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天要去C U”，內地人在香港聽到這句話，一定一頭霧水。它的真正意思是“我明天要去中文大學”。

港人的語言以粵方言爲主體而夾雜英語，這種港式“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自有其發展的因由。英國長期在香港的殖民統治，英語爲官方指定用語，使統治階層的語言成爲強勢語言，教學、營商隨之也用英語。在這種政治、經濟、文化都佔有優勢的情況下，說英語的人雖少，英語卻是學識、身份的表徵。

漢語（普通話）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因此，學會普通話是中國國民的基本責任，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應該如此。

漢語與英語的不同在於︰英語是外語，普通話是我們的民族共同語。在對待英語和漢語時，我們必須認清︰學英語對自身的利益有助，而學普通話是國民的基本責任。一者是工具，一者體現民族的尊嚴和靈魂，此不僅國民個人談吐應該注意，重要的官方講話、文告更不可不察。但是香港上下並不如此。一般市民對普通話與英語的態度，從近期兩個廣告的用語反映出來。一則有關說好英語的廣告，強調可重拾自信，並得到認同。這兩句話的含義非常惡劣，以英語作爲自信的指標，反映出香港人的極端功利心態。另一則廣告是普通話月推出的，這個有關學好普通話的廣告，列出一連串的好處，但全部關乎個人的利益。由此可見，構思廣告的人，用這樣的廣告內容吸引市民，表示港人心態至今未變︰英語仍然具有內在價值，仍然是構築“自我”的要素；而漢語（普通話）全然只有外在價值，它只是“自我”賺取更多利益的手段。

港人說粵語，問題也多。港式“洋涇濱英語”就是以粵語爲基礎而套入英語。這也有多種情況︰一種是在說粵語的過程中，把整句英語套進來；一種是套用個別英語名詞。大凡在香港受教育的人，能不爲風氣所蝕而說純正粵語者甚少，而且教育程度越高，越喜歡在說話中夾雜英語。譬如“我今天回香港大學，明天去中文大學”這句話，普遍的說法是“我今天回 Hong Kong U，明天去 C U”。這當然是十分不良的文化現象，但港人上上下下都這樣說，那就是文化意識薄弱的表現。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常常對具有褒貶色彩的字詞混淆不清。比如“試圖”與“企圖”詞義相同，但是褒貶不一，我們總不能把幫助他人的動機說成一種“企圖”。又如今年上半年非典型肺炎疫情，由於這種病毒傳染力極強，一般人對染病者都會“敬而遠之”，避之則吉。這其實是一種由內心生起的恐懼感，由恐懼而生出排斥，但港人只懂用“歧視”而不知用“排斥”，故有“不應該歧視染病者”云云。須知“歧視”是由價值判斷而來的一種態度，例如對某些人的言行、信仰、生活方式等有所不滿，而産生鄙視之心，這才是歧視；至於對病人的恐懼與疏離，並不涉及價值問題，而是屬於生物本能的自然反應，這稱爲排斥。亂用、濫用名詞，是港人中文水平低落的重要標誌。至於使用煽情字眼，採取潑婦瘗街式的表達方式，更是香港回歸以後中文用語的主流現象，始作俑者是嘩泷取寵的傳媒與顛倒黑白的政客，這是當前香港人語言墮落的又一標誌。

對香港人來說，改善雜劣不純的粵語，說好普通話，爲當務之急。當前，國家正在飛躍，香港人不能總守著七、八十年代的世界格局，以做“國際城市”爲不二法門。我們要到內地發展，但因爲語言障礙而只能局限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與粵方言區以外的同胞交流更有嚴重的窒礙。這實在是今天香港人在融入中華大家庭時所面對的語言窘境。香港政府爲了港人的福祉，亟需以政府之力重點推動普通話的學習，不能再這樣散漫自流。

此外，重視自己的語言，是以尊重自己的文化爲前提。要復興中華文化，則漢語（及漢語方言）的淨化實在必要。漢語（及漢語方言）不論口語還是書面語，都有非常強大的表意能力，但漢語能否健康發展，端賴我們是否具備自覺的文化心靈。

鄧立光博士(香港城市大學 語文學部)

紫荊 總第156期，2003年10月號，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