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10 16:08:33無差別的路人

楊絳〈丙午丁未紀事:烏雲與金邊(一)〉

楊絳〈丙午丁未紀事:烏雲與金邊(一)〉

 

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不是「革命」的主要對象,尤其像我這種沒有名位也從不掌權的人,─般只不過陪著挨鬥罷了。這裡所記的是─個「陪鬥者」的經歷,僅僅是這場「大革命」裡的小小一個側面。一、風狂雨驟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陰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對默存說:「我今天『揪出來了』,你呢?」

 

他說:「還沒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後他也「揪出來了」。

 

我問默存:「你是怎麼『揪出來』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貼了我幾張大字報。」

 

我倒記得很清楚,當時還沒有一張控訴我的大字報,不過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會前群眾傳看一分文件,傳到我近旁就跳過了我,好像沒有我這個人。再一次大會上,忽有人提出,「楊季康,她是什麼人?」並沒有人為我下定義,因為正在檢討另一「老先生」。會後,我們西方文學組的組祕書尷尬著臉對我說:「以後開會,你不用參加了。」我就這樣給「揪出來了」。

 

「揪出來」的算什麼東西呢,還「妾身未分明」。「革命群眾」天天開大會,我們同組「揪出來」的一夥,坐在空落落的辦公室裡待罪。辦公室的四壁貼滿了紅紅綠綠的「語錄」條,有一張上說:拿槍的敵人消滅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一位同夥正坐在這條語錄的對面。他好像阿Q照見了自己癩痢頭上的瘡疤,氣呼呼地換了一個座位。好在屋裡空位子多的是,我們足有自由隨便就坐,不必面對不愛看的現實。

 

有一天,報上發表了《五‧一六通知》。我們在冷冷清清的辦公室裡正把這個文件細細研究,竊竊私議,忽被召去開大會。我們滿以為按這個指示的精神,「革命群眾」該請我們重新加入他們的隊伍。不料大會上群眾憤怒地控訴我們種種罪行,並公布今後的待遇:一、不發工資,每月發生活費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後,身上掛牌,牌上寫明身分和自己招認並經群眾審定的罪狀;三、組成勞動隊,行動聽指揮,並由「監管小組」監管。

 

我回家問默存:「你們怎麼樣?」當然,學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們倆的遭遇也相彷彿。他的專職是掃院子,我的專職是掃女廁。我們草草吃過晚飯,就像小學生做手工那樣,認真製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規定牌子圓形,白底黑字。文學所規定牌子長方形,黑底白字。我給默存找出一塊長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紙上畫了個圓圈剪下,兩人各按規定,精工巧製,做好了牌子,恭楷寫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自掛在胸前,互相鑒賞。我們都好像阿麗思夢遊奇境,不禁引用了阿麗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學部沒有大會堂供全體開會,只有一個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驟冷,忽有不知何處來造反的紅衛兵,把各所「揪出來」的人都召到大席棚裡,押上台去「示眾」,還給我們都帶上了報紙做成的尖頂高帽。在群眾憤怒的呵罵聲中,我方知我們這一大群「示眾」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見同伙帽子上都標示著名目,如「黑幫」、「國民黨特務」、「蘇修特務」、「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等。我直在猜測自己是個什麼東西。散會我給推推搡搡趕下台,可是我早已脫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來是個「資產階級學者」,自幸級別不高。尖頂帽都需繳還。帽子上的名目經過規範化,我就升級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默存一樣。

 

我和同夥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湯雞,不料從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戲海,稱為「揪鬥」。有一天默存回家,頭髮給人剃掉縱橫兩道,現出一個「十」字,這就是所謂「怪頭」。幸好我向來是他的理髮師,趕緊把他的「學士頭」改為「和尚頭」,抹掉了那個「十」字。聽說他的一個同夥因為剃了「怪頭」,飽受折磨。理髮店不但不為他理髮,還給他扣上字紙簍子,命他戴著回家。

 

我的同夥沒遭這個惡作劇,可是宿舍大院裡立刻有人響應了。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裡挨鬥,有人用束腰的皮帶向我們猛抽。默存背上給抹上唾沫、鼻涕和漿糊,滲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頭髮給剪去一截。鬥完又勒令我們脫去鞋襪,排成一隊,大家傴著腰,後人扶住前人的背,繞著院子裡的圓形花欄跑圈兒;誰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發號施令的是一個「極左大娘」──一個老「革命職工」的夫人,執行者是一群十幾歲的男女孩子。我們在笑罵聲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識到自己的腳底多麼柔嫩。等我們能直起身子,院子裡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並不欣賞這種表演。我們的鞋襪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腳上樓回家。

 

那位「極左大娘」還直在大院裡大聲地恫嚇;「你們這種人!當心!把你們一家家掃地出門!大樓我們來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欄上偵察,不時發出警告:「╳門╳號!誰在撕紙?」「╳門╳號!誰在燒東西?」一會兒又叫人快到大樓後邊去看看,「誰家煙筒冒煙呢!」夜漸深,她還不睡,卻老在喝問:「╳門╳號!這會兒幹嗎還亮著燈?」

 

第二天清晨,我們一夥都給趕往樓前平房的各處院子裡去掃地並清除垃圾。這是前夕不知誰下的命令。我去掃地的幾處,一般都很體諒。有的說,院子已經掃過了,有的象徵性地留著小撮垃圾給我們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卻狠,口口聲聲罵「你們這種人」,命我爬進鐵絲網攔著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掃帚掃不到的臭蛋殼和爛果皮。押我的一個大姑娘拿一條楊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作痛。我認識她。我回頭說:「你爸爸也是我們一樣的人。」因為我分明看見他和我們一起在席棚裡登台示眾的。那姑娘立起一對眼珠子說:「他和你們不一樣。」隨手就猛抽一鞭。原來她爸爸投靠了什麼有權力的人,確實和我們不一樣子。那位姑娘的積極也是理所當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裡忽出現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衛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樓裡的「牛鬼蛇神」去訓話,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掃大院,清除垃圾,還附帶一連串的禁令,不許喝牛奶、不許吃魚、吃肉、吃雞蛋,只許吃窩窩頭、鹹菜和土豆。當時已經有許多禁令,也不知是誰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撐陽傘,不准穿皮鞋等等。我們這群「牛鬼蛇神」是最馴良、最和順的罪犯,不論誰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為一經「揪出」,就不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在人民群眾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與人民為敵,「自絕于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話」是「相信黨,相信人民」。雖然在那個時候,不知有誰能看清黨在那裡,人民又是誰。

 

「極左大娘」不許我家阿姨在我家幹活,因為她不肯寫大字報罵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為家有阿姨,隨便什麼人隨時可打門進來搜查。默存的皮鞋領帶都給闖來的紅衛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機。阿姨撒謊說是公家的,沒讓拿。我教阿姨推說我們機關不准我家請阿姨,「極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關住了大門。阿姨臨走對我說:「你現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壞來了──不過,還是好人多。」這當然是她的經驗之談,她是吃過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嗎?多的是什麼樣的好人呢?──「究竟還是壞人少」,這樣說倒是不錯的。

 

「掃地出門」很多地方實行了;至少,「造反派」隨時可闖來搜查。家家都有「罪證」得銷毀。宿舍裡有個「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燒,扔在抽水馬桶裡。不料沖到底層,把馬桶堵塞了。住樓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為「權威」,他不敢麻痺大意,忙把馬桶裡的紙片撈出漂淨,敬獻「革命群眾」。這就引起宿舍裡又一次「揪鬥」。我回家較晚,進院看見大樓前的台階上站滿了人,大院裡也擠滿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兒匠的愛人,她一見我就偷偷向我擺手。我心知不妙,卻又無處可走,正遲疑,看見平房裡的張大媽對我呶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極左大娘」已經看見我了,提著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階,站在默存旁邊。

 

我們都是陪鬥。那個用楊柳枝鞭我的姑娘拿著一把鋒利的剃髮推子,把兩名陪鬥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邊頭髮,剃成「陰陽頭」。有一位家庭婦女不知什麼罪名,也在我們隊裡。她含淚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著求告,總算幸免剃頭。我不願長他人志氣,求那姑娘開恩,我由她剃光了半個頭。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陰陽頭」的,一個是退休幹部,她可以躲在家裡;另一個是中學校長,向來穿幹部服,戴幹部帽,她可以戴著帽子上班。我沒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頭巾,卻又不能躲在家裡。默存急得直說:「怎麼辦?」我恃強說:「兵來將擋,火來水擋,總有辦法。」我從二樓走上三樓的時候,果然靈機一動,想出個辦法來。我女兒幾年前剪下兩條大辮子,我用手帕包著藏在櫃裡,這會子可以用來做一頂假髮。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鍋做楦子,用默存的壓髮帽做底,解開辮子,把頭髮一小股一小股縫上去。我想不出別的方法,也沒有工具,連漿糊膠水都沒有。我費了足足一夜功夫,做成一頂假髮,害默存整夜沒睡穩(因為他不會幫我,我不要他白陪著)。

 

我笑說,小時候老羨慕弟弟剃光頭,洗臉可以連帶洗頭,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個光頭。果然,羨慕的事早晚會實現,只是變了樣。我自恃有了假髮,「陰陽頭」也無妨。可是一戴上假髮,方知天生毛髮之妙,原來一根根都是通風的,一頂假髮卻像皮帽子一樣,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而且光頭戴上假髮,顯然有一道界線;剪下的辮子擱置多年,已由烏黑變成枯黃色,和我的黑髮色澤不同--那時候我的頭髮還沒有花白。

 

來京「串連」的「革命小將」乘車不買票,公共車輛擁擠不堪,上車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頭擠車。我戴著假髮硬擠上一輛車,進不去,只能站在車門口的階梯上,比車上的乘客低兩個階層。我有月票,不用買票,可是售票員一眼識破了我的假髮,對我大喝一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我聲明自己不是「黑幫」。「你不是黑幫是什麼?」她看著我的頭髮。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麼?牛鬼蛇神、權威、學者,哪個名稱都不美,還是不說為妙。」我腳裡明白,等車一停,立即下車。直到一年後,我全靠兩條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髮就伸手來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當街出彩。我托人買了一只藍布帽子,可是戴上還是行可疑,出門不免提心吊膽,望見小孩子就忙從街這邊躲往街那邊,跑得一溜煙,活是一隻過街的老鼠。默存願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鏡又剃光頭的老先生,保護不了我。我還是獨走靈便。

 

我們生活上許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眾」已通知煤廠不得為「牛鬼蛇神」家送煤。我們日用的蜂窩煤餅,一個個都得自己到煤廠去買。鹹菜、土豆當然也得上街買。賣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樣尖利,眼睛老盯著我的假髮。有個大娘滿眼敵意,冷冷地責問我:「你是什麼人?」我不知該怎麼回答,以後就和默存交換任務:他買菜,我買煤。我每天下班路過煤廠,買三塊大煤、兩塊小煤,用兩只網袋裝了一前一後搭在肩上,因為我掃地掃得兩手無力,什麼都拿不動了。煤廠工人是認識我的,他們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卻十分照顧。我下班趕到煤廠,往往過了營業時間,他們總放我進廠,叫我把錢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餅。有一次,煤廠工人問我:「你燒得了這麼多煤嗎?」我說:「六天買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們聽我還給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給我家送煤的老田說:「乾脆我給你送一車吧。」他果然悄悄兒給我送了一車。我央求他給李健吾和唐棣華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這事不幸給「極左大娘」知道,立即帶著同夥趕到煤廠,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後,聽說「極左大娘」在前院挨鬥了。據說她先前是個私門子,嫁過中央軍的小軍官。傳聞不知真假,反正我們院子裡從此安靜了。有個醜丫頭見了我就跟著臭罵,有個大娘公然護著我把她訓斥了一頓,我出入大院不再挨罵。

 

宿舍大院裡的暴風雨暫時過境,風勢和緩下來,不過保不定再來一陣。「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橫掃」,我們得戰戰慄慄地待罪。

 

可是我雖然每天胸前掛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卻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動」。打我罵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況我所遭受的實在微不足道。至於天天吃窩窩頭鹹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覆自慰:假如我短壽,我的一輩子早完了,也不能再指望自己做這樣那樣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亞《暴風雨》裡的米蘭達,驚呼:「人類多美呀。啊,美麗的新世界……!」我卻見到了好個新奇的世界。二、顛倒過來派給我的勞動任務很輕,只需收拾小小兩間女廁。這原是文學所小劉的工作。她是臨時工,領最低的工資--每月十五元。我是婦女裡工資最高的。「革命群眾」叫我幹小劉的活兒,小劉卻負起監督文學所全體「牛鬼蛇神」的重任,這就叫「顛倒過來」。

 

我心上慨嘆:這回我至少可以不「脫離實際」,而能「為人民服務」了。

 

我看過那兩間汙穢的廁所,也料想我這份工作是相當長期的,決不是三天兩天或十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備了幾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鏟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條做了一個小拖把,還帶些去汙粉、肥皂、毛巾之類和大小兩個盆兒,放在廁所裡。不出十天,我把兩個斑剝陸離的磁坑,一個垢汙重重的洗手磁盆,和廁所的門窗板壁都擦洗得煥然一新。磁坑和磁盆原是上好的白磁製成,鏟刮掉多年積汙,雖有破缺,仍然雪白鋥亮。三年後,潘家珣太太告訴我:「人家說你收拾的廁所真乾淨,連水箱的拉鏈上都沒一點灰塵。」這當然是過獎了。不過我確還勤快,不是為了榮譽或「熱愛勞動」,我只是怕髒怕臭,而且也沒有別的事可做。

 

小劉告訴我,去汙粉、鹽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領取。小劉是我的新領導,因為那兩間女廁屬於她的領域。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領導。她尊重自己的下屬,好像覺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遠勝於她,卻絲毫沒有忌嫉之心,卻對我非常欣賞。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點沒有架子,馬上就拿給我。默存曾向我形容小劉的威風。文學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間屋裡,不像我們分散幾個辦公室,也沒有專人監視。我很想看看默存一夥的處境。一次,我估計他們已經掃完院子,就藉故去找小劉。我找到三樓一間悶熱的大辦公室,看見默存和他同夥的「牛鬼蛇神」都在那裡。他們把大大小小的書桌拼成馬蹄形,大夥兒挨挨擠擠地圍坐成一圈。上首一張小桌是監管大員小劉的。她端坐桌前,滿面嚴肅。我先在門外偷偷和室內熟人打過招呼,然後就進去問小劉要收拾廁所的東西。她立即離席陪我出來,找了東西給我。

 

幾年以後,我從「幹校」回來,偶在一個小胡同裡看見小劉和一個女伴推著一輛泔水車迎面而來。我正想和她招呼,她卻假裝不見,和女伴交頭接耳,目不斜視,只顧推車前去。那女伴頻頻回頭,看了我幾眼。小劉想必告訴她,我是曾在她管下的「牛鬼蛇神」。

 

收拾廁所有意想不到的好處。那時候常有紅衛兵闖來「造反」。據何其芳講,他一次被外地來的紅衛兵抓住,問他是幹什麼的──他揪出較早,身上還不掛牌子。他自稱是掃院子的。

 

「掃院子的怎麼戴眼鏡兒?」

 

他說從小近視。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那位小將湊近前去,悄悄說了不少仰慕的話。其芳後來對默存偷偷兒講了這番遭遇。我不能指望誰來仰慕我。我第一次給外來的紅衛兵抓住,就老老實實按身上掛的牌子報了姓名,然後背了我的罪名:一、拒絕改造,二、走白專道路,三、寫文章放毒。那個紅衛兵覺得我這個小鬼不足道,不再和我多說。可是我怕被人揪住問罪,下次看見外來的紅衛兵之流,就躲入女廁。真沒想到女廁也神聖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樣,可充罪犯的避難所。

 

我多年失眠,卻不肯服安眠藥,怕上癮,學做氣功,又像王安石「坐禪實不虧人」,坐定了就想出許多事來,要坐著不想是艱苦的奮鬥。我這番改行掃廁所,頭腦無需清醒,失眠就放心不眠。我躺著想到該做什麼事,就起來做。好在我的臥室在書房西邊,默存睡在書房東邊的套間裡,我行動輕,不打攪他。該做的事真不少。第一要緊的是銷毀「罪證」,因為毫無問題的字紙都會成為嚴重的罪證。例如我和小妹妹楊必的家信,滿紙胡說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們姐妹了解,又常用家裡慣用的切口。家信不足為外人道,可是外人看來,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祕密或特別的密碼。又如我還藏著一木《牙牌神數》,這不是迷信嗎?家信之類是捨不得撕毀,《神數》之類是沒放在心上。我每晚想到什麼該毀掉的,就打著手電,赤腳到各處去搜出來。可是「毀屍滅跡」大非易事。少量的紙灰可以澆溼了拌入爐灰,傾入垃圾,燒的時候也不致冒煙。大疊的紙卻不便焚燒,怕冒煙。紙灰也不能傾入垃圾,因為準有人會檢查,垃圾裡有紙灰就露餡了。我女兒為爸爸買了他愛吃的糖,總把包糖的紙一一剝去,免得給人從垃圾裡檢出來。我常把字紙撕碎,浸在水裡揉爛,然後拌在爐灰裡。這也只能少量。留著會生麻煩的字紙真不少。我發現我們上下班隨身帶的手提袋從不檢查,就大包大包帶入廁所,塞在髒紙簍裡,然後倒入焚化髒紙的爐裡燒掉。我只可惜銷毀的全是平白無辜的東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務,收拾廁所就為我大開方便之門了。

 

我們「牛鬼蛇神」勞動完畢,無非寫交代,做檢討,或學習。我借此可以扶頭瞌睡,或胡思亂想,或背誦些喜愛的詩詞。我夜來抄寫了藏在衣袋裡,背不出的時候就上廁所去翻開讀讀。所以我儘量把廁所收拾得沒有臭味,不時的開窗流通空氣,又把磁坑抹拭得乾乾淨淨,尤其是擋在坑前的那個磁片(我稱為「照牆」)。這樣呢,我隨時可以進去坐坐,雖然只像猴子坐釘,也可以休息一會。

 

一次我們這夥「牛鬼蛇神」搬運了一大堆煤塊,餘下些煤末子,就對上水,做成小方煤塊。一個小女孩在旁觀看。我逗她說:「瞧,我們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樂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邊跟隨不捨。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願意,我也不大捨得。過兩天,我在廁所裡打掃,聽見這小女孩在問人:「她是幹什麼的?」有人回答說:「掃廁所的。」從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麼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見她買了大捆的蔥抱不動,只好拖著走。我要幫她,她卻別轉了臉不要我幫。我不知該慨嘆小孩子家也勢利,還是該讚嘆小孩子家也會堅持不與壞人為伍,因為她懂得掃廁所是最低賤的事,那時候掃廁所是懲罰,受這種懲罰的當然不是好人;至於區別好人壞人,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我自從做了掃廁所的人,卻享到些向所未識的自由。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人,有一套習慣的文明禮貌,雖然常常受到「多禮」的譴責,卻屢戒不改。例如見了認識的人,總含笑招呼一下,儘管自己心上不高興,或明知別人不喜歡我,也不能見了人不理睬。我自從做了「掃廁所的」,就樂得放肆,看見我不喜歡的人乾脆呆著臉理都不理,甚至光著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絕沒有誰會責備我目中無人,因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這是「顛倒過來」了意想不到的妙處。

 

可是到廁所來的人,平時和我不熟的也相當禮貌。那裡是背人的地方,平時相熟的都會悄悄慰問一聲:「你還行嗎?」或「頂得住嗎?」或關切我身體如何,或問我生活有沒有問題。我那頂假髮已經幾次加工改良。有知道我戴假髮的,會湊近細看說:「不知道的就看不出來。」有人會使勁「咳!」一聲表示憤慨。有一個平時也並不很熟的年輕人對我做了個富有同情的鬼臉,我不禁和她相視而笑了。事過境遷,群眾有時還談起我收拾廁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許多人的關心和慰問,尤其那個可愛的鬼臉。

 

1987-04-06/聯合報/08/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