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01 04:39:28和平是最偉大的戰略！
﹝轉貼﹞韓少功：“文革”為何能夠平穩地結束？(上)
Mar 25, 2006
韓少功：“文革”為何結束？
對于“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為此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并上溯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干脆把“文革”歸因于“權力斗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回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于外國軍隊的占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志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衹是依托一場有關“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成本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說“權力斗爭”和“全民發瘋”，那么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制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么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于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于一個体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線在歷史進程中也誠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离不幵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７０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統布局建設，沒有以紅旗渠為代表的全國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种研發和推廣，縱有后來意義重大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后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象──這一類大事不容忽略。
但這里衹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
◇ 新思潮的誕生
１９７６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１９７３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吁民主，１９７４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矛頭直指文化專制，此類体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体（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种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証，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价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權体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怀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体制的反思。包括共產党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与追隨者，習慣于服從權力的指揮棒，衹是因自己后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問號涌上心頭。胡耀邦后來成為党內“民主”的倡導者，周揚后來成為党內“人道主義”的倡導者，顯然与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离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欲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７０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后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家具熱”──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干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斗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描寫的一伙軍干子弟，也接近這种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証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欲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体。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极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极其复雜的歷史現象，從總体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權体制兩种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征，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蕩，使解放与禁錮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現。１９６６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后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力斗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后兩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后來政策進退失据，反复無常，越來越陷入极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极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蕩著《國際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后來被取締的“民主牆”，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体。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權化整肅，比如１９６８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与高漲，与５０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對ＢＢＣ或者ＶＯＡ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經歷証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种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前提下進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里，民主從來沒有標准範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侖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并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并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隸制兩位一体，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后人并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最難看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极權軌道并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异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与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以后，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象，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怀念著以前那种領導与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种“怀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种“后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后視鏡。
◇ 舊營壘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机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于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１９６７年文）。這從反面泄露出一個事實：由党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体，當時雖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書中描寫的那樣，在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全國恢复秩序之際，受到沖擊的党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构成了實際性主体，并沒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１９７２年以后，經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恢复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机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紅色風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２０世紀是“极端年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語），政治具有多疑、狂熱以及血腥的風格。蘇聯當局在大肅反期間先后處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大半，蘇軍元帥的大半，還有蘇軍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１５名軍區司令中的１３名，８５名軍級干部中的５７名。６０年代的印尼政變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殺了近百萬左翼人士，光是美國駐印尼大使親手圈定的捕殺對象就多達數千。街頭的割頭示眾時有所見，軍人与穆斯林极端組織聯手，在兩年之內每天至少殺害共產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 作為這個血淋淋世紀的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也出現大量非正常減員。一時間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國家暴力所為，一部分是國家失控時的民間暴力所為──但作為長期意識形態薰陶的結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它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權化過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頁。
不過，就大面積的情況而言，混亂与血腥并不是當時事實的全部。紅衛兵“聯動”組織的打殺行為受到了司法追究，廣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數農村的打殺風潮被軍隊緊急制止和彈壓──這一類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精英恢复名譽（如陳毅等），或者恢复權力（如鄧小平、萬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發生在“文革”終結之后。這些有別于蘇聯和印尼的現象，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時期“不虐待俘虜”的政策傳統延續？抑或也得助于中國社會深層“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傳統遺存？……這些問題對于史家而言，也許不能說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團結干部和群眾兩個９５％”，“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等，是針對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來的主流性“文革”敘事中，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名存實亡被大量潑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大体有效卻很少落筆入文。正如同樣是２０世紀的史實，蘇聯的紅色恐怖几乎家喻戶曉，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卻已銷聲匿跡──這很難說是輿論的正常。其實，基本的事實之一是：如果中國也成了蘇聯或印尼，如果鄧小平等大批高層人士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達可夫一樣死于殺戮，或者被某個外國大使圈入捕殺名單，他們后來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結束“文革”的時間就必定大大后延。
(未完，請繼續閱讀下一篇)
韓少功：“文革”為何結束？
對于“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為此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并上溯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干脆把“文革”歸因于“權力斗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回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于外國軍隊的占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志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衹是依托一場有關“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成本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說“權力斗爭”和“全民發瘋”，那么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制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么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于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于一個体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線在歷史進程中也誠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离不幵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７０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統布局建設，沒有以紅旗渠為代表的全國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种研發和推廣，縱有后來意義重大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后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象──這一類大事不容忽略。
但這里衹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
◇ 新思潮的誕生
１９７６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１９７３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吁民主，１９７４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矛頭直指文化專制，此類体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体（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种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証，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价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權体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怀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体制的反思。包括共產党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与追隨者，習慣于服從權力的指揮棒，衹是因自己后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問號涌上心頭。胡耀邦后來成為党內“民主”的倡導者，周揚后來成為党內“人道主義”的倡導者，顯然与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离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欲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７０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后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家具熱”──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干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斗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描寫的一伙軍干子弟，也接近這种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証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欲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体。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极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极其复雜的歷史現象，從總体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權体制兩种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征，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蕩，使解放与禁錮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現。１９６６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后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力斗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后兩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后來政策進退失据，反复無常，越來越陷入极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极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蕩著《國際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后來被取締的“民主牆”，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体。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權化整肅，比如１９６８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与高漲，与５０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對ＢＢＣ或者ＶＯＡ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經歷証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种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前提下進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里，民主從來沒有標准範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侖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并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并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隸制兩位一体，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后人并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最難看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极權軌道并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异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与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以后，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象，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怀念著以前那种領導与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种“怀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种“后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后視鏡。
◇ 舊營壘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机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于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１９６７年文）。這從反面泄露出一個事實：由党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体，當時雖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書中描寫的那樣，在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全國恢复秩序之際，受到沖擊的党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构成了實際性主体，并沒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１９７２年以后，經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恢复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机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紅色風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２０世紀是“极端年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語），政治具有多疑、狂熱以及血腥的風格。蘇聯當局在大肅反期間先后處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大半，蘇軍元帥的大半，還有蘇軍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１５名軍區司令中的１３名，８５名軍級干部中的５７名。６０年代的印尼政變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殺了近百萬左翼人士，光是美國駐印尼大使親手圈定的捕殺對象就多達數千。街頭的割頭示眾時有所見，軍人与穆斯林极端組織聯手，在兩年之內每天至少殺害共產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 作為這個血淋淋世紀的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也出現大量非正常減員。一時間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國家暴力所為，一部分是國家失控時的民間暴力所為──但作為長期意識形態薰陶的結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它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權化過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頁。
不過，就大面積的情況而言，混亂与血腥并不是當時事實的全部。紅衛兵“聯動”組織的打殺行為受到了司法追究，廣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數農村的打殺風潮被軍隊緊急制止和彈壓──這一類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精英恢复名譽（如陳毅等），或者恢复權力（如鄧小平、萬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發生在“文革”終結之后。這些有別于蘇聯和印尼的現象，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時期“不虐待俘虜”的政策傳統延續？抑或也得助于中國社會深層“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傳統遺存？……這些問題對于史家而言，也許不能說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團結干部和群眾兩個９５％”，“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等，是針對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來的主流性“文革”敘事中，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名存實亡被大量潑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大体有效卻很少落筆入文。正如同樣是２０世紀的史實，蘇聯的紅色恐怖几乎家喻戶曉，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卻已銷聲匿跡──這很難說是輿論的正常。其實，基本的事實之一是：如果中國也成了蘇聯或印尼，如果鄧小平等大批高層人士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達可夫一樣死于殺戮，或者被某個外國大使圈入捕殺名單，他們后來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結束“文革”的時間就必定大大后延。
(未完，請繼續閱讀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