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自述退伍之後二度出家:東初老人為我取法名”聖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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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是不可思議的,在大陸來台的老輩法師之中,認識最久的是白聖法師,親近最多的是南亭法師,見面最晚的是東初法師。我在辦理退役的過程中,最先請求的是白聖法師,其次相助的是南亭法師,最後助成的是東初法師。我與東老人第一次的見面,是在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的佛誕節,那是在台北市新公園的音樂台前,浴佛大典尚未開始的時候,是由於我的同學,當時《人生》月刊的編輯性如法師的介紹。東老人為了助成我的出家,盡了最大的努力,他自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的六月下旬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中旬,一直在為我的事情費神,也一直在為我的事情操心,他給我安慰和祝福,當我每遭挫折之時,他必給我鼓勵,我到北投去拜見他的時候,往往也會送我百呀八十元的零用錢。對於一個與他毫無淵源關係的我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而銘感不已的事。
最初,性如法師曾向東老人提起,說我退役之後,重新出家之時,希望能給東老人做徒弟,東老人則說,他對收徒弟一事,並無什麼興趣。後來,隆根法師也代我向東老人提到這個問題,他還是說無多興趣。
漸漸地,我是真的退役了,我是必須重拜師父重新出家了,但還不曾確定,究竟跟誰出家。有一天,我在善導寺說起這個問題,演培法師則說:“現在由你選擇,台灣的大德法師,誰都會樂意成就你出家的。”
以我的看法,從關係及情感上說,應該去請南老人成就;從恩義的觀點上來說,應該是請東老人成就。雖然這兩位大德法師,於德於學,各有所長,都是當今教界不易多得的大善知識。
也有人說:“你曾出過家的,你本來就有師父,何必再找一個師父的帽子戴在頭上?”我卻希望一切從頭做起,一切如法而行。童年出家時,幼而無知,馬馬虎虎還不要緊,現在中年再度出家,絕不可以再事糊塗了。當然,我也明白,既然重拜師父,重行披剃,師徒之間,有互相的權利,也有互相的義務,一個做徒弟的人,權利可以不要,義務卻不能不盡。所謂“師父的帽子”,當系指的是“義務”而言。
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也不是輕易能被任何方式束縛得住的人,所以,我還是決定拜一位剃度師;並在恩義的原則下,我便請求東老人成就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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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我的退役令是從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我也準備於退役生效之後,慎重出家;但在東老人的勸說之下,在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的農歷十二月初一日,我就改了裝,那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性如法師已向東老人辭去了《人生》月刊的編務,東老人命我接替,並且為我取了一個法名叫作“聖嚴”,要在版權位置的“主編”項下刊出;第二是因為文化館自臘月初一開始打佛七,要我隨眾參加。因此,我在臘月初一的早晨,便以出家相和大家見面了。(摘自歸程·聖嚴法師自傳)