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國各省發現，縱使對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會遭到處罰，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態勢。中央政府不得不積極鞏固本身權力，以調動省級官員、嚴刑峻罰、甚至語言暴力來試圖控制地方(Studwell 2002，Ch.11)。由於毛澤東時代即開始的地方分權，使各省甚至各縣市財政自主。縣市、甚至鄉鎮可以自行開徵新稅，以及許多不合法的「費」。這導致後來中央難以調控地方。

不少人以為中國經濟不會出問題，至少在短期內(例如十年)不會崩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國中央控制嚴密。事實不然。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很難了解中國真相，特別僅從官方統計或觀察幾個櫥窗城市(何清漣2002)。最近因為東北大慶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運狀況，但是事實上中國內部農人工人抗議事件層出不窮，有些規模甚大，只是不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國二等公民》(2001，頁9～10)開宗明義，就記錄了中國農民在2000年8月間發生的幾次大規模暴動：首先是江西省四萬農民集體進行五天暴動(多維新聞網)；8月19日，河南省南陽市發生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焚毀十輛警車、一個警亭，十二名警察受傷(多維新聞網)；8月中旬，江西省豐城爆發兩萬農民抗稅大暴動，當局出動兩千武警鎮壓(香港《開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萬名農民起來造反，要求減輕農民負擔(New York Times，9月17日報導)；8月31日，江西省二萬農民暴動(合眾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國際報導)。文內還提到，抗爭事件中產生了不少「農民頭領」「減負英雄」等一呼百諾的農民領袖。

總部設在美國的華文網站多維新聞網，援引中國內部消息說，2000年中國各地共發生十萬件民眾抗議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實際案件遠高於此。

為了解決三農問題，「費改稅」在安徽省試辦一年，據說取得了可觀的效果，準備從2001年全國逐步推廣，並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檢討成果，並宣布要全國通行後，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準備不及，實際上是地方反彈，威脅說一旦施行「費改稅」，要把國民教育停掉。因為「費改稅」使農人負擔減輕四成，相對的，鄉鎮村收入銳減，地方官員說沒有經費辦理國民教育了。原來農村教育佔縣級政府財政開支50％以上，佔鄉鎮級政府甚至高達80～90％。惟認真訪查，發現各級政府都超編，反對「費改稅」，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

改革開放，往市場經濟發展，照理說應該減少政府管制，公務員也應減少。事實卻相反，公務員人數增加，公務預算提高。1978年鄧小平上台，公務員及共黨黨工人數430萬人，1990增加到900萬人，1998年逼近1,100萬人；對應的行政費用佔政府預算比例，從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體察到要在人事案減肥，但各級政府陽奉陰違，先把公務員調往國企單位，再以契約聘回來，並不斷續約，使得統計上公務員減少，但名不符實(Studwell 2002，Ch.8)。

杜拉克(Drucker 2002，中譯本頁180～181)預期十年內中國將分裂，因為現在就有許多像是自治區的地方，對北京「好話說得多、上繳的稅少」，只想從中央得到對當地國企的補助。

9.中國會不會崩潰？

「中國會不會崩潰」是個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它早就應該崩潰了！從各種數據，不論是金融性或實質面、經濟面或社會面、微觀或宏觀、國內專家或國際觀察家，大都認為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Studwell(2002)以「中國夢」(The China Dream；中譯本譯為《中國熱》，有違作者本意)為書名，配合詳盡的資料，從「奇蹟出現」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蹟幻滅」，到第三篇「面對現實」，具體地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種種問題，以及投資中國雖然大都鎩羽而歸，但卻毫無畏懼地前仆後繼，像是朝向光明的撲火飛蛾，最終將發現這恆久的期待，只是大夢一場而已。其最後一章指出蠢蠢欲動、伺機吞噬獵物的兩個危機：一是結構改革未見成效，落得債台高築，成長蝸牛化；這其實與事實相去不遠。二是比低成長更令投資者與人民膽戰心驚的，即對銀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發擠兌；這可導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後果，一旦人民終身儲蓄化為烏有，共黨政權也將一併告終。

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書名已道盡一切。在他長期擔任跨國公司律師，與中國國企與官員的接觸中，發現窘態畢露的國營企業、深陷泥沼的國有銀行、債台高築的政府財政，加上雙軌制改革帶來的貪污腐化、脫離群眾，使中國無力進行體制的變革，只能一再強調「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體、搖搖欲墜時，中國不幸登上了WTO列車，註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導致經濟與政治同時崩潰的結局。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在他九十三高齡出版的《下一個社會》，簡短的提到中國。他以觀察到的官方控制與自由市場混合下的混亂，認為整頓國企而不引起社會動亂，是中國最大的挑戰。目前的情勢發展下去，終將使中國分裂。

外國人對中國經濟前途的觀察，兩個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與黑田篤郎(2002)，算是有比較正面的評價。大前研一研究中國沿海的工業區，認為中國將分裂成六國國家，或說六個新加坡，並成為世界工廠。他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租位子」的遊戲，只要你願意出租，就可以順利發展；而中國正有六塊分區出租。黑田篤郎也是著眼於中國沿海省份的競爭優勢，預期它會成會世界工廠。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慮整個中國的大環境，而他對江澤民與朱鎔基高度評價，簡直到了阿諛奉承的地步。黑田篤郎最後還是檢討了中國的總體表現，並質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稱中國為「世界工廠」只是作為有備無患的思考策略。

最後回到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完整的記錄分析中國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原始累積」。原始累積原本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早期壓榨工人的評語；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所描繪的這個資本原始累積現象，可能不太適合真正的資本主義；但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僚瘋狂累積財富的過程，就像是量身訂製一般適配！何清漣這本《中國的陷阱》，忠實地記錄了大批這些現象。她說，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稱為「權力的市場化」，或說「權錢交換」、「自發性私有化」。地方幹部和其黨羽，利用經濟改革開放，但法制機能尚未建立的空檔(即雙軌制)，手執公共資源的鎖匙，利用攤派費用、貪污、回扣、誇大帳單、轉售公家廉價貨品、公帑炒作房地產和股票等等手段，獲取了龐大的國家財富。其結果引發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包括貧富差距、犯罪、三農問題、黑社會等，非常嚴重。

小說家鄭義出版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鉅細靡遺地記載了中國從森林毀滅、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質災變、耕地流失、水資源枯竭、江河湖庫乾涸、水污染、大氣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種滅絕、礦藏耗盡。從制度面分析中國的生態災難，鄭義認為，主要是因為產權不清、「公有私營」的結果。他預測中國不久將有生態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副標題「當代中國農民考察報告」，述說中國在戶籍政策下，農民變成農奴的悲慘情境。他與李昌平(2002)都記錄了農民如何入不敷出。這些中國本土人士，披露中國問題之深切，令人讀後仍心有餘悸。

10.亂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國經濟崩潰只是時間問題，而且隨時可能發生。台灣怎麼辦？我想有兩個做法：了解真相，宣導真相。

真相是什麼呢？對外資而言，雖然也有賺錢的，但因中國社會極難預期，很多跨國企業大舉投資中國，最後卻認賠撤出。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在中國投資漳州電廠虧本，投資大型醫院則是胎死腹中。其實，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國企業，同樣在中國陰溝裏翻船。麥道飛機製造公司在中國布椿20年，本來想一擊勝過波音公司，結果除了造就了四十椿中美聯婚之外，一事無成，最後還被波音併購。百事可樂1981年率先投資中國，先後成立十五家合資公司，經過20年的慘澹經營，雖然創造了百事可樂在中國銷售超過可口可樂的佳績，但一直沒有賺錢，2002年終於與中國合資者決裂而去。

日本零售鉅子「八百伴百貨」的和田一夫，深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在九十年代投入香港、中國的零售、娛樂市場。九十年代，一向保守的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也進軍中國。新加坡、香港、台灣、日本、歐美等國商人蜂擁而入，炒高房地產、炒熱股票。中國經濟發展佳評如潮，政商名人紛紛往北京朝聖，絡繹於途。在一切講「關係」的中國，中共太子黨成為炙手可熱的拉攏對象。於是，建立關係、搶執照，橫跨汽車、金融、百貨、發電工業、醫院等行業。

1993-94年中國通貨膨脹，政府宏觀調控，政府支出減少，一下子榮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電力開發，一敗塗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業，在中國陣亡，最後連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賠了進去。連精明能幹的李光耀，也在中國栽了跟斗，在蘇州市的造鎮計畫，九十年代一路虧損，到2001年終於放棄。

雖然商人仍舊前仆後繼，不少國家改由政府出面訪問兼簽訂商業契約。這些金額龐大的商機，到頭來還是一籌莫展。

更多真象相繼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壽公司（Dai-IchiMutualLife）和德國格寧集團（Gerling），分別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艱難地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營業執照。但兩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約而同宣布撤資。這對剛剛加入WTO、銳意向外資逐步開放金融業的中國，無異是一記喪鐘。

台灣以小家電掘起的燦坤集團，十五年來在全球家電市場斬獲頗豐，惟獨在大陸內需市場敗陣。大陸《中國企業家》雜誌報導，燦坤集團在大陸市場十多年來虧損三億餘人民幣(4,000多萬美元)，僅2001年就虧損了2,000多萬。

更多但卻很少報導的，是外商受騙。擔任重慶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的新竹市民鮑揚波，在重慶遭吞噬二億元資產，血本無歸落寞回台。中國合資者由入股、霸佔到完全吞併，使他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說：「投資前大陸政府百般承諾，投資後冷漠對待」。另一位受騙的台商林志升，最後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台！有誰會想到，在大陸兢兢業業從事教育事業，最後居然發現有生命危險，乃棄1億5,000萬人民幣投資如敝屣，從四川成都展開三千里驚心動魄大逃亡，最後像偷渡犯一樣由金門搶灘回台(見林志升2002)。從學術界轉行到實務界的台商高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纖維外銷工廠，最後卻被一手提拔的中國青年連騙帶搶，侵佔整個公司(高為邦2002)。這些案件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國商人都夥同法官、檢察官與警察人員，共犯作案。

何清漣(2001，頁386)討論中國九十年代的「權力市場化」「權錢交換」時，就認為腐敗必將滲透到司法部門，導致公義退位。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阿基米德支點」的司法系統，一旦也制度性地淪陷腐敗時，社會道德、人民公義也沒有什麼防線了。這個社會將伊於胡底？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April 21 , 2002

中國即將崩潰？

北京是我們的敵人？

華裔美籍律師章家敦以「中國即將崩潰」一書，預言中國體制將在十年內崩潰，其「看衰中國」觀點勢將引發各界的不同看法。我們以為章先生的看法或許過於悲觀－「中國即將崩潰」，但是國內某些過於樂觀的人士有沒有想到－「台灣挺得住嗎」？以台灣目前的狀況，如果中國真的崩潰了，對我們有好處嗎？筆者爰引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和國內重要輿論的看法，提出幾點淺見，作為觀察章先生預言的參考。

首先，章先生在「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指出：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中國面對全面性的抵制封鎖，投資者卻步，出口外銷金額還相當少，內部政治鬥爭激烈，當時就有人預言，三年內中國必將崩潰，而且可能不起。崩潰的理由看似有理，然而，十幾年後的中國，非但沒有崩潰，現在正逐次躍起中。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近期指出：「在未來廿年內，中國將成為全新型態的政治與經濟實體，在政治領域及市場上將非常具有競爭力，善於創新及能夠承受動盪，而且是僅次於美國，但卻比其他國家更具主導力量的國際經濟與政治強權。」，我們以為大前的看法雖然有某些樂觀的預判，但是，事實也證明章先生的悲觀言論，是值得台灣各界必須進一步深思的重要課題，因為不管悲觀或樂觀，台灣對中共的經貿依存度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希望他崩潰嗎？

其次，該書以金融體制不夠開放來預估，中國將因加入ＷＴＯ而步上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後塵，造成金融大崩盤，也犯了理論爰引的謬誤和預設立場的本位主義。某報社論指出：「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基本上不是金融問題，而是外匯問題。東南亞國家、南韓都是由於外匯不足，在外資大量撤退時，才造成幣值大貶，導致崩盤。反觀當時香港、台灣、中國大陸，外匯存底充足，所以沒有崩潰。」

至於說只要金融體制開放就不會造成金融危機，這也是一面倒的悲觀說法。專家指出：當年台灣之所以未遭受金融風暴的打擊，是由於金融體制還不夠健全和開放，使得政府得以進行各種幹預措施及控管手段才未造成損失。因此，中國大陸即使加入ＷＴＯ，外匯依然充足，行政幹預手段依舊存在，金融大崩潰的預估，只能說是過於唱衰大陸的悲情詛咒而已。

最後，關於因政治鬥爭崩潰的說法，自毛澤東時代及鄧小平去世前後就不曾斷過，迄今十六大權力交班之際，傳言更多。然而大陸經濟開放改革更加接軌國際趨勢，而具有中國特色式的政治鬥爭也將永不止歇。若用政治鬥爭判斷崩潰與否，恐怕是對中國式政治鬥爭的亂中有序與民間社會的企求穩定的不夠瞭解所致。

大前研一指出，在政治上，中國就好比一八○○年的美國：一個具有遠大理想的新興國家，但遍地貧窮。人們總是忘記美國直到一九六○年代才通過民權立法。十年或二十年的經濟成長將提供中國人民資本主義必需的教育。大陸人民將培養出自決與參與的傾向，因為他們將看到自己的努力可以達成何種成果。如此一來，或許可能造就一個民主程度與素養令人驚訝的國家。我們期望大前的預測是事實而不是一種理想！

大前曾語重心長地說，當我們最後面對敵人時，我們將發現自己才是敵人，而不是北京。因為，中國將為世上帶來空前的挑戰和機會。(完)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台灣新聞報，91.04.21，台灣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