的分銷機構，計得三百數十處，回平後就把出版的東西，每種各寄十冊，請他們代售，約定每三個月結算一次，付款補貨。那個時候出版事業是有相當厚利的，譬如定價一元的書籍，成本不過二角，著者版稅一角五分，再扣去寄費以及爛賬等等，至多一角五分，批發七折，可以淨賺二角，也就是可以獲得加倍的利潤。只要所出的書能賣出去，賺錢是絕對有把握的。我經過一年多，把三百多家裡面不守約束的，剔去將近一半，留下有信用的二百來家，繼續來往，因此，每種新書三千冊，很容易推銷出去。我開店時罄其所有，計投資八千大洋，經過三年多的辛苦，已經滾成將近五萬元的好賬，分散在全國各分銷處，還有一萬多元的貨底，存在店中；像這樣滾下去，再過三兩年，出版先父著作的初願，就可以達到了。不意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閥大舉侵略，佔據華北，我政府也決定全面抗戰，各地交通，遂陷於中斷，而我的賬款，因而都成爛賬，書店存貨，也無法推銷，而近十名的店員的生活，不能維持，只好在不久之後，把存貨做為還魂紙的原料出賣，充作遣散費，讓大家各奔前程，關門大吉，而我所懷抱的自力出版先父遺集的壯志，不但未能實現，並且偷雞不著，倒蝕了一把米了。

臺灣光復，我於三十五年回鄉，不久臺灣省政府成立臺灣省通志館，聘請林獻堂先生為館長，林先生要我擔任他的副館長，我當時想要利用這個機構，來出版先父遺集，就欣然前往請示。在談話中間，正好籌備人員把所擬就的該館組織大綱、工作計劃、預算等草案，送請林先生核閱。我心裡暗想，他既然有意邀我當他的副手，這些重要的東西，按理應該先叫我審核一下，然後簽註意見，再送請他做最後的決定。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卻叫籌備人員把它交給同在座上的他的從孫林培英先生，讓他帶回去審核。我對於他的這個措施，就直覺地感到縱使到了通志館去，也無法發生作用，不能達到我想「假公行私」的「陰謀」，所以再跟他閑聊幾句，就告訴他，現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在改組，政府任命我的窗友何容先生為主任委員，何先生也要推薦我去做他的副主任委員，這兩個職務之中，讓我考慮之後，再作決定吧。結果我放棄前者，而就任後者，這個私願，又再落空了一次了。

過了幾年之後，周憲文先生主持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他對於臺灣的文獻，很感興趣，認為這些先民心血所結晶的吉光片羽，任它散佚，實為民族精神的一大損失，因此利用出版經濟研究的刊物的餘力，搜集有關臺灣歷史、地理的古籍，加以整理重印，彙為「臺灣文獻叢刊」，分贈國內外的研究機構，很博妤評。有一次，他想要把先父的《瀛海偕亡記》，加以翻印，收為該叢書的第五十六種，託北大的老學長夏德儀教授，來徵求我同意，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自然是無條件接受了。因為這件事引起我的動機，我就把先父的全部遺集，請夏教授拿去問他可不可作為該叢刊的一種，予以刊行。經過該叢刊的編輯人員審查後，認為先父遺集一來分量太多，二來許多作品，不合風土文獻的標準，三來待刊的資料壓積太多，有這三個原因，只好暫予割愛，結果又把稿子退還給我了。

這些稿子由我收藏，擱了四十多年，總找不到出版的機會，到了前年，纔由國防研究院胥端甫先生熱心斡旋，獲得成文出版社黃成助先生見義勇為，斥資影印，精裝九厚冊，計共五千數十頁，因成本頗高，而又乏人欣賞，以致買者寥寥，雖經黨國中的元老、文化界的巨擘梁寒操先生在《中央副刊》為文揄揚，加以介紹說：

《遺書》內的《寄鶴齋詩話》，從三百篇、楚辭、漢、魏、六朝，以至唐、宋、元、明、清各名家之詩文，皆有所列，先為總述，後作分述，可作文學史讀。遺書內的《駢文稿》有賦、有銘、有序、有書，要皆聲韻鏗鏘，不同凡響。遺書內的《古文集》，有史論、有對策、有書後、有時事，又皆眼高於頂，見解卓犖。至於《八州遊記》、《瀛海偕亡記》、《中西戰紀》、《中東戰紀》諸專著，或則描寫山川形勢，瞭如指掌；或則敘述清廷對外作戰之痛史，允為第一手資料；足徵先生對於古史時事，山川形勢，都有深刻的研究，切身的經歷，所以能夠發為遺民的哀鳴，非無病呻吟可比也。……綜觀先生的一生，做人處世，著書立說，, 都不失「不得志獨行其道」、「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無愧為「君子人」與一個真讀書人也。所以先生的著作，對日據後的臺灣，實能發揮保存國粹、鼓舞民氣的作用；使祖國文化能以延續，民族精神迄未泯滅，來等候五十年後的光復，重新投入祖國的懷抱。讀書人對民族國家的貢獻，真是不可限量的。

梁先生在這篇文章的最末段強調說：

遺書之刊行，不獨愛好文學，及研究歷史者，允宜人手一篇，就是各圖書館、各學校、各文化機構，也應各購一冊，使青年一代，聽聽本省讀書人的呼聲，能以瞭解於臺省籍先賢的亮節高風，真知灼見。不獨是作者之望，也是國家民族之幸。

梁先生這篇文章發表了後，第一位反應的是臺灣省政府陳大慶主席，他曾經派過一個職員前來打聽，說要由中華文化推行會臺灣省分會，購買一些，分贈省立文化機構；雖因經費關係，沒有實行，其厚意卻很叫我感激。此外，梁先生希望各購一部以供青年閱覽的各圖書館、各學校、各文化機構，除了臺大圖書館、中國石油公司圖書室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曾經購買過以外，好像沒有什麼別的買主；至於個人，更是冷落，這個情形，使我非常難過，覺得我這個不肖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黃成助先生，使他大賠血本，弄到將來這些影印出來的「遺書」，恐怕只好拿去蓋甕、覆瓿，或送給小販去包花生米，豈不悲哉慘乎？在我悲觀失望之中，忽然接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來了一封信說：「本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歷有年所，近已出至二百九十餘種，共達五百七十餘冊。棄生先生遺著《瀛海偕亡記》前已收入印行；玆以寄鶴齋詩文各集，篇幅至鉅，無法全刊，經選編《寄鶴齋選集》一種，列作該叢書第三○四種，將於近期出版。敬請惠撰《選集》弁言一篇，以資紀念。」我接到信後，十分興奮，有如撤雲霧而見青天。因為該叢書不是商品，是用來贈送國內外的研究機構的，先父遺著的《選集》得以列為該叢書的一種，普遍流傳世上，愛好傳統文學的人士，看到這部《選集》，也許會由於見到一斑，而興起想看全豹的欲望，進而去搜集《洪棄生先生遺書》的全部作品，則《遺書》流傳的機會，可以因而增大，這樣一來，也就符合了梁寒操先生所希冀的「不獨是作者之望，也是國家民族之幸」了。（61年春節）（選自《閑話閑話》）

洪炎秋註：民國十三年作者因寒假歸省後，要回北平（當時叫做北京）。那時候由臺灣到北平，有兩條路好走，一條由基隆搭乘直航天津的郵船，由天津換坐火車到北平。另一條是坐郵船或商船到門司，從下關改坐關釜連絡船到釜山，換坐朝鮮鐵路到新義州，再換坐南滿鐵路到奉天，由奉天再坐京奉鐵路到北平。前一條路的船隻，雖然要在福州、上海、煙臺或威海衛各耽擱一兩天，以起卸客貨，時間多些，卻可以上岸觀光，而且不必換船，船價也便宜，不過有一麻煩，就是必須請領護照，要看日本警察的顏色，忍受他們種種刁難，所以我們大都採取第二條路線。民國十三年這一年，辜鴻銘先生應日本東京大東文化學院的聘請，前往講學，他的本家辜顯榮先生順便邀請他來臺灣遊歷，並做幾場講演，因此結識了先父，很欣賞先父的人格和學問。這年寒假我要去北平而他要回東京，偶然同搭一條船到門司。他坐的是頭等官艙，我坐的是三等統艙，前者在艙上而後者則在艙底。辜顯榮先生派他的內姪（後來成為他的第二女婿）陳棧治兄服侍他到東京，棧冶兄自然也陪他坐頭等艙。我跟棧治兄是鹿港鄉友，那個時候他也在北平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念書，素來很熱，我貪圖他房間乾淨，空氣新鮮，所以常常到他那裡去閑聊。有一次，他帶我去見辜先生，介紹過後，辜先生馬上教訓我說：「你這個人簡直莫名其妙！你父親的學問，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北京大學那一個教授趕得上他？你不好好在家傳受世業，而到北京去求什麼鬼學問？你讓你父親的那些本領，就此失傳，實在豈有此理！」我回答他：「辜先生的指教，我完全承認。不過家父的那些本領，我怎麼也學不來，所以只好由他去做個舊文學的殿後大將，而我卻要另闢蹊徑，去充個新文化的前鋒小卒了。」他一聽到「新文化」三個字，更是火上加油，正要破口開罵，棧治兄看見苗頭不對，趕緊拉著我告辭逃出，一直到門司，我再也不敢上頭等艙去了。辜先生生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卒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先父生於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卒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年齡比辜先生小十歲，陽壽也短十年。（61.4.傳記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