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媒體像數餃子一樣計算著墜樓人數，郭台銘帶著數百記者，到深圳富士康現場，公開安撫情勢。記者問：還會不會有人跳樓？郭台銘說，在邏輯上及科學上，他都無法保證不再發生。詎料，當日深夜就爆出第十二跳。

此事發生在「世界工廠」的中國，發生在全球最大且在諸多領域最頂尖的電子專業製造廠富士康公司，且富士康又是台商；所以，此事已不只是勞工的血淚事件而已，而是在全球化、中國政經改革與兩岸經濟互動的幾個大架構下，一個必須從全球高度及宏觀角度來嚴肅審視的課題。

大陸媒體《南方周末》的評論可資參考。該報記者化身臥底在富士康採訪二十八天後指出，富士康的工作及待遇均符合規範，最後該報將悲劇的性質歸結為「一代產業工人的命運」。

先從全球化的大架構說起。我們曾經指出：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的「大國崛起」，是列強資本家挾工業革命後的產業競爭力，一方面對內剝削本土勞工，另一方面對外以重商主義、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向弱勢國家進行「軍事／經濟」侵略。然而，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卻主要是因列強資本家為擺脫本國的高工資及高環保，藉「全球化」的名義及「境外外包」的手段，向弱勢國家尋求低成本的生產要素所致；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對準了列強資本家的胃口。因此，中國的崛起，可謂是歷史上首次從廉價勞工推動的「由下而上」的崛起；馬克斯所說的勞動的「剩餘價值」，遂成了中國崛起的槓桿。

再談中國的政經改革。中國從每一個人的職業及每一個人的住房皆由政府安排，轉變到幾乎每一個人都要自己求職謀生；於是，數以億計的弱勢地區青壯人口湧向城市及工廠，他們因應新情勢的艱辛痛苦，不言可喻。北京政府一方面深知，「中國價格」（其實主要是低廉的「中國工資」）及禁止工運，是維持「世界工廠」的主要條件；但是，另一方面，相較於各式媒體上紙醉金迷的繁榮表象，這些在工廠裡年輕青澀的「螺絲釘」們，豈能沒有嚴重的相對剝奪感？北京當局雖亦以《勞動合同法》等手段，設法強化勞工的福利保障；但一方面並未落實，另一方面亦與勞工的人生期許仍有極大落差，他們看不到可以逐步往上爬的人生之梯。這也許就是《南方周末》所說，「一代產業工人的命運」。

這正是中國政經改革的大弔詭：中共號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但現在廉價勞工及窮困的農民卻仍是社會的主體；農工階層在經濟上感覺受到剝奪，在政治上又被別人「專政」，使整個社會如愈來愈蓄勢待發的火山。中共政權必須盡快通過這個過渡階段，始有可能長治久安。

最後說台商。富士康的工作條件，無論在中國境內，或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皆應不能說是血汗工廠。但當中國勞工的相對剝奪感形成了政經壓力，兩岸經濟合作必須超越「代工」的層次，也必須超越低工資的層次；否則，在全球化的平台上，遲早會有人取代「世界工廠」的地位。尤其，台商在大陸的角色特別敏感；或可享有一些政經特權，但也極易形成社會攻擊的標靶。此次大陸及香港媒體對富士康的批評，已經帶有社會歧視的色彩在內，值得注意。

北京當局在審慎處理此事的同時，亦當進行更具高度的省思。一方面，中國在全球化趨勢中，政經改革的比例及速率應更積極一些；另一方面，富士康是相對守法及講理的台商，若將此類社會深層病灶不成比例地歸咎於公司，顯非公平，更且藥不對症，切勿因此使台商心頭蒙上陰影。

此事顯然已經演成「維特效應」的感染現象。但其成因及解決的方法，卻皆潛藏在中國政經改革的深層地帶；不能膚淺地診斷，更不可能以膚淺的藥方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