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無法選擇何時出生，就像她／他無法選擇在哪一個歷史時空下進入大學。

 猶記得那一天傍晚，1986年的秋天，台灣還未解嚴，也許是10月，也許是12月，天氣有點冷。剛成為大學新鮮人的我，參加完一場系上所辦的迎新座談，走在椰林大道上，夜色漸沉。遠遠地，椰林大道盡頭的台大校門口，隱隱的燈光，聚集著人潮。好奇的我，走入人群往前探去，看到聚著光的人群中，有人拿著麥克風，站在破舊的木箱上，旁邊有人手上舉著大海報。演講的人解釋著，海報上畫的是箝制台大言論自由的流程圖。

 我入迷般地忘了回家的匆忙，聽著與看著這些有著成熟卻又略帶純真眼神的學生們輪番控訴大學的不義，他們慷慨激昂的熱情與條理分明的論述深深地吸引了當時十八歲的我。剎那間，我彷彿感受到了小時候閱讀《未央歌》時，所嚮往的那個代表著青年理想主義的大學氛圍。這就是了，這就是我來大學的目的，我在心底呼喊著。我感到相當興奮。所有陳腐的、教條的、不公不義的，都會被批判。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確不同。

很快地，演講會到了盡頭，兩位同學拿出了吉他，介紹即將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美麗島〉，他們說。「美──麗──島」，成長在戒嚴時代，受到黨國馴化教育的我，聽到美麗島這三個字好像觸了電似地，聯想到兒時記憶中的美麗島事件。我有些感歎，更多的是不解──為什麼這些充滿了正義感與理想主義的大學生會和「台獨」掛上邊呢？奇怪的是，當我開始聽他們吟唱起這首叫做美麗島的歌時，我卻不由自主地喜歡上它悠揚的旋律以及動人的歌詞。從此，「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這幾句像童年鄉土般溫暖的歌詞，就留在了我的心版上。

 從黃昏的歌聲開始

如果當初沒有剛好在那個黃昏，走過台大校門口，如果沒有在那個黃昏，聽到美麗島的歌聲，我，還會不會是今天的我呢？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參加過那個「非法的」校園群眾集會後，過了一、兩個月，我走進了一個叫做大陸社的社團辦公室。為什麼會走進這個有著奇怪名稱的社團呢？其實，只為了系上學長的一句話：「台大沒有人在念書，大概只有『大陸社』這個社團還有人在念書吧」。這個被認為「還有人在念書」的社團，吸引了我的好奇心。我按圖索驥地找到了校園偏僻角落裡的這個社團。放膽踏入後，同時驚喜地發現，這個社團隱然就是「那個舉辦非法演講要改革大學的自由之愛」的祕密基地之一。決心要親近這群人的我，在牆上寫著「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的報名海報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加入大陸社之後，果然，我的大學生活開始充滿了知識與行動的驚奇挑戰。從讀書會裡，硬生生地啃著「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論綱」的困頓，到某天在社辦裡因為詢問「謝雪紅」是誰，換得滿室尷尬。「她是台共」，有人好心地以這四個字回答。我在心底質疑這是個「被知識異化」的團體，因為人們用了太多抽象高遠的術語只為疏離彼此。然而，我又無法不被這些知識的魅惑所吸引。我渴望熟讀所有的批判知識，也渴望理解台灣這塊土地上我所不知道的歷史。於是，我開始蹺課，開始讀書，開始牙牙學語，開始咬文嚼字。我真心地相信，學會了這些迷離難解的文字之後，我將會發現人間的真理，而真理的背後必然帶有一個美麗新世界的承諾。

 大一升大二的那個暑假，一封將愛慕隱藏得很好的信問我，「難道，妳就要成為一個馬克思女孩嗎？」。也是在同一個夏天，一個社團學長質問我，正當我們漫步在河岸美好的風光中時，「統獨左右的象限上，妳站在哪一邊？」他嚴肅地問。青春正盛的我，急於回答這些時代的扣問，我參加一個又一個的營隊：從學術研習、台灣文化、校園民主，到議事規則，熱切地像是要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做好一切可能的思想準備。日子，在閱讀、辯論、再閱讀與再辯論之間，溢得滿滿。

大學二年級的我，在校園刊物上發表文章，用批判的概念丈量大學的高度；和同儕一起動手，在文學與歷史之間摸索拼貼關於土地與人民的圖像。當然，我們振筆疾書寫就的文章永遠不會忘記批判政權的不義。

 領受國家暴力，然後離開

 當時，我們是相信「關懷必先了解，學術優於政治」的。只是，隨著校園局勢的步步高升，我們之間，不斷地發生知識與行動倫理的激辯：「我們是盲動主義者嗎？」「誰又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該不該讓大一的學弟妹簽署大學改革請願書？」「除了意識
形態的批判之外，我們有沒有更多深刻的社會分析？」。密密麻麻紀錄著一場又一場討論的筆記簿，我換了一本又一本。像塊急於吸收一切養分的海綿，很快地，我從讀書會走向行動。情勢的不義無法等待我們冗長的倫理思辨──知識不及精鍊，膽識則愈練愈勇，我們沒有選擇地、熱烈地活在後解嚴時代的校園裡。我們相信我們必須扮演改造大學與社會的急先鋒。

 六○年代的歐美學運以及總總激進傳說，在當時，還未被商品化；反叛與革命也並未成為青年美學。但是，各國學生運動的書籍與理論，卻已經在台面下開始流傳。有人會在酒醉後高唱關於革命的搖滾歌曲──似乎只有異鄉需要被翻譯的革命，才配得上青春高貴的血液。只是，校園中發生的事件，也許過於溫和、也許永遠不夠激進，但比起書本裡遙遠在他方的革命，總是更為真實貼近。椰林大道的傅鐘前，三不五時，就有人要辦說明會或演著行動劇。拿起擴音器在校門口演講，即使駐足傾聽的總是少數，也足以讓人熱血沸騰。

 勞工、環保、女性主義、下鄉，我們，在各個議題穿梭間，認真努力地操練著反抗的姿勢。

然後，似乎就在轉瞬間，運動風潮在九○年代那幾年的狂亂裡，像海嘯般地席捲了我們中的每一個人。3月學運，5月學運，417、519，520、10月10日。所有的數字都具有特定的政治意義。我們變得總是在街頭相遇。街頭警察的盾牌與亂棒，就像是青春必須配戴的勳章般地，我們見證領受了國家的暴力。即使是那麼地輕微。然後，我的台語，在街頭學到的字彙永遠很政治，也愈來愈流利。

回想當時，我是在我們的學運被當成真正的學運看待之後，就想要離開了。我渴望認真讀書。運動的熱情與承諾，並沒有被遺忘。但我惶惶然覺得一切並沒有準備好，那些關於「我們的運動」所需要的社會分析。重返研究所後，1994年，我離開台灣，前往西方學院的殿堂，想要將一切屬於集體與運動的過去留在身後。

異鄉學院裡歌德式高聳的象牙塔尖，與湛藍的天空，果然讓我暫時遺忘了紛擾的故鄉。除了努力學習用英文讀書之外，我看戲、畫畫、跳舞、旅行。體會空間與建築。嘗試在異文化裡自在行走。學習用身體，而不是用大腦思考。學習，回到姊妹情誼的分享，不再繼續和男人爭辯。我想，我想要了解，除了運動，除了集體之外，人生的各種可能。

 重遇當年熟識的眼神

終於，我確認，人生是為了求真、求善與求美而來。學術是，運動與政治也是。我們的手段永遠不能也不應異化了原初的目的。學院蜿蜒路上的困頓，像禪修，冥冥之中引領我走向不同的光。那些曾經在記憶中被迫暫時遺忘的理念、路線、矛盾、鬥爭以及國家體制的民主化應不應該具有優位性的討論，如浮流隱現般地轉化成學術的語言，回潛到我的大腦，以另一種全新的面貌和我對話。大雪茫茫的冬天夜裡，綠芽像插電般地迸出枝頭的春天早晨，電腦螢幕前，飄著咖啡香味的窗邊，我在學術格式的寫作中，一字一句，學習用別人聽得懂得的方式，進行一個又一個微小知識的實驗。

2000年政黨輪替後回到台灣。奇妙地，如今，我又回到曾經熟習的校園。椰林大道依舊。只是路上，看不到手工繪製的海報，發傳單的永遠是補習班。BBS上，聽說，偶爾會出現喧鬧的爭辯。

當我站在講台上，講述到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與實踐哲學時，台下有幾雙眼神，開始閃爍著我曾經熟習的那種晶亮。我以平和的腔調告訴學生：馬克思不是用來聱牙詰屈的反叛符碼，也不是唯一基進的意識形態，它可以是一種價值關懷、一種社會分析，或，一種政治路線。──然而，下了課回到辦公室，我心中仍然竊喜，還是有被馬克思凝視的眼神，所召喚的年輕靈魂。

當有學生忍不住在私下聊天時問起，老師，妳看來這麼溫和，當年怎麼會參加學運呢？我有時不想回答，有時也許就說，一切都要怪二十年前的那一天，黃昏的校門口，那首叫做〈美麗島〉的歌是如此迷離與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