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指出，當時包含繼承與創新的混亂、保守與開放的對立、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選擇等嚴重問題，特別是要求民主改革的民意聲音非常之大。

他說，綜觀這些問題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其實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由修憲做起。

以下是李登輝在中央大學的演講全文：

李光華教務長、沈國基院長、資管系何靖遠主任、各位教授、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登輝受邀到中央大學的「菁英講座」，來和年青世代的你們見面感覺十分高興。來到校園，我充分感受到年青人的活力，同樣地，也讓登輝感覺到自己也跟著年青起來了。各位都是台灣未來的希望，尤其是處於新時代的考驗當中，年青人如何自我超越，擔負起新時代的使命，應該是當前年青人首要體認的課題。為此，我要以「新時代台灣人：我的『脫古改新』」為題目，來向大家提出報告，請大家指正。

一、前言

登輝出生在台灣，成長在台灣，工作更在台灣，對台灣所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也因為如此，對台灣人民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哀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待，有朝一日，希望能夠為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民的尊嚴做一點事。

我本來立志要當一個學者，後來有機會參與政府政務工作，因為偶然的機會，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對於已經決定為台灣打拼的我，長期以來內心究竟想些什麼？思考邏輯是什麼？又是如何將這些思考化為實踐行動，擺脫威權統治，打開台灣的民主新時代。這樣的一個過程，在已經卸任多年的今天，登輝覺得有必要清楚說明。

二、外來政權統治下的「新時代台灣人」

台灣有四百年的歷史記錄，經過了六個不同的外來政權統治，造成台灣人在斷裂的時代經過。特別在一九四○年代，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當時，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代表盟軍接受「中國(不含東三省)、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及台灣之日軍投降，「台灣」因此被中國國民黨軍事佔領，受到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前後兩個環境是，由強調「天皇」、「天下為家」的「日本帝國」，轉換成為中國國民黨「天下為黨」的「中華民國」，兩個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受到日本統治達五十年，已經進入現代化的台灣，轉換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對台灣人而言，當然造成政治與社會力學的作用與影響，所以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其原因，就是在於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學校講台灣話，就被罰運動場跪；在終戰後，國民政府統治的時候，講台灣話也一樣要遭受處罰。我深深體會到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沒有辦法走自己的路，開創自己的命運。日本時代如此，戰後的國民黨政權時代，仍然沒有改變。

在這種情形下，台灣人深刻的產生「新時代台灣人是什麼？」這個新問題。就是「新時代台灣人」的自覺開始。

由此可見，「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再度建立「身分認同」，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品，也就是外來政權刺激台灣人，讓台灣人有機會確立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之絕對意識。對自己了解自己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兩種生命形式、兩種世界、兩種時代邊緣人的意識，進一步說，就是認定自己乃是過去與未來連鎖的新一環，而且把未來從過去拯救出來的新思維，否認過去，建立新的未來。這種「新思維」，指的就是「一個獨立的〈台灣人〉」，從自己內部產生追求自主的動力。也就是以台灣人為中心的個人主義，首先必須確立台灣的存在，才能進一步救台灣。這種「新時代台灣人」所特有的力量，就是台灣人要求當家作主，要求民主改革的集體民意。

三、中國的託古改制

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說：「我們所擁有的大部分世界圖像概念都是繼承自先祖；而這些圖像概念是在人的生活經營之中作為確固信念體系而發揮作用的。」依照這個說法，中國已有數千年歷史，應該是個文明進步的國家，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

中國歷史從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下來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

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歐洲人以中國為例，所提出「亞洲式的發展停滯」的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誇大妄想的皇帝一統的重新出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封鎖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是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只不過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權位的鞏固、國土的擴大，以及財富的剝削外，很少為政治的改革而努力，這都是所謂的亞洲的價值。歷史上說得出來的政治改革，只有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宋朝時代的王安石變法、清朝末期的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無可置疑的，每個朝代，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講的「託古改制」，其實說是「託古『不』改制」比較接近事實。

四、我的脫古改新─脫離亞洲價值

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為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對台灣尤其需要重新檢討。登輝於是提出「脫古改新」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登輝在一九八八年接任總統時，國家的大略背景是：台灣是「中國法統」的根據地，國民黨政權是以威權方式進行統治。這樣的背景，內中包含了繼承與創新的混亂、保守與開放的對立、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的選擇等嚴重問題。特別是要求民主改革的民意聲音非常之大。綜觀這些問題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其實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由修憲做起。

當時登輝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黨藉國大代表在國民大會中佔有絕對多數，所以國民黨是一部具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但問題是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老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但是時代的進步是無法阻擋的，最後保守勢力還是被民主潮流打敗。登輝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在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也就是六次修憲工作。達成主要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灣人民選舉、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由於改革工作的先後完成，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已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再推進到「台灣中華民國」新位置。這個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

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向前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在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領土包括中國領土，不符合事實；中國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也不能同意。同時這種主張領土交叉持有的現象，是非常危險的。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於是登輝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中國有效統治大陸。

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關係能夠得到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登輝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國家根基，當時我把他稱為建立「新台灣文化」。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的實現。

五、結語│我是誰

台灣「脫古改新」歷史大業的完成，實現了此種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工程，使台灣得以改頭換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新紀元，令人欣慰。

登輝在生命途程中，一向目標意識明確，且始終朝目標前進。經歷各種不同人生體驗，我終於悟得了「不是我的我」的人生正確意涵，也是新時代台灣人的真實意義。其實，這個意涵，也正是到今天，我辯証成長的生命完整寫照。以上報告，是登輝從政歷程，以及人生體悟的一點心得，謹提供各位參考指教，謝謝大家！

前總統李登輝5日指出，在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領土包括中國領土，不符合事實；中國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也不能同意，他認為同時主張領土交叉持有的現象，是非常危險。

李登輝昨晚受邀至中央大學的「菁英講座」，與學生對談，並以「新時代台灣人：我的『脫古改新』」發表演說。

李登輝指出，中國歷史從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下來的帝國體制，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5000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他說，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歐洲人以中國為例，所提出「亞洲式的發展停滯」的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

李登輝表示，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誇大妄想的皇帝一統的重新出現。

李登輝認為，中國的5000年歷史，都是封鎖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是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只不過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他說，歷代皇帝大多忙於權位的鞏固、國土的擴大，以及財富的剝削外，很少為政治的改革而努力，這都是所謂的亞洲的價值。

李登輝指出，歷史上說得出來的政治改革，只有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宋朝時代的王安石變法、清朝末期的戊戌變法和立憲運動，可惜都失敗了。

他說，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無可置疑的，每個朝代，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但「託古改制」，與其說「託古『不』改制」比較接近事實。

李登輝表示，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為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對台灣尤其需要重新檢討，於是他提出「脫古改新」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李登輝強調，「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他說，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李登輝指出，在台灣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領土包括中國領土，不符合事實；中國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也不能同意，而同時這種主張領土交叉持有的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他說，為了解決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他在1991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停止國共內戰 ，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中國有效統治大陸。

李登輝指出，1991年，他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他說，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關係能夠得到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李登輝表示，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他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國家根基，當時我把他稱為建立「新台灣文化」。

李登輝強調，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的實現。

陸生當面問兩岸　李登輝：別一天到晚說台灣是你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