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29 10:55:36白七姐妹
無米樂
顏蘭權與莊益增：瘋狂打造《無米樂》奇蹟
【文／陳孟珠】 【2005年8月 Cheers雜誌】
他們的特質，讓人很難抗拒，讓人不知不覺就想親近、聊開來。就像他們的作品《無米樂》，很真、很感人，在樸實無華的影像中傳遞了想法和哲學。
「直到現在為止，我對《無米樂》還是沒信心，許多人認為我們是在『講瘋話』。
我自己也很喜歡在觀眾席中問大家：你為什麼喜歡這部片，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每個人都說阿伯阿姆很可愛，但感動人的電影那麼多，我相信一定有什麼牽動到他們。」
這是紀錄片《無米樂》兩位導演顏蘭權和莊益增的開場白。
儘管這部紀錄片已獲得2004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首獎、南方影展不分類首獎／觀眾票選獎、金穗獎優等獎、台北電影節媒體推薦獎與百萬首獎的雙料肯定，並且創造出國片少有的500萬票房，『叫好叫座』這4個字，我還是覺得好遠，」顏蘭權靜靜的說。
這是顏蘭權第2部較廣為人知的紀錄片作品，也是第一次與導演莊益增合作。雖然名為合作，但莊益增始終認為自己是被拉下水的，「誰叫她是我的查某？！當然要幫她啊，」人稱「莊子」的莊益增用一口鄉土流利的台語誇張的形容，一定是因為大學時期認識了顏蘭權，自己才從過去的白淨小生變成現在這副「外勞」模樣。顏蘭權也承認當初是她拜託莊益增來幫忙，只是幫著幫著，卻有了這令人驚豔的作品。
顏蘭權認為自己算是「衝動型」的紀錄片導演。像第1部紀錄片《地震紀念冊》，就是當初在921地震後看到報導的新聞片段，「覺得（電視）框框之外一定還有其他東西，攝影機背著就下去拍了，」顏蘭權表示，《無米樂》則是因為接了文建會的案子，到台南縣後壁鄉拍攝一部宣導短片，碰上這群可愛的農村人，覺得這些人快要走了，這些景色快要消失了，得有人留下些什麼，替他們發出聲音。「對於下一部片要拍什麼，我不會做周詳的計畫，重要的是引起衝動的感覺。」
禁忌與奇蹟
顏蘭權半開玩笑的說，《無米樂》犯了紀錄片幾大禁忌：農民（相較於比較強勢的是勞工、原住民、性別、宗教）、老人（相對於年輕人和小孩的娛樂性）、過長的時間、沒有衝突點也不煽情。「會有這樣的熱烈回應還真的是奇蹟，」顏蘭權認為，拍這部片時她並沒有設定自己是觀眾，她是涉入其中、跟被拍攝者有情感的，但沒想到觀眾的情緒竟然跟自己一樣。「一個導演會想要去交代觀眾的情緒，當我們決定放棄觀眾的情緒，用自己的感覺來呈現這部片子時，不知道為什麼反而抓住觀眾的情緒？」
公共電視節目《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也不只一次用「奇蹟」2字來形容《無米樂》的成功，因為實在很少有一部紀錄片可以在電視頻道播出2次、全國巡迴影展之後，再上院線還是成功。身為國內唯一紀錄片播放節目《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分析《無米樂》成功的原因，除了導演們在這部片中將生命情境、生命哲學詮釋得很好，導演們的創作安排讓這部片「好看」也是關鍵。「人們的觀影經驗是最直接的，如果攝影畫面不美、沒有陳明章的音樂、沒有阿伯唱歌，這部片還會好看嗎？」和顏蘭權認識、合作已有5年的馮賢賢指出，紀錄片導演通常由於經費不足，得身兼導演、攝影、配樂等工作，因此在美學或音樂處理上都不會是最專業的表現。「但他們這次在《無米樂》進步很多。」
和導演莊益增同為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學生、同時也是《無米樂》的攝影之一，張光宗則分享了他從一位同行、也是工作人員的看法。「能拍到這些如此自然真實的對話與反應，關鍵在於導演們和阿伯阿姆的互動，」張光宗形容，兩位導演一個溫柔、一個鄉土，很得老人家的緣，他們也願意花整整15個月的時間和農民們相處，最終讓受訪者不在意攝影鏡頭，可以自然的對談、生活，也才能捕捉到老農民們珍貴的生命哲學。「如果換做是別人來拍，和受訪者的互動方式又不一樣了，阿伯阿姆可能就會很客氣，也有所保留。」馮賢賢也語帶佩服與珍惜的說，兩位導演性格執著，願意吃苦耐勞做蹲點拍攝，深入、持久的記錄一群人物，是最難能可貴的。
思考，與哲學
對於導演們的優異表現，顏蘭權與莊益增倒是謙虛的表示，「與其說我們是導演，不如說阿伯阿姆是導演，我們被他們引導的力量非常明顯。」「我們只是工具而已，」導演莊益增不假思索的簡短回答。
談起工作之外的生活，兩位導演也坦白的令人驚訝，「我們沒有自己的生活，今天我要拍你，我每天看的是你，腦袋裡想的也都是你的影像。」即使結束拍攝工作，這種情緒仍然持續著。顏蘭權表示，當《無米樂》拍完之後，她卻有一種空空的感覺，「我一直期待能跟他們呼吸一樣的空氣，感受一樣的情緒，但我有嗎？我真的有做到嗎？當稻穗在成長，我眼睛看到的是阿伯的喜悅而已，還是我自己真的感受到那種成長的喜悅？」顏蘭權甚至用自我反省的字眼來描述這段過程。
顏蘭權善於思考，其來有自。
15歲就立定志向要走影像這條路，顏蘭權的國中生活是在二輪電影院中度過。她為了看電影蹺課蹺得凶、從國一之後就再也沒交過作業，「老師說我是最好的學生，因為我繳補習費那天一定會到，但之後人就不見了，」顏蘭權笑著回憶。後來從商專插大時選擇念東吳大學哲學系以及雙修社會系，也完全是考慮到要打好哲學的底子，才能做為將來從事影像創作的基礎。這些決定對於當時小小年紀的顏蘭權，似乎有些早熟。大學就是一頭長髮的顏蘭權，給同學的印象就是愛思考愛討論的女孩。經常跟著社會系、哲學系的討論研究課程，辯論人生哲學。
「我父親是位哲學家，」顏蘭權緩緩回憶，父親只是一個在台灣電力公司上班的小員工，卻善於觀察、思考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他經常跟我聊一些很深奧的問題，對於那時才16、7歲的我來說其實是很痛苦的，」顏蘭權表示，父親經常和她探討生命的意義，甚至父親在最後因罹患癌症病逝之前，還平靜的問她，「為什麼我走了你要傷心難過呢？」「你說，對我而言這樣是不是很殘酷？」顏蘭權反問。
雖然殘酷，但毫無疑問的是，父親開啟了顏蘭權思考的能量。「這些過程是很好的刺激，家人不一定會支持我想做的，但也不會給我壓力。」顏蘭權表示，從大二那年開始她就吵著畢業後要出國念電影，本來家人是不認同的，但她相信最終「成不成功是一回事，不斷訴說是另一回事」。從15歲開始顏蘭權不斷告訴自己和家人、朋友們自己的夢想，她也的確一直往同一方向去。東吳大學畢業之後，遠赴英國雪菲爾（Sheffield）大學完成電視電影製作碩士，同時結束了一段大學感情。
回國之後，卻意外的重拾與莊益增的因緣。雖然莊益增自嘲長得像恐怖份子、送快遞的，又或是外籍勞工，但對於思考這件事，也同樣早熟。
出生屏東里港的莊益增，是道地的香蕉農子弟。從小就安靜、不食人間煙火，也沒有現實感，到了升大學的年紀，便同樣思考起「生命的意義」之類的問題，因此也同樣來到東吳哲學系，造就了和顏蘭權相遇的時空。
不同的是，和顏蘭權對於影像工作的熱情與意志力比起來，莊益增顯得格外冷調。「我是個沒有靈魂的人，」莊益增經常掛在嘴邊，說自己是個虛無的人。他拒絕工作，因為替這個社會工作會為自己感到委屈，不想貢獻自己的能力繼續扶持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你試圖挖掘、拼湊他的性格，你會發現他是個「沒有線的人」，讓你無從依循。
兩個人個性看似南轅北轍，其實卻互補得恰到好處。顏蘭權擅長溝通，採訪時多由她發言；平時顏蘭權粗枝大葉，安排、規畫行程則由莊益增負責。兩人默契十足。
台灣紀錄片的困境
你知道嗎？《無米樂》在電影院中的放映，都是發行公司自己去租投影機來放、也沒有做過專業的混音工程，導致用電視播放的畫質比在電影院還來得好。「要把帶子轉錄成電影院播放的film（膠捲）格式還需要100萬，我們沒有經費，」製作人馮賢賢一語說出台灣紀錄片製作資金不足的嚴重性。雖然她強調，顯然觀眾並不在意影片的畫質，仍然受到這些人物的感動，但經費不足使得創作者經常被迫在品質上做妥協。
導演顏蘭權則是注意到國內紀錄片另一個特有的現象。「台灣的紀錄片導演似乎頭上都有著光環，他們儼然是弱勢族群的代言人，」顏蘭權表示，即使是在紀錄片大本營的英國，也沒有這樣的現象。「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讓我的被拍攝者站出來。觀眾感動的是他們，不是導演，為什麼會把所有的感動與掌聲都給導演？」顏蘭權開心的表示，只要阿伯阿姆出現在放映會上，就沒人要理導演啦，看著他們忙著為觀眾簽名，觀眾真正看見的是他們而不是導演，「這才是紀錄片應該要表達出來的，不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導演有多厲害。」
最終的瘋狂版
最後，回憶起當初影片拍攝結束，進入後製剪接的階段，顏蘭權透露一開始也曾經困在紀錄片應該要有的框框裡，「於是一群很有趣的人被剪到很無趣」，連自己都看不下去。兩位導演於是放下手邊工作，坐著聊起阿伯阿姆的點點滴滴，為什麼喜歡他們，喜歡他們講的哪些話，有哪些好笑的事，隔天就決定要剪一個「瘋狂版」的《無米樂》。「順著影像走，最後我發現剪輯片子是取悅我自己。」
即使有些觀眾不懂紀錄片和其他電影不同的地方，提出諸如「導演腳本寫得真棒」或「導演選這3個演員真會演」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另類讚美，至少那表示有愈來愈多觀眾願意嘗試接觸紀錄片，有愈來愈多人能認同顏蘭權和莊益增替這群農民們發出的聲音，那是一種對生命厚度的尊敬。
【2005年8月 Cheers雜誌】
【文／陳孟珠】 【2005年8月 Cheers雜誌】
他們的特質，讓人很難抗拒，讓人不知不覺就想親近、聊開來。就像他們的作品《無米樂》，很真、很感人，在樸實無華的影像中傳遞了想法和哲學。
「直到現在為止，我對《無米樂》還是沒信心，許多人認為我們是在『講瘋話』。
我自己也很喜歡在觀眾席中問大家：你為什麼喜歡這部片，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每個人都說阿伯阿姆很可愛，但感動人的電影那麼多，我相信一定有什麼牽動到他們。」
這是紀錄片《無米樂》兩位導演顏蘭權和莊益增的開場白。
儘管這部紀錄片已獲得2004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首獎、南方影展不分類首獎／觀眾票選獎、金穗獎優等獎、台北電影節媒體推薦獎與百萬首獎的雙料肯定，並且創造出國片少有的500萬票房，『叫好叫座』這4個字，我還是覺得好遠，」顏蘭權靜靜的說。
這是顏蘭權第2部較廣為人知的紀錄片作品，也是第一次與導演莊益增合作。雖然名為合作，但莊益增始終認為自己是被拉下水的，「誰叫她是我的查某？！當然要幫她啊，」人稱「莊子」的莊益增用一口鄉土流利的台語誇張的形容，一定是因為大學時期認識了顏蘭權，自己才從過去的白淨小生變成現在這副「外勞」模樣。顏蘭權也承認當初是她拜託莊益增來幫忙，只是幫著幫著，卻有了這令人驚豔的作品。
顏蘭權認為自己算是「衝動型」的紀錄片導演。像第1部紀錄片《地震紀念冊》，就是當初在921地震後看到報導的新聞片段，「覺得（電視）框框之外一定還有其他東西，攝影機背著就下去拍了，」顏蘭權表示，《無米樂》則是因為接了文建會的案子，到台南縣後壁鄉拍攝一部宣導短片，碰上這群可愛的農村人，覺得這些人快要走了，這些景色快要消失了，得有人留下些什麼，替他們發出聲音。「對於下一部片要拍什麼，我不會做周詳的計畫，重要的是引起衝動的感覺。」
禁忌與奇蹟
顏蘭權半開玩笑的說，《無米樂》犯了紀錄片幾大禁忌：農民（相較於比較強勢的是勞工、原住民、性別、宗教）、老人（相對於年輕人和小孩的娛樂性）、過長的時間、沒有衝突點也不煽情。「會有這樣的熱烈回應還真的是奇蹟，」顏蘭權認為，拍這部片時她並沒有設定自己是觀眾，她是涉入其中、跟被拍攝者有情感的，但沒想到觀眾的情緒竟然跟自己一樣。「一個導演會想要去交代觀眾的情緒，當我們決定放棄觀眾的情緒，用自己的感覺來呈現這部片子時，不知道為什麼反而抓住觀眾的情緒？」
公共電視節目《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也不只一次用「奇蹟」2字來形容《無米樂》的成功，因為實在很少有一部紀錄片可以在電視頻道播出2次、全國巡迴影展之後，再上院線還是成功。身為國內唯一紀錄片播放節目《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分析《無米樂》成功的原因，除了導演們在這部片中將生命情境、生命哲學詮釋得很好，導演們的創作安排讓這部片「好看」也是關鍵。「人們的觀影經驗是最直接的，如果攝影畫面不美、沒有陳明章的音樂、沒有阿伯唱歌，這部片還會好看嗎？」和顏蘭權認識、合作已有5年的馮賢賢指出，紀錄片導演通常由於經費不足，得身兼導演、攝影、配樂等工作，因此在美學或音樂處理上都不會是最專業的表現。「但他們這次在《無米樂》進步很多。」
和導演莊益增同為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學生、同時也是《無米樂》的攝影之一，張光宗則分享了他從一位同行、也是工作人員的看法。「能拍到這些如此自然真實的對話與反應，關鍵在於導演們和阿伯阿姆的互動，」張光宗形容，兩位導演一個溫柔、一個鄉土，很得老人家的緣，他們也願意花整整15個月的時間和農民們相處，最終讓受訪者不在意攝影鏡頭，可以自然的對談、生活，也才能捕捉到老農民們珍貴的生命哲學。「如果換做是別人來拍，和受訪者的互動方式又不一樣了，阿伯阿姆可能就會很客氣，也有所保留。」馮賢賢也語帶佩服與珍惜的說，兩位導演性格執著，願意吃苦耐勞做蹲點拍攝，深入、持久的記錄一群人物，是最難能可貴的。
思考，與哲學
對於導演們的優異表現，顏蘭權與莊益增倒是謙虛的表示，「與其說我們是導演，不如說阿伯阿姆是導演，我們被他們引導的力量非常明顯。」「我們只是工具而已，」導演莊益增不假思索的簡短回答。
談起工作之外的生活，兩位導演也坦白的令人驚訝，「我們沒有自己的生活，今天我要拍你，我每天看的是你，腦袋裡想的也都是你的影像。」即使結束拍攝工作，這種情緒仍然持續著。顏蘭權表示，當《無米樂》拍完之後，她卻有一種空空的感覺，「我一直期待能跟他們呼吸一樣的空氣，感受一樣的情緒，但我有嗎？我真的有做到嗎？當稻穗在成長，我眼睛看到的是阿伯的喜悅而已，還是我自己真的感受到那種成長的喜悅？」顏蘭權甚至用自我反省的字眼來描述這段過程。
顏蘭權善於思考，其來有自。
15歲就立定志向要走影像這條路，顏蘭權的國中生活是在二輪電影院中度過。她為了看電影蹺課蹺得凶、從國一之後就再也沒交過作業，「老師說我是最好的學生，因為我繳補習費那天一定會到，但之後人就不見了，」顏蘭權笑著回憶。後來從商專插大時選擇念東吳大學哲學系以及雙修社會系，也完全是考慮到要打好哲學的底子，才能做為將來從事影像創作的基礎。這些決定對於當時小小年紀的顏蘭權，似乎有些早熟。大學就是一頭長髮的顏蘭權，給同學的印象就是愛思考愛討論的女孩。經常跟著社會系、哲學系的討論研究課程，辯論人生哲學。
「我父親是位哲學家，」顏蘭權緩緩回憶，父親只是一個在台灣電力公司上班的小員工，卻善於觀察、思考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他經常跟我聊一些很深奧的問題，對於那時才16、7歲的我來說其實是很痛苦的，」顏蘭權表示，父親經常和她探討生命的意義，甚至父親在最後因罹患癌症病逝之前，還平靜的問她，「為什麼我走了你要傷心難過呢？」「你說，對我而言這樣是不是很殘酷？」顏蘭權反問。
雖然殘酷，但毫無疑問的是，父親開啟了顏蘭權思考的能量。「這些過程是很好的刺激，家人不一定會支持我想做的，但也不會給我壓力。」顏蘭權表示，從大二那年開始她就吵著畢業後要出國念電影，本來家人是不認同的，但她相信最終「成不成功是一回事，不斷訴說是另一回事」。從15歲開始顏蘭權不斷告訴自己和家人、朋友們自己的夢想，她也的確一直往同一方向去。東吳大學畢業之後，遠赴英國雪菲爾（Sheffield）大學完成電視電影製作碩士，同時結束了一段大學感情。
回國之後，卻意外的重拾與莊益增的因緣。雖然莊益增自嘲長得像恐怖份子、送快遞的，又或是外籍勞工，但對於思考這件事，也同樣早熟。
出生屏東里港的莊益增，是道地的香蕉農子弟。從小就安靜、不食人間煙火，也沒有現實感，到了升大學的年紀，便同樣思考起「生命的意義」之類的問題，因此也同樣來到東吳哲學系，造就了和顏蘭權相遇的時空。
不同的是，和顏蘭權對於影像工作的熱情與意志力比起來，莊益增顯得格外冷調。「我是個沒有靈魂的人，」莊益增經常掛在嘴邊，說自己是個虛無的人。他拒絕工作，因為替這個社會工作會為自己感到委屈，不想貢獻自己的能力繼續扶持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你試圖挖掘、拼湊他的性格，你會發現他是個「沒有線的人」，讓你無從依循。
兩個人個性看似南轅北轍，其實卻互補得恰到好處。顏蘭權擅長溝通，採訪時多由她發言；平時顏蘭權粗枝大葉，安排、規畫行程則由莊益增負責。兩人默契十足。
台灣紀錄片的困境
你知道嗎？《無米樂》在電影院中的放映，都是發行公司自己去租投影機來放、也沒有做過專業的混音工程，導致用電視播放的畫質比在電影院還來得好。「要把帶子轉錄成電影院播放的film（膠捲）格式還需要100萬，我們沒有經費，」製作人馮賢賢一語說出台灣紀錄片製作資金不足的嚴重性。雖然她強調，顯然觀眾並不在意影片的畫質，仍然受到這些人物的感動，但經費不足使得創作者經常被迫在品質上做妥協。
導演顏蘭權則是注意到國內紀錄片另一個特有的現象。「台灣的紀錄片導演似乎頭上都有著光環，他們儼然是弱勢族群的代言人，」顏蘭權表示，即使是在紀錄片大本營的英國，也沒有這樣的現象。「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讓我的被拍攝者站出來。觀眾感動的是他們，不是導演，為什麼會把所有的感動與掌聲都給導演？」顏蘭權開心的表示，只要阿伯阿姆出現在放映會上，就沒人要理導演啦，看著他們忙著為觀眾簽名，觀眾真正看見的是他們而不是導演，「這才是紀錄片應該要表達出來的，不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導演有多厲害。」
最終的瘋狂版
最後，回憶起當初影片拍攝結束，進入後製剪接的階段，顏蘭權透露一開始也曾經困在紀錄片應該要有的框框裡，「於是一群很有趣的人被剪到很無趣」，連自己都看不下去。兩位導演於是放下手邊工作，坐著聊起阿伯阿姆的點點滴滴，為什麼喜歡他們，喜歡他們講的哪些話，有哪些好笑的事，隔天就決定要剪一個「瘋狂版」的《無米樂》。「順著影像走，最後我發現剪輯片子是取悅我自己。」
即使有些觀眾不懂紀錄片和其他電影不同的地方，提出諸如「導演腳本寫得真棒」或「導演選這3個演員真會演」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另類讚美，至少那表示有愈來愈多觀眾願意嘗試接觸紀錄片，有愈來愈多人能認同顏蘭權和莊益增替這群農民們發出的聲音，那是一種對生命厚度的尊敬。
【2005年8月 Cheers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