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28 08:35:50王御風
【歷史】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影響
1947年2月27日晚間，一位在台北市天馬茶房（今台北市延平北路、南京東路口）旁販賣私煙的婦人林江邁，被查緝私煙的「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沒收其私煙，林江邁苦苦哀求，希望查緝員能放他一馬，但查緝員不為所動，在拉扯間更出手打傷林江邁，引起在場民眾群情激憤，該批查緝員在慌亂逃走時，又開槍擊斃一名圍觀群眾，遂使情況失控，許多民眾敲鑼打鼓，號召大家隔天上街頭。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947年2月28日上午，許多民眾走上街頭抗議，並與軍警爆發零星衝突，後來抗議民眾轉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今行政院）門口抗議，不料公署衛兵對抗議群眾無預警開槍，造成多人傷亡，遂使群眾情緒更為激憤，轉進至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報導事件始末，也使得一年來因國府接收，在台灣各地產生的怨氣，瞬間爆發出來，許多地方都發生台籍人士佔領政府機構，並毆打外省人，史稱「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對國府是一大震撼，1945年10月25日，台灣民眾歡騰於國府接收台灣的場面猶在眼前，沒想到不過一年多，就有如此大規模的台灣民眾群起反抗，這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大約有共產黨策動、經濟困難、社會問題叢生、政治歧視、政治腐敗、文化差距等六種說法。以往國民黨多強調共黨策動及文化差距（強調台民的奴化），實際上，共產黨人與二二八事件雖有關連，但其介入的方式、時機、程度、結果，都不足以承擔「策動、主持」二二八事件的罪責或榮耀。 而經濟困難、社會問題叢生、政治歧視、政治腐敗等四項原因，都與來台的接收人員有關係。
陳儀個人雖然很清廉，但其手下的接收人員卻是與國民黨前往各地的接收的人員一樣，只抱著前往接收就會有「車子、房子、金子、銀子、女子」的「五子登科」想法，貪污橫行，原本立意良好的經濟政策，也成為他們搞鬼的好機會，使得台灣在短短時間內，經濟、社會問題均層出不窮。
除此之外，國民黨更將其在大陸的「派系文化」帶來台灣，派系各據山頭，結合台籍政治人物，互相鬥爭，這不僅使得台灣政治混亂，在二二八事件中更是重要關鍵。當時台灣政界的各派系，約略可分為來自大陸的政學系、軍統、CC、孔宋集團、三民主義青年團等，這些派系又結合台灣的政治人物，糾纏複雜。
對台灣民眾而言，這一切都與其想像中的「祖國」相去甚遠。台灣人民對於「祖國」的歡迎，從國民政府來台時受到盛大的歡迎可獲證明，而1946年開始舉行的選舉，吸引大批台灣民眾參與，更說明台灣人民對國民政府的信心。
但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後，不僅貪污橫行，所有權位也被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的理由遭大陸人霸佔，行政長官以下各級處長縣市長，僅有三位縣市長是台灣人，其他二十位均為外省籍，官員更是多半為大陸籍， 讓原來以為國民政府來了後，就能夠改變台籍人士無法在政府中任事的台灣人，大失所望。
過去，台灣人厭惡日本人的歧視待遇，罵日本人為「狗仔」。戰後，他們發現他們所熱烈歡迎的祖國，原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此就稱來自大陸的「外省人」為「豬仔」。戰後台灣社會流行的一句話—「狗去豬來」，表達台灣人內心的失望與不滿。不滿之餘，他們自然而然將「狗」與「豬」作了比較，他們發現以前所厭惡的「狗」反而可愛了起來，因此，一些台灣人開始懷念起日本人，動不動就開口閉口說：「日本時代如何如何」。大陸人士看到如此情形，於是忍不住又痛斥「奴化」，台灣人對此益加不悅，兩者文化的摩擦，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
對台灣影響深遠的二二八事件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是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北市發生的緝煙傷人情事，激起民眾久積的憤怒，第二天更多民眾的抗議、請願又遭軍憲機槍掃射，終於使暴動蔓延開來。
第二階段則是28日後，一方面有民意代表、仕紳為主所組成的「處理委員會」進行政治交涉，一方面有若干民間力量收繳槍械、嘗試建軍，企圖以「實力」達成改革政治的要求，陳儀政府則一面妥協讓步，一面向南京政府請求援助。
第三階段，則是劉雨卿的第21軍於3月8日夜間登陸以後，國民政府展開恐怖的鎮壓屠殺，直到5月16日魏道明接任省主席，宣布取消戒嚴，結束「清鄉活動」為止。
要注意的是，二二八事件是逐步擴散至全台，在國府派兵來台前，也不是混亂至不可收拾。大致而言，台北市於2月28日下午起爆發大規模衝突，當天，臨近的基隆、北縣地區也受到波及。3月1日，亂事擴及桃園、新竹一帶；3月2日又蔓延至台中縣市、彰化、嘉義、台南縣市；3日，高雄地區也發生混亂；4日，屏東「三四事件」爆發，花蓮、台東地區也出現狀況，全台各縣市或多或少受到影響，但從3月4日開始，各地秩序就已慢慢恢復，二個有武裝部隊的地區：台中「二七部隊」已移往鄉間，嘉義地區民軍與國軍也展開談判。 基本上，事件和平落幕的機會是存在的。
既然情形並非不可控制，最後為什麼會產生國府派兵來台鎮壓的慘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其實是個關鍵。在事件爆發後，3月1日上午，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參政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推派代表赴公署謁見陳儀，提出請求，陳儀也善意回應。但戰後各政治派系開始進入委員會，2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隨即在全省各地設立。這些派系希望能夠因此讓陳儀的政學系灰頭土臉，極力煽風點火，再配合民氣，使得「處理委員會」這些台籍知識份子逐步提高籌碼，最後在3月5日要求長官公署需半數由台人擔任、實施縣市長民選、公營事業由本省人擔任等政治議題，讓陳儀無法接受，再加上軍統的柯遠芬一開始就認定有共黨介入，並急於立功，終使國府派兵來台鎮壓，這些參加「處理委員會」的台籍精英多半被捕、槍決，成為台灣史上不可抹滅的傷痕。
到目前為止，二二八事件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並沒有正確的數字，眾說紛紜。但其對台灣的影響，並不限於這些無辜生命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喪生者多半為台籍精英，這也使得台灣與外省的「省籍情結」更加發酵，不但帶動「台灣獨立」運動的興起，更使台籍知識份子退出政治界。
戰後初期台灣的知識份子參政意願之高，可從民意代表的組成窺知一二：首先其整體學歷之高，為後面多屆所罕見， 但其變動之大，也是歷屆所不及。 這可說明當時台灣的精英幾乎都投入了選舉，也當選民意代表，在二二八事件中，這批精英更是各地「處理委員會」的中堅份子，因此在秋後算帳時，多半也因此犧牲，使得各地民意機關，已從光復初期所謂「心向祖國、建設台灣」，不避不諱地觸及各類尖銳而敏感的課題，退到二二八事變後謹守地方自治之一隅。 這也使得國府在日後治台時，不再遭遇太大的反抗。
參考書目：
陳儀深，〈論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台灣史論文精選》（台北：玉山社，1996年9月初版）。
李筱峰，《解讀二二八》（台北：玉山社，1998年初版）。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台北：時報，1995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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